他先是花重金买通了周璇最信任的助手朱小姐，周璇在香港拍戏那段时间里，也就是周璇不断耳闻石挥绯闻时，朱小姐从上海赶回香港，当周璇问她是否打听到关于石挥的消息时，她吞吞吐吐地说不太清楚，“不过，那些艺术家都很浪漫，把爱情当游戏，说结婚是坟墓。常常弄假成真，也常常弄真成假的……”
成功拆散了周璇和石挥之后，趁着周璇感情空虚的时候，他便伺机殷勤献媚，用甜言蜜语及温柔体贴来迷惑已身心俱疲的周璇。于是，那些工于心计、虚伪透顶的手段，硬是被诠释成旷日持久的爱慕之心，感动了周璇。再加上那位周璇最信任的助手朱小姐的耳边风，很快，周璇那颗疲惫的心便被朱怀德的糖衣炮弹攻陷了。
1949年春末，周璇随同他到达香港，并与他同居。那时，由于战局混乱，他们在香港便只草率办理了同居手续。
接下来，便是朱怀德早已经拟定好的骗财骗色，他借口回上海安家，并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还要发展自己的事业，但资金周转有点问题，便拿走了周璇的全部积蓄。在周璇满带憧憬的期待中，朱怀德一溜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得知朱怀德失踪之后，周璇所有的梦想成为泡影，她再一次经受了彻骨的伤，而这一次的伤是无法抚平的，因为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却是那个卑鄙的奸商。
毕竟孩子是无罪的，对于一个流过产的女人来说，孩子是那么的可贵。
于是，1950年，她带着怀中的孩子回到上海，并且还千方百计地找到了那个骗了自己全部的朱怀德。
哪知，当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告诉他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那个早已经露出本来面目的男人居然反问道： “这孩子，恐怕和你一样，是领来的吧？”周璇再一次深深地被刺痛，并心灰意冷。面对着这个连孩子都不认的男人，自己全部的积蓄更是不可能要回一分钱。
这一切的遭遇，仿佛一场梦，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空留下一副皮囊而已。随后，周璇在报上刊登了与朱怀德脱离关系的布告。
此刻，周璇面临的是名誉、金钱、爱情皆是空的悲剧，而肚子里的骨肉，也许是她依然坚持着活下去的信念吧。
有人说：爱情之于绝代芳华的女人来讲，大都是一种毒，当你怀着无比的期待和兴奋去把爱情抱在怀里的时候，却不曾想，它随时会变成一条毒蛇，或是一杯毒酒……也许，正是中了这所谓爱情的毒，周璇才会走向崩溃的边缘。
7.落幕无言
适逢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华北和上海，于是，在这些所谓的殖民区，日本人开始大力鼓吹“大东亚共荣”，并拍摄了大量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电影。
沦陷后的上海尽管政局动乱，但抗日情绪却日益高涨，在上海虹口一带的电影院，可谓是门可罗雀，并不时还有抗日标语，这使得日本人很沮丧。
日寇目睹了这次失败，开始转而拍摄一些以恋爱题材为中心的电影，试图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的思想。那时，以张善琨为首的汉奸们，打起了周璇的主意。
周璇是红极一时的明星，为了把她笼络在旗下，张善琨不惜动用黑帮势力来威胁她，这让她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伤害。最后，不得已妥协进了国华。
然而，国华的老板唯利是图，拍电影根本不讲究艺术性，一部《三笑》竟只用七天七夜连轴转就拍成了。历来刻苦认真的周璇，在这种毫无价值的垃圾片中担任主角，有苦说不出。
就这样，周璇的生活在日复一日的高压下开始了恶性循环，抑郁的情绪也日复一日地积累着。
1950年，当她拍摄她一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和平鸽》时，“验血”两个字，像突然的闪电刺破她脆弱的神经，她假戏真做，绝望而痛苦地哭起来，在凄楚的哭声中不断哀诉：“是你的骨肉，就是你的骨肉！验血！验血！”
周璇疯了！她自此丧失了理智，她把水龙头打开，把所有的东西从楼上往下扔，甚至还要把孩子往下扔，幸亏被一位女工抢了下来。她已经不能照料自己的孩子了……
1957年，周璇的病情逐渐好转，她的脑子慢慢清醒了。医生也建议对她实施开放性治疗，即走到社会中去，接触现实，参加集体活动，与人交流，以便更快地康复。5月21日，周璇来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演唱了《天涯歌女》等歌曲。当人们听到“金嗓子”还是那样圆润优美，无不欣喜之至。人们多么希望在银幕上早日见到周璇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作厂决定给她拍摄一部纪录片，赵丹和白沈还准备为她编一个故事片。他们特意编成了一部短片，好让周璇早日和观众见面。
夏天来到了，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周璇来到郑君里家中，初试纪录片镜头。
“这一天她格外高兴，身穿一件深灰色的夜礼服，胸前别着泰国电影皇后送给她的龙舟别针，新烫了卷发，略施脂粉，从她的脸上竟找不出一点病容来。这一天在座的还有赵丹、黄宗英和上官云珠。新闻片摄影师来了，周璇先在镜头前微笑，在朋友们的要求下，还唱了《天涯歌女》的一段。当她唱到‘咱们俩是一条心……’时还向旁边的赵丹微笑。一曲唱罢，掌声四起，大家一起拥向周璇。赵丹高兴地将她抱起来。人们怎能不为久病初愈的周璇的歌声还是那么柔和、富有感情而兴高采烈呢！”
但是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会是周璇留给人间的最后一个镜头。1957年7月19日下午，天气异常炎热，周璇突发高烧，神志不清，被送往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学院住院治疗。学院非常重视，迅速邀请内科、传染病科、神经科的专家会诊，诊断结果为中暑性脑炎。
医院马上尽全力采取了一切措施，并使用了国内最为贵重的药物，但收效甚微。周璇似乎已对这个世界充满厌倦，不愿再回来。幼年失去父母的关爱，青年时艰苦努力，成年后遭遇情感挫折，成名后又被流言飞语包围……这一切的一切，都已大大超出了她的承受能力。她一生中的欢乐毕竟太少了，行云流水般一闪就过去了，而不幸却从她出生那一天就像一根沉重的绳索把她紧紧捆缚。如果说周璇在事业上是成功的，像一组辉煌的交响乐，那么她的生活就是失败的，像一支凄楚哀怨的歌。
8.红颜薄命
1957年9月22日，初秋的上海街头落下第一片树叶时，周璇永远合上了她楚楚动人的眼睛，终年37岁。
周璇于1950年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曾先后写给香港好友、作曲家李厚襄9封信，信中诉说了自己回到上海的思想和生活。后来，这9封信几经辗转，于1975年发表于《万象》杂志。
周璇的9封信，无疑是研究周璇生平的珍贵史料。
在第一封信中，周璇谈及回沪后的喜悦心情：“上海的确很安静呢，一切都没变，仍有很好的西乐唱片听，都是最新的；衣服也随便穿，很是自由的；为什么那些人喜欢瞎说呢，真奇怪什么东西都便宜，生活低；这次回来真是高兴，到底在家舒服呢。”
周璇回沪后，对拍戏感到厌倦，她在信中说：“很多家公司要我拍戏，我真想休息一个时期，能不拍最好。”
周璇还准备去南洋举行演唱会：“我预想一年之后，等小孩长大一点……还是去南洋走一趟，既轻便又能赚钱，你的话不错，趁能赚钱的时候……别将来悲哀，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周璇在最后一封信中，倾吐了内心的痛苦：“现在我是在倒霉，太倒霉！痛苦万分，灰心！你不知道，真气死人了，他们有恶意。”使她“痛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们”又是指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解开这个“谜”。
在周璇弥留之际，她拉住老友的手，用颤抖而低弱的声音，无限凄楚地诉说一件她至死不忘的心事：“我是苦命……一直见不到……亲生……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