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现当代的电话、电报、手机、电脑发明之前，书信曾是最主要的通讯方式。它们是联络人际的鸿雁，传递情感的载体，表达思念的途径。唐杜甫在《春望》一诗中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乱期间，家人离散，得一家书，释思亲之念，何等欣慰！
查阅史籍，我国秦代用竹简写信，以绳捆扎，为了保密，“封之以泥”。唐朝鼎盛时期，曾出现用竹简套装或用厚纸包封的信件。世界各国有用瓶子装信或用蜡丸封信的记载。
我国古代传递诏令、信函，依靠的是遍布全国的驿站。秦代统一中国后，便在全国设置许多驿站，其后的汉、唐、宋、元、明、清均承秦制，一直沿袭下来。我曾看到过一帧魏晋时期驿吏骑着奔马急送文书的绢画。还在短篇圣手汪曾祺的家乡苏北高邮，参观过高邮市盂城驿站的完整古迹，对往昔驿传的组织、体制、实物留下了鲜明的印象。“高邮”，就因秦在高地置一邮亭而得名。至清末1895年，康有为率众撰写的《公车上书》中，建议改古国的驿传为英国式的邮政，寄送公私文书，方可利国便民。同年冬，两江总督张之洞也上奏书，奏请开办国家邮政，并与各国联邮。这一奏章于1896年3月20日获光绪皇帝钦准。从此每年这一天，便作为邮政的节日，举办各种欢庆活动。
从前，英国等海外国家的早期邮政，资费是由收件人支付的。1837年，英国教育家罗兰·希尔有一天住在旅馆里，看到邮差给旅馆女工送来一封信。女工接过信一看，得知是她未婚夫寄来的，立即退还给了邮差，说：“我付不起邮资。”这事促使罗兰·希尔想到，向接件人收取邮资是不合理的，便提议改革邮资交纳制度，实行预付邮资办法。他提出“以一大小恰与邮戳相等的纸片，背面涂上胶液，略润湿后将其贴在信封收件人地名之上的右边”，作为寄信人预付的邮资。他的这一主张，获得维多利亚女王批准。在罗兰·希尔领导下所设计的邮票，于1840年5月1日发售、使用。世上第一批邮票就此诞生。后来欧美、亚洲各国相继仿效，遂成世界邮政付费的惯例，一直沿用至今。如果说，我国汉、唐、宋、元、明、清的驿站均承秦制；那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邮政，咸学英制。
据邮政权威部门披露，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邮政事业获得巨大发展。至2006年，全国已有邮政局、所、代办点6.3万处，邮路总长度达336.9万公里。邮运手段有步差、骑差、自行车、汽车、火车、船舶、飞机，并和世界上近160个国家和地区通邮。尽管如此，我们还不断看到在偏僻地区乡邮员们跋山涉水的辛劳身影。几年前，我和作家朋友们到云南哀牢山深处采风，路遇一个面色黧黑、脚蹬球鞋、身挎两个邮包的女邮递员，从对岸紧紧揪住江上铁索的滑轮溜到我们身边。我好奇地问她：“你送信每天都是这样过江的？”她说：“是的。”“每天走多少路？”“大约40公里。”“邮递员一般都穿绿衣服，你为什么穿红衣？”她腼腆地答道：“我走的路，大都在深山老林里，穿红衣比较醒目，如果有什么危险，便于别人发现。”另一位作家朋友问她：“你每天攀山越岭、穿谷过江走这么多路，一个人不感到寂寞吗？”她微微一笑：“寂寞了我就在路上唱山歌。我从小学会许多山歌。唱起了山歌，壮大了胆子，驱赶了孤独，消磨了时光，路就变短了。快到代办点的村子时，村里人一听到我的歌声，就知道邮递员来了，便拥到村前大树下欢迎我……”我们听了她的话，非常感动，都抢着和她合影留念。但是在通讯手段异常发达的大城市，也有少见的特例。我认识首都某名校一位年事已高、兼当博导的中文系主任，他有事找系里的年轻教员，不打电话，也不打手机，更别说发送手机短信，而是挥毫写信。这种古老的习惯，显得既庄重又有修养，让接信者亲睹书写者的手迹，亲闻字里行间的墨香。如今这一特殊的通讯方式，显示了浮躁急迫的社会生活中，还有老式文人所保存的古风遗韵、所坚守的典雅翰墨生涯。
我国还曾有一种传递紧急消息的信件叫鸡毛信。信上粘有鸟的羽毛，以喻此信必须急送，要快似鸟的飞翔。这种急信，古称“羽檄”、“羽书”。此种羽檄，秦汉时已有，用于征调军队。这种鸡毛信，我们在描述抗战的电影、文学作品中，看到被华北老百姓用于急递军情，收到很好效果，狠狠地打击了入侵的日本鬼子。此外，过去我国拉祜族有在竹片或木片上拴三根鸡毛，作为紧急会议通知的习俗。通知本身没有文字内容，竹木片上刻一刀痕，大口表示大事，小口表示小事。随着通信传递方式的现代化，鸡毛信几近消亡，—但我们不能忘记它在我国各民族生活之中曾起过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