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们谈这个问题，似无必要。哲学系本科生有些是分配的，而你们是博士，是以哲学为业的，可以说是自觉自愿投身哲学这门专业的，当然知道哲学的有用与无用的问题。可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观察问题的眼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市场观念的局限。如果能获得最大经济回报的专业就是最有用的专业，哲学当然属无用之学。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观点作指导，哲学这个冷板凳很难长久坐下去。哲学当然有哲学的效用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作为能思想的人的需要。
就对人的生物性生存来说，就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类直接生存的需要来说，当然最有用的是数理化或其他技术性知识。可人同时是精神性存在。人有精神性需要。哲学可以提高人的人生境界，道德可以规范人的行为，艺术可以增高人的审美情趣和气质，音乐可以愉悦人生、和谐人生。中国历来重视乐教。《荀子·乐论》中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哲学教育、道德教育、美学教育，总之一切人文教育都是人的培养不可缺少的。理工农医以及一切科学技术工作者，都需要培养人文知识，否则会沦为工具化的人，会成为不完整的人。
冯友兰先生说：“哲学本来是空虚之学。哲学是可以使人得到最高境界底学问，不是使人增加对于实际底知识及才能底学问。”老子以为道与为学作为区分标准。哲学是为道，不属于为学。确实，哲学与实证科学对人的教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一者是培养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完善人的道德和提高人生境界；一者是培养人的改造自然的本领，提高人的生存才能。这两者都需要。前者使人成为人，后者使人成为具有某种专业才能的人。可它们又不能只讲分，而必须讲合。空谈哲理而不务实际，会成为空谈家、清谈家；对于这种人，哲学确实会陷于无用，不是哲学无用，而是他根本不打算用，也不善于用。如果只谈实学，重视技能培养而无哲学头脑，则不仅人生境界低、思维能力亦低，在专业领域也不可能取得突破成绩。没有思维方法的突破，很难有实际科学的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变革，就在于把哲学变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法。既发挥哲学自身的思维方法的特点，又避免它与人的具体认识和具体实践相脱离，流于空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应该只是空谈哲学的哲学家，不应该只停留在书本上，而应该直面现实，关注现实，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哲学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同于以往一切哲学家的特点。
周总理是“千古一相”，是新中国的大总管。他在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的才能都是后人无与伦比的。周总理就善于进行哲学思维。1963年4月在同当时埃及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的谈话中，就专门讲到中国人办外交的哲学思想，极其生动地表明了哲学思想的重要性。周总理说：“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然后讲了几条原则：第一，“要对等，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这是中国人协和万邦的思想。第二，“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决不会先对人家不好”。这是中国哲学讲理的思想。处理国际问题，先要占理。谁开第一枪，谁就首先输理。第三，“来而不往，非礼也”。不开第一枪不是无原则地退让，不是软弱可欺，应该有所准备，进行还击。这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第四，“退避三舍”。这就是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让，但事不过三。这样做是为了给予对方时间考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方因此而谨慎行事，可以避免战端，另一种是对方无视警告，只能还击。朝鲜战争就是如此。周总理总结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我们应该从周总理讲外交应该有哲学思想中体会到更多的东西。
如果人作为人只有物质需要，当然可以不要哲学。如果要超越动物生存本能的水平，作为思维着的人来生活，就需要哲学，只有哲学才能提升人的人文和思维素质。哲学之用，大可治国，小可治身。《道德经》中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名言，就极其智慧地说出了治国之道，可以抵得上无数本政治学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