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有理性的,但是你们也会有非理性行为。人是一种具有理性的存在物,但人不仅有理性,即具有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有非理性因素,即不通过概念思维直接表现为情欲的冲动、直觉、灵感、顿悟等。当然人并非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物,人就其本质和主导方面来说仍然是理性存在物。人的非理性是受而且能够受理性制约的。如果非理性因素摆脱理性的支配,人完全由非理性主导,人就会堕落为动物,所谓兽性大发,就是非理性因素压倒理性因素。你们中会有人在朋友集会酒醉时胡言乱语,甚至胡作非为,这时理性已失去作用。至于因失恋冲动而杀人或自轻的事也时有所闻,这也是非理性行为,如果冷静下来,恢复理性思考,就可以避免这种灾难。理性与非理性是构成人的思想情感的两种因素。理性是在人类进化中产生的。人人生而有理性。人类理性思维的能力是与历史发展相伴而行的,它是客观的,存在于人自身。在人类身上,理性与非理性并非绝对对立的,更不是像船舱中的隔断,可以彼此封闭,防止进水。非理性的冲动有时会超越理性,而理性的能力有时会阻挡不住非理性的暴发。非理性因素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人不可能是纯粹的理性动物,重要的是人能以理性减少非理性因素的消极作用。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潮。不能认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各有片面性。在历史上,理性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理性是科学思维的支撑,非理性往往是迷信的温床。封建社会本质上鼓吹迷信,包括对统治者的个人迷信、对神的迷信,提倡盲从,反对人们的独立思考。倡导理性对封建统治不利,对宗教处于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社会秩序不利,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时,理性必然反对迷信。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是理性统治世界的时代,像恩格斯说的是把一切都放在理性审判台进行审判的时代。那时的自然科学家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参与者,都是无神论者。他们既反对封建制度又反对教会统治,他们倡导理性,反对迷信。
当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后,随着人们对理性的极度失望,宗教信仰卷土重来。此时,宗教已不再为封建制度服务,而是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压舱石。人们需要从宗教那里获得医治失望的安慰剂。此时,支撑科学的理性,分化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一些科学家成为工具理性主义者,他们在实验室里、在科学研究中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并不相信上帝能解决科学问题,而是相信数据、相信实验。在科学研究中,他们要问为什么,要寻找答案;可在价值理性方面,他们推崇上帝是最高价值,倾向宗教信仰。在教堂里,他们只有信仰而不研究,从不问为什么,从不寻找上帝能否创造世界以及如何创造世界的科学答案。宗教信仰只关乎个人的生活态度,与自己的科学研究无关。
科学家们信仰宗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科学家,因为他们并不把宗教信仰变为科学研究,也不把科学研究变为宗教信仰。科学研究与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分开的。进实验室是科学家,进教堂是信徒。工具理性与科学同行,价值理性与信仰同行。这种与信仰同行的价值理性中往往渗进非理性的迷信因素。科学与理性结合得牢固与否还要取决于社会因素。在一个以利润为目的的社会,理性是不完整的,它突出地表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理性的发展、工具理性的盛行可以齐头并进。
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对科学理性失望的一种表现,也是对理性的一种反动。我们应该关注科学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缺陷,但不能倡导非理性主义。从叔本华、尼采到后现代主义中的某些思潮,非理性主义逐渐流行。我们应该尊重理性,防止理性主义的片面性,但必须反对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往往是迷信的温床。毫无疑问,宗教的偶像崇拜中包含着非理性因素,因为崇拜中起作用的不是思考,不是理性,而是盲目地相信或盲目地信仰。我们不反对宗教信仰,尽管其中包含非理性因素。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政策。但我们应该批评有些人(包括著名主持人、著名演员等)拜倒在一些大师面前,因为这不是宗教信仰。名人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名人,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能理性地思考。他们的“名”在于他们的本行,在“本行”之外并非都是“名人”,甚至可以显得非常外行。以为名人就是事事有名、处处有名,这是我们对名人的迷信。名人表现出的某种迷信是可以理解的,名人并非理性的化身,同样是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混合物。在他们的专业范围内他们可以理性地判断和行动,可在他们无法理性思考的领域,非理性主义往往容易占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