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仅要掌握基本理论，还要注重运用。要懂得理论运用的正确与否，关键在于是否了解所运用的条件。离开条件谈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肯定是无的放矢。
理论和理论运用的条件是不同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可理论面对的运用条件是变化的、多样的。因此，教条主义和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考虑运用条件。恩格斯在《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说过，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因此，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不了解理论运用的条件，就不可能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自谦自己不知道俄国的情况，因而没有资格对俄国革命前景问题作出判断。
列宁同样非常重视理论运用的条件。他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中说：“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抽象真理和具体真理的区别就在于运用的条件性，把真理视为无条件的普遍适用的真理，就是真理的抽象化。具体真理则是有条件的真理，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条件具体运用真理。所谓条件，就是客观现实。这是考察和解决问题的基点。最危险的是把主观愿望当成客观现实。列宁强调问题不在于愿望，不在于动机，也不在于言论，而在于不以这些东西为转移的客观环境。这就是强调条件的重要性。
有一种观点极其错误而且有害，它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否则何以要中国化？既然要中国化，就说明它不适用于中国，意思是既然要经过化，就说明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无用。这种看法，我归之为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奇谈怪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就强调他们的理论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中国化，可以说在任何国家要发挥作用都必须“化”，即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对各国的实际情况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普遍性理论，它的力量在于运用和结合。你们可以看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凡是能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情况结合的共产党就能得到发展和壮大，相反，则会失去它的影响甚至逐渐消失。
毛泽东当年曾经批评中国的教条主义，“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应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从外面应用马克思主义，表面上是无上尊崇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变为无用之物。毛泽东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还不如狗屎，狗屎还可肥田，这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有百害而无一用。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而且一经中国化就产生不可战胜的力量，就证明它具有真理性和当代价值。中国化证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而不是相反。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具有普遍的真理性，那么无论如何“化”都是无用的。
只有本来正确的理论才有可能化，即具体地运用到各国；对原来错误的理论，无论怎样化都是无用的。近代曾经有各种各样的思潮传播到中国来，但真正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指导中国革命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其他一些思潮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逐渐消失。能中国化的理论一定是具有真理性的理论。
以化和无需化来判断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真理性者，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否定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一条起码的真理，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是有条件的，运用也是有条件的。无处不可用、无病不可医的万灵药，是骗术，不是科学。无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另一种主义，说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离真理超过万里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