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爱育黎拔力八达统治时期，他饱读汉文化经书的功底使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继位后马上采取措施对这样的形势加以补救。在1311年即位的当月，他命令中书省汇集从忽必烈朝初年以来的律令条规。这一汇编工作于1316年完成。直到1323年，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颁行。这个新法典收录了建国以来的法律条文2400余条，分为断例、条格、诏制、别类四大类。《大元通制》和《元典章》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编辑的，是元代法制史的两个里程碑，也是元朝日趋成熟的反映。
虽然爱育黎拔力八达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这种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公元1328年7月，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病死于上都。留守大都的枢密院事燕帖木儿和西安王阿剌式纳失里发动政变，控制大都，遣使迎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京。
9月，图帖睦尔在大都即皇帝位，改元天历，是为文宗。应该说图帖睦尔的继位对元朝来说还不是一个太坏的结果。在元代各个皇帝之中，文宗图帖睦尔有着较深的文化修养，所以，在位期间比较注重文治，他首先建立了专门掌管文化事务的机构。天历二年（1329年）2月，文宗设立了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三品，专掌讲经史之书，考察历代帝王之治。
元文宗不仅要求勘校好的儒家典籍，同时还要求要有自己的“作品”。所以在设立了这些文化机构的当年，元文宗就下令编纂《经世大典》。《经世大典》全名是《皇朝经世大典》，是记载元朝典章制度的会要体政书。9月，文宗命翰林国史院、奎章阁学士院的官员着手搜集、整理本朝的典故，按照《唐会要》、《宋会要》的体例，编纂《经世大典》。
一直到公元1331年5月，完整的《皇朝经世大典》编纂完毕。该书共分为《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10类。每类之下再分若干细目。全书正文880卷，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合计894卷。《皇朝经世大典》是元代一部重要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巨著。为了严格官学的考试制度，文宗在至顺元年（1330年）下令中书省、御史台、集贤院、奎章阁的官员共同主持对国子监学生的考试，合格者按考试成绩分等授官，不合格的留校读书，不得授予官职。
此外，为表示对儒学的重视，文宗还沿用前朝褒扬圣贤的办法。应孔子后裔、衍圣公孔思晦的请求，加封孔子之父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鲁国大夫人颜氏为启圣王夫人，孔子之妻并官氏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后来，又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并对颜回、曾参、子思等人也加封了相应某国圣公称号。文宗用加封儒学先圣先贤的办法来提高儒学的地位。
至顺三年（1332年）8月，文宗去世。文宗在位期间虽短，但他所提倡的文化治国策略影响可谓久远。
整个大元王朝的国家政治策略，从总体上来说经历了大蒙古国时期的纯草原制度时期，及入主中原后的胡汉两制并用的历史时期。但由于蒙古贵族内部对中原汉家文明的戒备与疑虑，汉制最终施行得并不彻底。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着浓厚的草原原始政治情结。而且胡制、汉制间的路线斗争，在大元王朝的中期时常出现，导致国家政局不稳。细致分析，蒙元王朝历经了“从大漠胡风，到中原汉制”的国家政治策略的变化路线。
6.农工商运，兴盛京都
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之争，是大元王朝初期有关国家经济战略方向的关键之辩。原来，蒙古统治集团是个草原游牧民族，因此在进入黄河流域初期，他们即尝试着用自己擅长的畜牧业代替中原农业生产。后来幸好由于耶律楚材的劝阻而作罢，从而避免了中原文明的一次大灾难。元朝正式入主中原后，元世祖时曾一度重视农业，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均促进了元朝的经济发展。
1270年，忽必烈下令朝中设司，由农司掌管农桑水利，御史中丞为大司农卿，督课各地方官劝农。司农司还颁行农桑之制十四条，作为督率农业生产的依据。忽必烈一朝，北方和两淮地区，农业渐得恢复。江南和边疆各地区则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元朝首先加强的是对荒地的开垦政策，1277年，元朝规定，各处荒地在限期内允许旧主认领；逾限，允许自愿耕种。1286年，朝廷又下令募人开垦荒地，每丁拨地百亩，三年后再依例纳税。经过垦荒，两淮地区逐渐出现变废墟为良田的景象。屯田和边境的开发对于元朝建国后的巩固也是十分必要的。元朝建国后，在各行省立屯田以助军饷，分军屯、民屯两种。据1308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120余所，垦田面积约在20万顷以上。北达漠北，南至海南都进行屯田，对各边境地区的开发，起着显著的作用。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更需要相应的水利建设。元朝初年，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属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秦家等古渠，灌田9万余顷；又开辟中兴、西凉、瓜、沙等州的旱田为水田。忽必烈以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统领南军子弟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
元朝除了在农田开垦上花了大力气外，还在种植的内容上作了细致的研究。木棉的推广就是成功的典范。木棉的种植在江南一带被推广得更为普遍。桑哥执政时，曾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10万匹。桑哥败后，罢废6处木棉提举司。但朝廷仍在各地征收木棉，每年不下50余万匹。
成宗时，木棉布开始列入正赋，说明木棉的种植和纺织，已遍及于民间。北方地区在金代种棉甚少。只是西北地区从回鹘略有传入。北方民间甚至仍流传着木棉是“垅种羊”的传说（城上种羊脐，从土中生长）。耶律楚材到了西域，才知有木棉。赋诗说：“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棉，是为垅种羊。”元代北方也逐渐推广种植木棉。王祯《农书》记木棉说：“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自陕右至淮北，木棉日益普及。
元朝另一个重农政策就是关注耕作技术的交流。元朝建国后，曾经长期隔绝的北方与江南人民之间以及各族人民之间，得以交流耕作技术。汉族农民迁往漠北后，在一些地区开始经营农耕。山北道居民原来不知稼穑，姚天福任按察使时，提倡树艺耕作，渐致富庶。云南爨、僰等族人民从汉人那里学会蚕桑。
在西域色目人所定居的宣化等地，是果园农艺等大力发展的天堂。而江南农民则来到大都东南，开垦水田，形成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元朝一代不乏此类事例，说明各地区各民族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交流了经验和技术，这为元朝的农业带来了全方位的活力。
在大量活跃的农业活动的基础上，关于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成果也是不容忽视的。1273年，元朝颁行《农桑辑要》一书，汇编历代农学著述，并依据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予以增订，但它只限于当时北方的农业成就。元朝建国后，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37卷（现存36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而《农书》全书约有13万多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全书着意于总结南北方农业生产的经验，“南北通知，随宜而用，使不偏废”。书中论述荆桑与鲁桑各有优长，应以荆桑为本，以鲁桑条嫁接，便能久远盛茂。又论述生产工具：北方多用铧，南方皆用，应依老农经验，南北互用，铧不偏废。垦生地宜用，熟地宜用铧。经验技术的交流，无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也没有超越王祯的。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这样空前活跃的贸易活动加深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了解，更主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东方帝国。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
元朝继承与发扬了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剌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剌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20余国。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列举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100个。行泉府司所管辖的海船有15000艘，海船的规模相当可观。
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写道：“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这些船可分三等：较大者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只船上有人员千人，即水手600人，军士400人；另附供应船3艘。此种船只仅剌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能制造，都制成三边，以三腕尺长的大钉钉牢。每只船有4个甲板和许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种设备的公私船舱。”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国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各国商人经南海来元朝进行贸易。广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侨居；元朝的商民也有不少侨居在南海诸国。
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元朝使者曾两次登陆马达加斯加岛，果若如此，中国船只于元代已到达非洲东南海域。可见，元代商船的航行海域已相当广远。当时，在今越南沿海，南洋诸岛，印度东、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等地，都有中国船商活动的足迹。
元代的陆路交通也是沟通东西方的重要途径。西域交通的陆路，自辽、宋、夏、金对峙以来，长期受到阻遏。蒙古帝国不断地向西扩展，使通往西域的交通更加畅快。因为蒙古族本身就是一个喜欢通商贸易的民族，蒙古四汗国建立后，更加方便了自由贸易的往来，陆路由三道通往西方。
一道由阿力麻里经塔剌思，取道咸海和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君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基督教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这是最短和最安全的道路，只用五、六个月的时间便可到达。第二道由阿力麻里入河中，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伊朗境）而抵小亚细亚。第三道由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进入伊朗。由于西北诸王不断掀起战乱，陆路的三道时常阻塞。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香料等物资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海外出口贸易主要以金银、瓷器、丝绸为大宗。海上贸易的发展繁荣使元代交钞成为一种国际间使用的纸币。元人汪大渊曾附舶出海，归来著《岛夷志略》，记载在交趾（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荼（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交钞与当地货币折兑使用，并称“甚便民”。这既反映了元朝的经济实力，也说明舶商与各国在贸易中建立了友好的互信关系。
海外贸易也促进了元代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宋代，最大商船载货5000石，舱内货物交相叠放，“无少隙处”，各客商占地数尺，“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而到了元代，9000石的船已很平常。泉州的造船技术更是令西方旅行者惊叹，船底有独立隔舱，全船上下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领先的造船技术，让中国舶商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船只。
繁荣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元代航海业的发展，也加深了时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这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体现，并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到了明初，明太祖严厉打击江浙富民，削弱了组成舶商群体的社会阶层；继而明成祖禁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阻碍了海上贸易的继续发展，关闭了对外联系的通道。到明代中叶，中国便丧失了航海及海上贸易的世界领先地位。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
公元1275~1291年，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从欧洲到达中国，受到忽必烈皇帝的接见和器重，留在身边为侍从。回国后，他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中国元朝的繁荣景象，并且十分具体地记载了元朝发行纸币的情况。虽然在历史上有许多人质疑马可·波罗所说的话，甚至不相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但呼和浩特白塔中有关元代纸币的惊人发现，却以事实证明了马可·波罗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