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雄心勃勃地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人口及由此派生的众多矛盾始终是一个与其经济发展共存的基本核心问题。中国经济在其起飞和发展过程中始终承受着沉重的人口压力。尽管经济发展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对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起点低、人口基数大且增长速度快、人均占有自然资源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坐等经济和社会发展后再来解决人口问题是不现实的，那是一条特别漫长的道路。
一、迎来人口三大高峰
据国家有关部门的预测，中国第四次全国生育高峰已经迫近。受上世纪80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影响，在2005至2020年期间，20岁至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而使人口数量增长的势能进一步加大。随着第四次人口生育高潮出生的女性陆续进入育龄期、法定结婚期，以及育龄妇女生育峰值期，中国将重新复制第三次人口生育高潮，引发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潮。届时，当21世纪中国的后代醒悟过来，开始断然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也将无助于解决极端严重的人口压力，中国将永远陷于被动。
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2004年出席“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时承认，虽然过去30年年来中国人口实现低增长率，但其人口增长量仍然很高。中国正面临劳动年龄人口、老龄人口和总人口三大问题，到2020年，这三大问题将发展到一高峰。（注解：《生活报》，2004年10月24日）
预计到2020年，中国16至64岁的劳动人口将高达9.4亿，占总人口的65%，这将对就业造成巨大压力。同时老年人口将从现在的7%增至11.8%，这将给社会保障系统带来严峻挑战.另外，按照目前的生育政策，未来20年的中国每年人口净增长约1千万，到203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将高达14.6亿。
中国人口增长伴随着人口五大难点的相互叠加﹕一是人口总体素质不高。人均受教育限为7.85年，相当于美国一百年前的水准﹔其二流动人口规模庞大。2005年由乡村流入城镇1亿1千万人﹔第三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为117：100。通常新生儿性别比在103-107之间，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的新生儿性别比持续不断上升，到2000年达到难以想象的119，即每出生100个女孩要多出19个男孩。根据2000年普查数据，到2020年中国25-35岁青年男子将比20-30岁女子多出4000万左右，也就是说将有4000万青年男子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这个比例将占同龄男子的1/3左右。对于这样性别比无疑会给中国带来深重的危机。第四，爱滋病蔓延。中国爱滋病病毒感染者2005年约84万。如不及时采取措施，2010年感染者人数将达1千万﹔第五，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增大。中国现有3千万贫困人口，由于生存条件差、生态环境恶劣，脱贫任务艰巨，再加上因病、灾返贫人口，贫困人口总数有回升之势。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口膨胀、产业调整等原因带来的就业危机和由于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中国人口红利面临消逝的困境。有关这两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分别在以下分述。
二、人口劳动力的就业窘困
如今，在中国，就业压力对社会和人的影响早已越过宏观的外在行为而深入到微观的社会心理中，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评判和理性评判，潜伏着一种心理危机。湖南某校一毕业生找工作，找了几家单位都以“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而被回绝。该学生无奈地表示，我半年或者一年不要工资，我白给你打工，你能不能招我。结果，公司还是说“你没有经验，我们不需要你”。而在广西的空谷校园网站的讨论区中，有学生贴出要组织薪资联盟的帖子，引起强烈反响。由于找工作难，所以很多企业趁机打压毕业生底薪。大家联合起来说底薪不能低于1500元，要不然，谁都不找工作。
曾几何时，在中国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如今也成了这场就业危机的重要对象。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智联招聘网进行的一项联合调查，题目是“如果提供与期望相符的工资，如果没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话，您会接受吗？”结果表明，超过一半的大学生表示“会接受”。而大学生的起薪，也一降再降，从2000元到1500元，再到1000元，甚至800元、600元，零薪水，有人说这表明大学生越来越务实，其实，此中无奈的成分居多。
据相关部门统计，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了75万人。从学历层次看，就业困难者主要集中在大专和高级职业学校毕业生，重点院校毕业生仍然供不应求。国家发改委预计，2005年多数新增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层次将趋于下降，薪酬、福利会减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高端服务业岗位也将不足，而随着部分东部城市开始讨论人口控制政策，还可能造成东部就业空间的紧缩。面对就业压力，很多大学生为提高身价，选择了继续攻读研究生或者考各种各样的等级证书。其实，在各种考试之后，他们依然要面对就业压力，许多人的选择深造，仅仅成了对现实的逃避。
由于新增劳动力将在未来几年里达到一个高峰，从2006年起就业形势将面临更大压力。国家发改委2006年6月14日的官方网站上刊出《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的文章指出，（200年）失业人数将新增1400万人。发改委就业司将2006年就业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总结为“劳动力供给增量达到峰值，劳动力需求难以大幅增长，劳动力总量仍然严重供过于求”。
劳动力过剩的最直接原因是人口压力，中国16岁以上的人口增长在2006年将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在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预计2006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只有1100万人，将有1400万人的职位需求难以满足。1400万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呢？每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在总理的施政报告与国家计委的报告中都会透露一些数字，这两年都说“城市登记失业率”为4.5%左右，大约有1500万人失业。
显然，“城市登记失业率”是一个相当狭窄的概念，它的计算方法是在城市前往政府就业辅导（或培训）机构“登记”自己失业的人数，除以该市就业人数，这里面没有包括不登记的人数，还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中间的剩余劳动力，从来也没有计算在内。据一份官刊透露，2004年城镇真正的失业率，已由2003年的10.99%上升到11.45%，这还不包括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创造财富，干的是最脏、最苦、最危险、收入最低的工作，但是，得不到任何劳动保障和福利，包括医疗、工伤赔偿等，连微薄的工资，也经常被拖欠。他们被列入“另册”，就业或失业的名册上，没有他们的位置。而国家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办在审计某市失业保险基金时发现，该市不少市属企业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员。这些社会转型期产生的下岗人员，由于技能、年龄等问题，同时又固守着传统观念，不愿脱离企业走向社会。与此同时，由于“隐性”失业人数远远大于上报的下岗人数，一些企业每年不仅要为他们支付大笔基本生活保障费，还要按照规定为他们交纳失业保险基金，企业负担很重。由于企业财力匮乏，这部分实际已下岗而没有进入失业保障体系的人员，基本生活越来越缺乏保障。这种“隐性”失业人员在国有老企业中普遍存在。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正逐渐显现。
失业问题被列为十大危机之首，国务院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课题组得出这项结论，并且指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要解决就业问题，仅靠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预计，2006年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其中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约900万人，下岗人员460万人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40万人，按政策需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和退役军人约3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保持近年水平，2006年可增加就业岗位800万个左右，加上自然减员提供的就业岗位，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
国家信息中心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分析，2005年国有企业效益依然较好，其中中央企业净利润和净利润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政府不会再次发动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运动。这是化解失业难题过程中的一个有利的因素。而不利因素是，国有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已经不占主要地位。这些年来，中国新增就业岗位的80%以上来自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中绝大部分都是非公有制企业。而且从各方面分析，2006年企业利润急剧下降的代价在更大程度上将由非公有制企业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非公有制企业即使不“减员增效”，只要不再吸纳新的劳动力，一年新增1000万的劳动力无处消化，就会使得整个失业人口急剧增加。（注解：席梦婷：“就业危机逼近中国”，《百度快照》，2006年8月23日）。
高辉清还表示，从2002年开始启动的本轮经济周期是中国进入买方市场以来的第一个周期，即使是在2004年的经济顶峰时期，市场绝大多数商品仍然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而有关资料显示，在前几年经济高涨中所形成的新增产能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就意味着，中国即将面临的产能过剩局面之严峻也将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承诺控制出口过快增长的情况下，企业利润的下降速度也许同样会前所未有。
就业压力日趋加大，本来人们都会为找工作奔波，但是年轻一代中却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啃老族”。根据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基本靠父母供养。目前中国爆发的高学历NEET一族现象已经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海外媒体也曾对此进行报道，而且这个问题也让许多专家深感担忧。
NEET发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是Not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ning的缩写，指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在学校里上学，更没有去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必须依靠家人生活的青年人，在中国，他们被简称为“啃老族”。专家分析了“啃老族”涌现的三方面因素：一是习惯于依赖父母的高校毕业生不愿意面对现实工作的压力，因而选择了寄生父母的生活；二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就业障碍和就业压力，一些人在择业失败后，成为“啃老”一族；三是一些高校毕业生对未来充满幻想，无法自我准确定位，也成为“啃老”一族。实际上，无论是高校毕业生本人，还是家庭和学校，都对这个问题有着各自不可推卸的责任。
目前，中国社会还没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理这样一个绝对数量不小的人群，目前能做的就是一方面学校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他们应对激烈社会竞争的能力和心态，引导帮助他们就业；另一方面也希望媒体和社会各界积极关注这一群体和他们的生活状态，通过舆论引导他们面对现实。
面对就业压力，政府一直在出台各种办法帮助不同类型人群就业，如针对下岗职工的搞个体经营减免税费、针对大学生的“大学生村官”计划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建议，作为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执行者的各级政府，应该为非正规就业创造条件，做到规范而不抑制。（注解：“蔡昉发言指出：为非正规就业积极创造条件”，《光明日报》，2006年2月19日。）
蔡昉所说的非正规就业，通常指在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在中国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可以当作区分就业是否正规的重要标志。他建议，首先，根据非正规部门发展的需要，为其能够获得注册、信贷和合法经营创造相应的制度环境，在不危及其存在的前提下，创造条件将其转化为正规经济。第二，在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中，充分考虑到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的长期存在，从保障水平、可转移性等方面着眼，设计与之相容并有助于克服其缺陷的社会保护方式和机制。第三，综合利用非正规就业的市场机制和社会保护的政策手段，最大化地降低贫困发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