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28日，在全球新兴市场占有举足轻重角色地位的摩根史坦利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家巴顿.毕斯发表其最新全球投资策略，建议将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已开发国家股市，占全球股市投资组合的比例由原先2%降为0%，要投资人全面出清亚洲股市持股，以躲避逐渐扩散的亚洲金融风暴。这项消息透过国际媒体不迳而走，使得香港股市应声暴跌了567点（跌幅达4.38%），新加坡下跌1.32%，菲律宾下跌1.09%，马来西亚下跌1.0%，泰国下跌再0.31%，澳洲下跌0.43%，东南亚股市几乎全盘皆黑。”
美资及大行基金分析员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言论已被证实是左右股汇市大升大跌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在市场极为悲观的时候，这些基金分析家言论更是推波助澜，具有扰乱人心的极大作用。以往的研究同时表明，每一次股汇市的升跌，与这些在分析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分析家的言论构成了正相关关系：唱好，股汇市上升；唱淡，股汇市下跌，以至投资企业或散户不得不重视这些分析家的言论，从而使本来具有的经济层面的股市，沦落为人为的“消息市”或“言论市”。例如，1993年10月，摩根士丹利建议增持港股，恒生指数由月初的7000多点升至11月中的9600点。1993年底，摩根士丹利又唱淡港股，其后美国宣布加息，港股自12000点开始调整。1994年3月，全球策略员罗治建议把投资新兴市场比重由10%降至8%。1995年1月，亚洲董事总经理卓百德指地产下跌过甚，可以吸纳。1995年2月起，摩根士丹利开始看好亚洲新兴市场及港股，港股在1996年底创下新高。1997年6月卓百德友又指年底前升破16000点。到8月份，港股已创越这一水平。1998年1月，上述“一言毁邦”的毕斯还不甘寂寞，大发宏论，认为亚洲风暴已进入尾声。几天后，股市从低位被推高。及至1月底，毕斯再度大胆预测，亚区熊市即将过去，但不代表有大幅度的回升。
高处不胜寒：香港例证
自1997年3月香港恒生指数自12000点不断向上攀升到8月的16000点以上的历史新高，整个股票市场的气氛和股价走势都早已处在疯狂的非理性状态。“九七回归”期间，香港股市上升得最快的股票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第二类是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H股，第三类是香港本地上市公司有中国资金介入而被“染红”的银行、公用事业的蓝筹（一线强势）股。
令人不得要领的是，任何股票一经被透露出与中国有关，股票便被炒得不亦乐乎。香港股市交易量的大增，股价大幅攀升的动力并非来自某间公司的盈利能力的高低，而是来自那一时期突然颇为走红的所谓“中国概念”，包括重组、注资、染红等，并借助于许多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市场小道消息产生丰厚的溢价。股民动辄就可以大把大把地获利。任何原来行之有效的市场分析指标和有关理论，包括市盈率、形态分析、阴阳烛、头肩顶、头肩底、蝴蝶双飞、亚当理论、江恩理论、波浪理论、神奇数字等等，在非理性的股票市场中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在长期股市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各种精辟理论在这阵子已根本无法用来分析当时香港股市的走势。连那些专职的经验老道的股票投资分析员也不无感叹地表示，“眼镜跌破了，无法看清”。
在香港上市的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光大集团”属下的“光大明辉”股，仅仅因为集团总裁朱小华是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小道中又传说他是中国副总理朱熔基的“红人”，可能因为朱熔基要出任总理而行情看涨，为此引发“朱小华效应”，其市场交易价一度升到市盈率（市盈率，P／E）1：3000多的离谱水位。尽管如此，香港股民还是前赴后涌、趋之若骛地争先大手进货，这一股票也一时被香港街头坊间以“金手指”（意为点石成金）传为美谈。
“上海海兴轮船”股代表的上海海兴船运公司，是一家经营年年亏损、且负债累累的国营企业。1997年发表的年中报告还仍有大幅亏损。然而，自母公司“上海海运集团”传闻要将其改组并并入“中国海运集团”的消息不迳而走后，“重组”便成为市场狂炒“海兴轮船”题材的理由，股价一路扶摇直上，到九七回归初，其估价已比1997年最低价时攀升了整整10倍还多，其疯狂程度令人咋舌，非理性炒作可见一斑。香港股市在1997年8月攀上了史无前例的巅峰，人们就像置身在1929年全球性大股灾前夕的那种疯狂之中。经过街头坊间的渲染，香港股票果真有点石成金的神奇力量，香港一时成了言必谈“股票”的地方，每天有越来越多的新股民开始加入到炒股的洪流中，不少原来有工作职务的人干脆把一份差强人意的工作辞退，正儿八经地干起了“职业炒股”的行当。就连一些常年含辛茹苦在街头擦皮鞋的人也领悟到了生意的艰辛，“今天不炒，明日作废”的道理，最后把擦皮鞋箱丢掉，炒起了股票。
正如美国富豪老甘乃迪曾经说的那样，如果股市疯狂到连在马路上扫街的垃圾婆都能如专家般地说出一番股票上涨的道理，那就离开股票崩跌不远了。因此，当饱食了香港股市利益的中外投资基金“大鳄鱼”突然将资金抽离股场时，股灾便无可避免地降临了。
在1997年“香港大股灾”中，自9月1日起计，大部份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国企股的股价，都已从历史最高位中惨跌了50%到60%，即使有中资公司大举进场回购本公司股票而产生的可观反弹，也远不足以补回成千上万在16000多点高位进货的香港股民所蒙受的巨大经济损失。
这是一种势高情危的必然心理反映。在对华尔街股市1997年10月27日“黑色星期一”重挫554.26点分析中，正可以用来说明香港股市大跌的心理反应。
华尔街专家们认为，造成1997年10月27日纽约股市重挫的真正原因应该是投资大众非理性心理因素使然。投资人并未就市场价值和利率进行理性分析，就像一群动物听见一声响亮却又不熟悉的声音，惊慌逃窜。
美国股市多头市场已步入第8个年头了，尤其近两年，从5000点快速蹿升到8700点。许多分析家和投资人已认为股市走得太高、也太急。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葛林斯潘曾经发出警告，最著名的是他于1997年12月宣称的“股价以‘非理性狂热’向上推升”的说法。
不管用什么标准来看，美国的股价都已高估。自1987年纽约股市崩盘以来，股市迭创新高，道琼工业指数从2300点不到，一直攀升到超过8700点的新高纪录。1998年新年以来，股价又一路狂升，从而使史坦普500种（S&P500）股价指数内包含的股票，市盈率都在25倍左右，这是史无前例的。偏高不会令股市回落，但“位高”形成“势危”，所谓“高处不胜寒”。高股价需要很好的基本面来支撑，例如企业获利率。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上市公司获利率在2位数的很多，至少能够维持较高的股价。然而，一旦获利转差，形同将市盈率推得更高，股市难免需要调整。美国目前的情况正是，主要企业连连发布不十分理想的业绩，累积起来的反效果就很可观。在通常情况下，美国股市仍没有足以可将股价拉下来的动机，但事实是，市场在非理性情绪催化下，已从不断找理由飙涨转而变成找理由出清持股。亚洲国家金融问题的陆续浮痕7b，乃至爆发金融风暴，终将让美国人再次找到恐慌性抛售手中股票的理由。
“大企业模式”的代价：韩国例证
如“始末篇”中描述的那样，进入1997年10月，韩国金融市场也突然告急：韩元持续暴跌，股票抛售，外汇美元供不应求，各种贷款利率急剧上升，导致韩国金融市场剧烈动荡。至11月19日，韩元已跌破1000韩元兑换1美元的心理大关。20日，又跌至1139韩元兑换1美元。至此，韩元比1996年年底已贬值了约35%。
为了稳定金融市场，韩国总统金泳三调整了政府经济班子，并在一系列紧急措施未能奏效后向国基会提出援助要求。据报导，韩国政府与国基会理事长康德苏经过讨价还价，签署了以国基会为首的金融集团对韩国的贷款协议。贷款总额是55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1995年该组织对墨西哥的500亿美元纾困阿数额，创下空前纪录。韩国虽然如愿以偿，然而此次金融危机对韩国造成的经济损害却是难以估量的。10月22日，金泳三就当前国家经济形势对国民发表特别谈话，解释了国家目前的困难以及向国基会请求援助的原因，呼吁社会各界同舟共济，消除危机。
曾几何时，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是国际经济版图中第11大经济实体，钢铁、汽车、船舶、半导体晶片、通讯设备以及轻工产品在世界商品市场长驱直入，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通货膨胀率在5%以下，国民储蓄率高达3.4%，政府基本上没有财政赤字。韩国的成就令许多发展中国家着迷。所谓“韩国经验”，常常被一些世界级媒体所津津乐道。岂料一夕之间，韩国已面目全非了：危机四伏，金融动荡，银行停业，公司倒闭，出口迅速滑落，失业率骤然上升。韩国政府除了号召人民每人拿出1元外汇来为国家排懮解难以外，还不得不四处告贷，呼吁国际社会提供紧急援助，否则可能引起更大的恶性危机。世界为此而震惊。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迅速崛起、经济增长强劲、活力四射的国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陷入了如此绝望的境地，丧失自救能力，而需忍辱负重地接受外来资本的要挟，以度难关？其中，受东南亚乃至香港股市大跌的影响，这是韩国不能独善其身的外部原因。1997年7月以来，东南亚国家的股市和汇市，先后受到来自西方金融投机家狙击，熊气十足，伤痕累累。连经济面一直很好的香港也屡遭冲击，香江两岸乌云压顶，股市一泻千里。韩国的问题虽与东南亚各国不同，但其经济与东南亚千丝万缕，受拖累和冲击在所难免。
然而，韩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更是内部各种弊端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韩国企业一向遵循大量投资、强力出口、快速销售增长的战略。在他们看来，占据市场比获得近期利润更为重要。每一企业都认为，可以通过注入大量资金、更新技术，最终击败对手。这种膨胀心理导致了投资规模的急速扩大。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韩国全国排名前310家大财团自身资本比率仅8.2%，大部份资本直接或间接来自银行贷款，而贷款利息通常都远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韩国金融体制与一般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切金融机构均受政府支配。政府规定，私人和私人机构不得单独拥有一家银行的4%股份，所有银行行长、经理皆由政府任命。在这种金融体制架构下，政府高级官员和大企业之间的幕后作业，常常决定了银行贷款的去向，银行独立审查贷款风险的能力和权限很低。而这种带有指令性的贷款方式也就为日后酝酿、产生金融危机打下了伏笔。
80年代初，随着商业银行对政府有关借贷指示的言听计从，国家通过选择优势工业，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制度提供有补助的贷款，又保护这些工业在国内市场不必跟跨国公司竞争，从而培育出了若干制造业大企业（如清代、三星、LG、大宇等），然后把它们推往国际市场，在欧洲、亚洲和北美分割市场。一时间，国家和企业联合起来的力量在国际市场上似乎势不可挡。1985年到1990年是韩国经济扩张的好年头，这从韩国国际贸易盈余大体可以看出可获利润率。但到了90年代初，形势开始发生逆转。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对研究与发展没有大量投资；另一个是美国向韩国进行大规模贸易闪电战。
没有大量投资研究与发展。到80年代末期，政府的研究与发展开支还只是国民总产值0.4%。当局也从未进行改变国家教育结构所需的改革，以便培训出技术效率较高的劳动力。到80年代结束时，1万名韩国工人只有32名工程师，日本是240名，美国是160名。
80年代没有在研究与发展方面投下大量资金，使韩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依赖日本。制造业工厂的大多数机械设备仍继续从日本进口，在韩国装配的产品（从彩色电视机到膝上型电脑），用的也主要是日本的零部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韩国始终处于利用日本技术来装配日本部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结果是，对日本贸易出现了大量逆差，1996年达到超过150亿美元。
管理层方面则选择了方便的道路。许多企业选择把生产活动转移到东南亚，继续依靠成本低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作为竞争基础。韩国大企业并未把大量资金投入研究与隍发，以便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和先进生产技术，而是选择了较为容易迅速赚钱的粗放经营道路，例如以收购房地产或到股市进行投机买卖活动的方式。在80年代，共有超过165亿美元大企业资金投入了购买土地投机活动和兴建豪华酒店。事实上，到90年代初，光国际商业机器这家美国企业的研究与发展投资，就比所有加总的韩国大企业还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