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诉会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进行的。阿兰·伊萨克曼先我到达法院大楼，格兰特曼也比我到得早，并从律师门进去了。我等所有律师都到齐后进入法庭，是从边门进去的，并坐在房间内离法尔威尔约20英尺远的同一边。法庭挤满了人。《纽约时报》得过普利策大奖的记者安东尼·刘易斯也在场，还带着他从哈佛法学院带来的好几名三年级学生，他在那里教授一门法律及宪法课。阿兰的母亲也来参观他儿子的显赫时光。格兰特曼的妻子也来了。在专门为准入最高法院围栏的律师准备的特别区域内，坐着两位律师——罗斯林·梅茨尔和哈莉叶特·多森。梅茨尔代表漫画家协会起草了该协会的“法庭之友”简明说明；多森是道博戴尔出版集团的副总裁和总顾问，也是搞讽刺和滑稽作品的专家。
最高法院听证会相对很短，各方只有30分钟时间申诉。讲台上有一只警告灯，指示律师分配时间是否用完。一般来说，这里的申诉不是演讲，而是与法官们的对话，这些法官不停地插进来提问。这是一个你来我往的过程，好律师的衡量标准不是口才如何，而是随机应变能力。阿兰和格兰特曼坐在各自的律师席上，他们在看自己的笔记，并尽量预想他们将要回答的问题。听讼的人都在小声说话，就好像他们在教堂里一样。
突然间，8位法官列队从红绒帘子后面走了出来，站在他们的高背法官椅后面，看着这边的席位。一位法礼官上场宣布：“全体起立！”每个人都站起来的时候，他进行传统的开场辞：“肃静，肃静，肃静。到场的有美国最高法院尊敬的院长和他的助理法官。所有与本庭有关的人员均须原地不动，保持安静，法庭即刻开庭。上帝保佑美国，上帝保佑本法庭。”
法官坐下后，任奎斯特院长看着他的笔记本说：“今天上午，我们将首先听取第86一1278号《风尘女郎》杂志及拉里·C·弗林特诉杰里·法尔威尔案的申辩。”他接着向阿兰点头示意，阿兰这时早已在讲坛上站起身来。“伊萨克曼先生，准备好了你就可以开始。”阿兰在这种威严的场合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他向法庭念道：院长先生，各位法官：
第一修正案保护除极其有限的几个范围以外的所有言论自由。例如，第一修正案不保护对缺少基本要素而作出的事实的虚假陈述。第一修正案不保护猥亵言论……（也不保护）当着被指向的人的面所作出的挑衅性的、有可能导致暴力行为的言论。本案所涉及的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即，该法庭是否会扩大没有被第一修正案所保护到的一些领域，并对受保护的言论再造另一个判例。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寻求保护的领域是对公众人物讽刺性或者批评性的评论，而且并没有包含任何对事实的确认言论。
他的开场白说完之后，阿兰继续说明案情，顺利地解答了法官们的提问，并试图将讨论导向他希望的方向。他被打断了数次，要求澄清些地方，他提出的一些假定受到挑战；可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阿兰避开了任何严肃的陷阱。他讲到约三分之二的地方的时候，斯迪文法官问他：“你所描述的公众利益是指什么……使（法尔威尔）看上去滑稽可笑会有什么利益呢？这种利益是什么？”斯迪文给了阿兰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能够把一个观点彻底敲定。他对斯迪文法官微笑了一下，接着说：
让《风尘女郎》表达它的观点，这是一种公众的利益，就是说，法尔威尔所说的……而《风尘女郎》完全有权说，正在积极从事反对本杂志活动的人，说……我们是对美国思想的毒害……这是完全……而这也就是本滑稽广告所要表达的东西。（该篇滑稽广告）使他处在一个可笑的背景下。一方面是杰里·法尔威尔脸上带着快乐的表情……手拿着《圣经》在电视上讲话……一方面是《风尘女郎》在说，“让我们给这件充气衬衣放点气吧，让我们把他请下来吧，让他跟我们一样……”
这时，整个法庭爆出大笑，包括所有的法官。任奎斯特院长笑得忍不住了，差点从座椅上摔下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还从来没有过最高法院哄堂大笑的先例。一般来说，这是个安静和古板的地方。阿兰打破了紧张感，得了很高的分。“也许，任奎斯特的幽默感正朝着我这个方向移动，”我想。
斯加利亚法官接着扭转了提问的方向。“伊萨克曼先生，”他说，“第一修正案并不能说明一切。它是个非常重要的准则，但是，它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标准。光是强涮这一条，你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帮助……你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逻辑是说，如果你代表公众利益，或者成为公众人物，你就无法保护自己不被描述成与你自己的母亲在偏房里进行乱伦行为。你认为乔治·华盛顿得知这就是从政的结果时，他还会为公众利益服务吗？”
“这么说，”阿兰回答说，“美国漫画家协会的简明说明中有一幅漫画，是画着乔治·华盛顿骑在一头驴上被人牵着走，而底下的文字部分却写着一些话，大意是说，牵着驴子的那个人还牵着一头傻驴。”
“我可以明白这一点，”斯加利亚法官说，“我想乔治也能明白这一点。”
法庭又一次爆出大笑。阿兰进展得很顺手。
问询又持续了好几分钟，直到警灯亮起来。阿兰注意到了，他说：
“总起来说，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说，这不仅仅是《风尘女郎》与杰里·法尔威尔之间的一场纷争。（而是一场）会影响国内生活中持续进行着的一切（的纷争）。我们有讽刺评论的长久的传统，随便拿起一份报纸，你都可以看到漫画和嘲讽之文，它们都是针对一些人的批评性评论。如果杰里·法尔威尔可以因为他受到了情感压抑而上诉，任何处于公众生活中的人都将能够起诉，因为他们也处于情感压抑之中。”
阿兰说完后抬头看着院长，示意他已经说完。“谢谢，伊萨克曼先生，”任奎斯特院长说。阿兰转身，对我做了一个眼色，并在律师席上坐下来。他的上乘表现可谓炉火纯清——而且很显然感觉不错。
阿兰·依萨克曼坐下后，诺尔曼·罗依·格兰特曼慢慢地站了起来，带着威严和自信走向讲坛，就好像他自己是半神半人一样。他以宏亮的嗓音说了开场白：
院长先生，各位法官：
“故意的、恶意的人格损毁并不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故意的、恶意的人格损毁是本案业已确定的案由。根据辩护人自己明确的承认，本法庭面对的出版物是一种故意的、有计划行为的产物，旨在损毁、搅挠原告人格及诚执，并致使其受到严重情感伤害而完全无视所引发伤害的严重程度。当这种出版物受到抗议，并导致本诉讼的时候，毫无悔意的辩护方又出版了该物。”
格兰特曼流露出对自己的能力极端的自信（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是狂妄），当他继续讲话并回答问题时，他的言论里不断带有了无趣味的一些话，如“我斗胆地说”，和一些夸张的用词，如“可憎的”、“可恶的。”法官们看上去对他极不舒服，这个人是我见过的世界上第二件充了气的衬衣，竟敢在法官面前装出教皇的派头。几分钟内，他们就发起对他的进攻了，打断他的每一句断言，不断向他提出挑战。他们对他寸土不让。这位了不起的人似乎有些慌乱，而且他越是慌乱，他的逻辑就越是混乱不清。有一阵子，他说康巴里广告意在说出有关法尔威尔的一些事实（因而就处在一个重要的司法判例的影响之下）。可是，他的推理极其隐晦难懂，而且自相矛盾，斯加利亚法官——好像是他的同盟军——只是看着他，愣住了。格兰特曼是想说，尽管康巴里广告不是对事实的陈述——尽管广告里面有文字说明此事只是作滑稽用途——可是，它仍然是对事实的陈述。这是对事实“不真实的”陈述。你可以听到法官们都在心里问：“啊？”斯加利亚法官打断了他：“请给我一句不是事实陈述的事实陈述。当你说‘事实陈述’的时候，它的意思是真实的事实，要么，它就毫无意义。”
格兰特曼气急败坏地回答斯加利亚的话说：“不。那是威克斯勒教授和迈克尔教授在他们著名的专题论文中提出来的亚里斯多德式的事实陈述解释，可是，在我们讲话的一般用语中，事实陈述是就一个事件、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说的话，它可以被证明是真实的或者是不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事实，如果是错误的，比如说地心吸力致使物体浮动起来——这也是一种事实的陈述，但它明显是错误的。”
格兰特曼输了。他不仅对亚里斯多德哲学狗屁不通，而且，他以前在法学院的教授赫伯特·威克斯勒从没有对这个话题写过任何著名的专题论文。他的理论是完全的胡说八道。格兰特曼开始后退了，可是，已经为时太晚。法官们开始像狗撵兔一样追在他后面咬了。又过了几分钟，警告灯亮了。格兰特曼朝下一望，注意到他的时间用完了，因此用这样一句话作了总结：
“本案对媒体并不构成威胁。这类的行为会重新出现的情形是非常稀少的，可是，既然发生了，它就应该受到谴责，而陪审团也给了它这种谴责，第四巡回庭认为如此，我也充满尊敬地认为本法庭也会加以确认。谢谢。”
任奎斯特也回谢了他，口头答辩即告结束。现在，除了等待以外别无它法了。
一年多以后，即1988年2月24日，最高法院公布了它的裁决。阿兰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
“拉里，”他说，“我得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消息。”
“难以置信？”我想，“难以置信的好消息还是难以置信的坏消息？”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提问的时候，他就说了出来：“我们赢了！是一致裁决：8比0。”
我深吸一口，发出大松一口气的叹声。
“院长本人亲自写的信，”阿兰继续说，“我要给你送一份。”
当我接到写有法庭裁决的小册子时，我可以看到6位法官达成了与任奎斯特一致的意见：布任伦法官、马绍尔法官、布莱克曼法官、斯迪文法官、奥康纳法官和斯加利亚法官。怀特法官自己写了两句同意的意见。
在意见书中，任奎斯特引述了以前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即联邦通讯委员会诉帕西菲卡基金会案。这份裁决书里面有3句话是用粗体浮字写的：“社会有可能发现言论令人不快，可这个事实并不构成压制言论的足够理由。的确，如果是讲话者的观点造成的不快，则这个后果就是将其交付宪法保护的理由。政府必须在思想纷争当中保持中立，这是第一修正案的重要原则。”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令人万分诧异的裁定。所有我们预期会投反对票的法官都投了赞成票15年以前，我把山德拉·戴依·奥康纳称为“大蠢猪”，还把其他的法官（稍有不同的一组人）称为“王八蛋”。尽管我当时勃然大怒，可他们还是秉公而断。罗德雷·斯莫勒是威廉及玛丽大学法学院的宪法学教授，也是这次审判的观察家，他总结了这场胜利的意义：
最高法院在法尔威尔诉弗林特案中的裁定，是对言论自由令人欢欣鼓舞的庆祝。该裁定不仅标志着美国道德陀螺仪的分崩离析，而且还重新确认了宪法指南针上强有力的磁力：美国精神中基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不怕狂暴、多元和自由发挥的争辩。我们是一个优秀和大度的民族，可是，我们又不是特别文雅和教养特别深的民族；我们喜欢有话直说——托马斯·杰佛逊教导我们说，不时地来一点小小的反叛并非坏事。反叛经常是刺耳和令人不安的，不合礼节和粗野的。
不合礼节和粗野的？我不否认这一点。可是，胜利到来了，终于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