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小城镇迅速扩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城市化政策，其核心就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在这一方针政策的引导下，我国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发展势头迅猛，有力地拉动了全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这个时期城镇化的最突出特点，是小城镇的数量增加很快。这里所说的小城镇，是指县级市（包括县级市）以下的城镇。到2000年底，全国小城镇（包括城关镇和建制镇）达2.03万个，已占乡镇总数的46.7%。其中有14个省市区的建制镇比重超过50%（上海98.3%，广东97.9%，广西54.7%，海南66.6%，福建63.1%，山东68.3%，浙江56.3%，江苏81.6%，安徽52.6%，湖北64.9%，吉林53.6%，辽宁58.5%，北京66.2%，天津53.8%）。建制镇的发展有过两个高峰时期，一是1984～1986年的“撤社建乡”、修改建制镇标准时期，3年增加7750个；二是1992～1994年的乡镇“撤、扩、并”时期，3年增加4247个。这6年里建制镇共增加11997个，平均每年增加1998个，相当于1979～1999年净增加数的71%。1979年全国建制镇为2851个，1986年即达到9755个，1990年达到11392个，1995年达到17828个，2000年则达到20312个。但是建制镇的平均规模（居民数量）开始呈下降趋势，1997年以后则回升。1979年镇平均人口14672人，1986年则下降为6097人，1996年为4519人，1999年为5118人。
二是全国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占总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1978年底，我国全国人口为9625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72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92%，城市化率不到18%。经过22年的城市化，到20世纪末，即2000年11月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城镇人口达到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36.09%，比1978年提高了18.17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这一数字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
进入21世纪，城市化水平又有进一步的提高。到2003年底，全国城镇人口达52376万，国家城市化水平已达40.53%。全国设市城市660个，城市人口达3.8亿人，建制镇为20600个，其中县城1660个，非农业人口约1.5亿人。
2005年，按照中央提出的“必须有效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机制。要注意保护和节约土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合理把握城镇化进度”要求，我国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城市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镇体系更加完善，城镇空间布局趋于合理。
（1）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向大中城市转移，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2005年底，全国设市城市661个，城镇人口5621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43%，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就业岗位的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持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全年农村常住户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达10038万人，首次突破1亿人大关，比上年增加685万人，增长7.3%。其中，进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就业的劳动力占总数的65.1%，大中城市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占据主导地位。
（2）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体系逐步完善。目前，全国GDP的70%左右、工业增加值的60%左右、第三产业的80%左右都来自城市。大中城市经济发展较快，集聚人口和产业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更加显著；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实力逐渐增强，成为振兴和繁荣区域经济的重要载体，全国综合经济指标排名前1000位的小城镇，平均吸纳人口近8万人，人口最多的小城镇已容纳近100万人。全国661个城市中，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分别为4个、283个和374个，东部、中部和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城市数分别为263、227和171个，与目前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城镇体系进一步完善。
（3）城市建设投资稳定增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引导下，城市建设投资增长稳定。全年完成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5200亿元，增长9.2%。“十五”期间，全国城市建设完成投资2.2万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7.3%。城镇基础设施有效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关系居民生活的城市用水、燃气、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等公共服务不断加强。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改造力度加大，部分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得到一定改善，全国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395公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日益深化，住房消费全面启动，居民住房条件继续改善，城镇人均住宅面积由2000年的20.3平方米提高到26平方米。
（4）产业和人口进一步集聚，城市群发展逐步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目前，我国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这些城市群不仅是就业和居住的密集区，也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域。2005年上半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99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37%；进出口额占到全国2/3以上，其中进口占全国的81%，出口占74%。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中原、长株潭等城市群也在发展壮大，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
（5）加强改革探索，城镇化发展的体制环境进一步改善。各地积极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河南、内蒙古等地进一步降低了进城务工人员进城落户的限制条件。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规定，要求将工伤、医疗保险逐步覆盖到进城务工人员。一些城市着手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和子女教育问题，建设了一批“农民工公寓”，创办了专门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中小学；还有一些城市实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就学享受与城市居民子女一样的待遇，并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与同期国际社会比较，中国城市化水平正在迅速提高，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与此同时，相当一批小城镇的城市化水平已大大提高，完全脱离了原有农村小城镇的原始粗放状态，如广东省顺德、东莞县的一些小城镇都已成为国内一流家电企业集中的基地，其产品已大批辐射到全国各地市场和世界市场。这些农村小城镇和集镇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就地转化和异地转化为非农人口，成为加快中国城市化的重要阵地，为今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通过以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及城市化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改革开放是连接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纽带，是实现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和主要手段。因此，我们在研究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时候，一定把它们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更好地发挥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推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四、现代化与城市化
1.城市化的过程和现代化的过程是相生相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城市是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商业、手工业分离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兴起和成长的前提。所以从广义上说，自从有了“城市”，城市化进程也便开始了，只是在前工业社会，城市化速度实在太慢了，由于工业化的推动，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现代化起源于工业化，但它不仅包含现代工业，而且还包含有现代农业、现代科技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先进性等，所以城市化早于现代化。到了工业社会，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与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其相生相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从区域来看，工业化水平高的地方，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也较高。从时间来看，自工业社会以来，世界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基本一致。
现代化源于工业革命，但不仅仅限于工业化。工业化推进了城市化，但城市化也不仅包含工业化。相对而论，城市化更侧重从地域角度来推进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变及城市内部的地域级差的转化，而现代化更侧重从社会的角度来推进社会各要素变化的文明进程，但现代化的含义更为全面，它既包括两种地域的整合，又包括社会结构的优化等。所以从内容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从时间角度来看，城市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过程。
2.城市化的本质是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最具有革命性的是经济现代化，即社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必然要求人力、资金的集中，城市化正是在这种生产要素高度聚合的背景下产生的特定现象。
从工业革命一开始，城市化也就顺应了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促进了两种地域明显的分异，一种是促使了现代意义上城市地域的形成；另一种是导致农村地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产生的巨大集聚力和辐射力，农村地域的优化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由此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产业开始出现了专门化和多样化，科学技术在生产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一阶段完成了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工业现代化阶段。
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城市化过程开始有要素地集聚走向扩散阶段，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产业分工更加复杂，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现代化建设覆盖范围变宽，这时进入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工农业及其他行业的现代化阶段。
将来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城市要素与农村要素将融合共生，社会生产水平更高，社会文明程度在所有人群中得到共同提高，人民生活将更加富裕，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更加全面，这样就进入现代化的第三阶段——社会的现代化阶段。可见，城市化发展过程所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变化正是现代化建设所要求变革的内容，所以从城市化引导的动力机制看，城市化的本质就是现代化。
3.城市化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来说，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或者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更重要的这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和劳动力的绝大部分，仍须主要依赖不富裕的土地为生，尽管这个国家可以发展一些尖端科技，或者在某些领域有独到之处，但也很难说这个国家进入了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就成了现代化的同义词。
由于我国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十分欠缺，工业化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十分薄弱的农业积累。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的工业化几乎排斥了农民的参与，所以，尽管以政府集中投资为主的国家工业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初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也使我国形成了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割裂开来的“超二元结构”，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及后遗症。其主要表现就是，其间强有力的资源动员和大规模工业化，不仅经济效益比较低下，而且使得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长期居高不下，广大农民群众难以享受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把继续工业化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任，压到“农村工业化”的肩上来。
但是，通过发展农村工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方式，尽管是一条相对稳定的道路，但这些年来，随着国内工业品市场的日益饱和，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功能逐渐衰竭。中国加入WTO以后，由于国际间工业品竞争压力的进一步加大，无疑资本和技术将进一步替代活劳动，因此必将使规模小、档次低、力量弱的乡镇企业面临严峻的考验，发展空间进一步大大压缩。另外，以往一些乡镇企业占用耕田多，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低，不利于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乡镇规模过小和财政包干的体制，又使得企业扩大规模和跨乡镇经营难以成为现实，生产经营走不出低水平重复、恶性竞争的怪圈。还有，由于乡镇企业的务工农民仍然经营小块土地，农业的集约经营难以进行。因此，即使在乡镇企业继续能得到发展的地区，要使农村工业化向现代化演变，城市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旦乡镇的围墙被打破，既可以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工业资源，又可以加快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融入当今社会现代化的潮流。
总之，现代化和城市化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紧密伴随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谁也离不开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