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堂教育，又叫“寺院教育”等，是以清真寺为施教空间，诵习伊斯兰教经典，传授教义、教法等基本宗教知识，培养宗教接班人与普及伊斯兰教常识的一种特殊教育制度，是中国回族内部传统的宗教教育形式，通常认为其产生于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陕西渭南的胡登洲阿訇（1522~1598年），有感于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在“慨道不大著，教恐中湮”的忧患意识驱动下，创办以清真寺为空间招收回族子弟进行伊斯兰文化教育的模式，培养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经学人才。其弟子们承袭胡太师的事业，将经堂教育传播到河南、山东、北京、云南、江苏、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全国各穆斯林聚居地区，并发扬光大，形成了中国回族经堂教育中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陕西、山东和云南等几大学派，使中国伊斯兰文化具有了得以世代传承的良性机制。中国回族经堂教育也处于不断变革之中，经堂教育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实现着自身发展。纳家户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回族村庄，经堂教育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经历了不断的变革与发展，延续至今，使纳家户伊斯兰文化代代相传，世世相送。在时代发展的今天，新的时代环境和发展的需要对经堂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不断实现自我革新，发挥经堂教育传承伊斯兰文化的功能，这是当下中国穆斯林大众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纳家户经堂教育的历史沿革
纳家户回族穆斯林在教派归属上，历史上较为统一，基本上都属于“格迪目”。“格迪目”系阿拉伯语，意为“古老”，因此，又称为“老教”或“清真古教”，属于哈乃菲学派，在宁夏伊斯兰教中被认为是比较保守的教派，主张因循旧制，恪守传统，反对标新立异。在教律主张和宗教功修上，以及对待其他教派门宦的态度上，多表现中间调和的倾向，比较宽容灵活。改革开放以来，各派穆斯林接触日益广泛，有些新教派的思潮通过各种途径对纳家户村的穆斯林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伊赫瓦尼派关于“遵经革俗”和宗教维新的思潮，使得纳家户同质一体的原有教派格局受到了冲击。如今纳家户村内的穆斯林，大多属于格迪目教派，其中也不乏少数伊赫瓦尼、虎夫耶、哲合忍耶、嘎德林耶倾向的教众，教派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纳家户经堂教育的最早传播
经堂教育何时移植到纳家户，抑或由何人传入，以及纳家户最初的经堂教育形态是怎样的？历史久远，兼之相关文献资料的匮乏，现已难以诉清，不管是在纳家户的口传记忆中，还是关于纳家户的各种志书中，历史上经堂教育的记载始终是一个空白。在2011年出版的《纳家户村志》中，认为纳家户经堂教育出现于清代前期。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含糊不清没有任何依据的说法，在纳家户人的记忆中，其实民国期间的经堂教育状况都是模糊不清的。毋庸置疑，如今利用口传或文献证据来佐证纳家户经堂教育的具体时间确非易事，可以想见，嘉靖年间产生于陕西关中的经堂教育，其传入纳家户肯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据赵灿《经学系传谱》的记载，胡登洲阿訇自创办经堂以来，“自迩及遐寰中名播，吴、楚、燕、齐之彦，负箕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焉”。其一传弟子和二传弟子先后进入今天宁夏境内设帐讲学，海文轩于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到同心韦州城设帐讲学，他“学贯天人，教溢海(甸)，经典未明之旨，至师而大明；教门未正之理，至师而始正”，一时云南、陕西、山东等地学子慕名而来，韦州成为了“天下之人，裹粮问业，户外之履满焉”的宁夏经堂教育的主要地区之一。可以看出，经堂教育的魅力之大，有吴、楚、燕、齐之才俊，负箕载道，千里求学。纳家户作为一个回族村庄，应有前去投师求学的好学之才，学有所成之后将经堂教育移植到纳家户，因为游学传统自古至今一直存在，只是他们已被湮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纳家户清真寺的建造时间是在嘉靖三年（1524年），而这一时期正是经堂教育在陕西渭南星火燎原之际，经堂教育能否与纳姓族人同时进入纳家户？因无历史文献资料，已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经堂教育产生之前，中国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穆斯林在自己的家中，由父母向子女口头教授阿拉伯语语音、读法，教会他们诵读《古兰经》，口头教授基本教义、教法知识等；二是来华传教的“答什蛮”（波斯语，宗教学者）向穆斯林群众口头传授伊斯兰知识，传诵《古兰经》、教授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等。尤其是后一种形式，实质上就是后来经堂教育的雏形，只是这一时期承担教育和传授者并非本土宗教人士而是基于外援，其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承方式主要依赖文化母地来接济。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就指出，一直到14世纪，国内的礼拜寺仍由外来阿林（阿拉伯语，意为学者、知识分子）所主持，如元皇庆年间（1312~1313年），开才龙人不鲁罕丁到晋江，后来在那里主持寺务达60年之久，他的儿子夏敕，继承他的职务，他的后裔夏彦高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夏东升在隆庆元年（1567年）、夏日禹在万历三十五、三十六年（1607年、1608年）相继主持清净寺教务；从洪武年间一直到弘治五年（1492年），鲁密人可马鲁丁和他的子孙主持着净觉寺；又有哈马鲁丁，在永乐三年（1405年）以后主持清修寺的教务。他之后又有一名阿林叫摆都而的，也在清修寺，等等。根据纳家户人的口述，在纳家户历史上就有一个叫呵比部的“阿林”，其为纳家户人，还是外来阿林？如果是外来阿林，他来自何时何地何国，如何教授伊斯兰知识？这些事迹不得而知，只留下一个代代相传世世相送的模糊群体记忆。
因此，关于纳家户经堂教育的初创及后来发展历史，我们这里只能有以下几点推测。从时间角度来说，在胡登洲阿訇创办经堂教育后的若干年里，即明朝后期或清初这一段时间；外来经师呵比部作为纳家户的“阿林”，应该是前经堂教育时期，这种“外援接济类型”随着本土经师的出现而终结；经堂教育是非纳家户的本土经师载体移植，还是纳家户纳姓人前去投学将这种教育形式引入纳家户，难以辨清，至少在今天的纳家户人并无此历史记忆；从纳家户经堂教育的区域属性来看，其属于经堂教育的陕西派。陕西派是中国回族经堂教育的最初原型，是经堂教育的开山鼻祖胡登洲开创的经学传统，以专攻阿拉伯语经典为主，以精研细讲认主学、《古兰经》经注为主，尤其是“认主学”，具有专而精的特征。异于常志美、李延龄、舍起灵为代表的以“博而熟”，兼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经典为特点的山东学派，以及马德新、马联元为代表的以改进经堂教育，倡导阿汉并授为特点的云南派。纳家户属于西北宁夏川区的一个回族村庄，从地理位置来看近邻陕西，从行政区划来看，长期属陕西省管辖，因此，传入路线可能性最大的是来自于陕西，从现今纳家户经堂教育的教材和教学方式的风格来看，纳家户经堂教育中虽不重视“认主学”教授，但《古兰经》经注和教法经却占据很大比例；至今纳家户人在尔曼里场合赞圣时念诵的《穆罕麦斯》，就带有着浓厚的陕派味道。同时，纳家户经堂教育中汉语教材和阿訇汉文化知识匮乏的现状，更多的表现出的是陕西派经堂教育的鲜明风格，以及清末和民国以来，在西北河州（今甘肃临夏）地区形成的以通讲《嘎最》（《古兰经》经注）、《迷失卡提·麦萨比哈圣训集》等大部头经典为特点的河州派。
（二）新时期以来纳家户经堂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限于资料，对于纳家户经堂教育的历史我们无法进行详述，尤其是自经堂教育移植纳家户并根植纳家户的长期历史。自清朝至民国，作为纳家户经堂教育发展较关键的时期，在今天纳家户人的记忆中，不仅是零碎的，也是模糊不清的。基于此，我们通过田野调查，主要对新时期以来纳家户经堂教育相关发展情况进行描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制定了新的民族宗教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认真贯彻。到了1958年，中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宗教的发展遭遇了挫折。在此背景下，纳家户回族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受到了冲击，清真寺被挪为他用，阿訇被遣散回家，经堂教育一度消失，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恢复，信教群众的信仰权利得到了法律保障，经堂教育开始在恢复中取得发展，纳家户清真寺开始出现了阿訇重视抓经堂教育，教众积极支持经堂教育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初，纳家户经堂教育并没有呈现出一派盛景，这与宁夏南部山区回族地区经堂教育的情况截然相反，美国人类学家杜磊在纳家户的田野调查中就发现，“……适龄儿童入学率的降低和相对的再附属于清真寺的寺里经学院学习宗教的人员上升。这种追求宗教教育的人数比例在纳家户回族并不是很高，1985年只有10个适龄儿童在家学习经文。村子里得到官方允许学习宗教的’满拉‘只有四个。在其他回族集中的地区，这种倾向尤其引人注目。”这种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逐渐有所改变，根据纳家户村民的回忆，此时每年参加学习的男青年最多达到了19人，通常也有12人之多。最大的24岁，最小的19岁，其中多数男青年都已成家。这些参加学习的青年都是住学满拉，不包括假期等临时性的学习者，经堂教育在复苏中实现了经学的持续传衍。
20世纪90年代前期是新时期以来纳家户经堂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当时的开学阿訇是马国仁，有直接关系。马国仁阿訇1993年到1994年曾在纳家户清真寺执教，他是平罗县头闸镇红岗村人，属于伊赫瓦尼教派，来纳家户之前在银川市兴庆区新水桥清真寺开学。那时的马国仁阿訇年事已高，但精通经学，思想开明，是当地名望高、有阿林的老阿訇，尤其在办经堂教育、培养经学人才方面很有名，当时纳家户新任学董纳长寿（1993~1996年在任），鉴于纳家户清真寺的现实需要，因慕其名，就将其搬请到纳家户清真寺开学。马国仁阿訇到纳家户后，没有辜负纳家户人对他的期望，在经堂教育上不遗余力，大力倡导、积极动员，效果明显，纳家户经堂教育一度出现了最为辉煌的局面：
在当时的那个时候，他就是讲给大家一个是礼拜礼明白，不能糊里糊涂地礼拜。二一个就是失去亡人的走坟，一年的几大节日，周周主麻，你们自己学会了，自己去给亡人走坟。主要是讲的清楚，学的也快。人的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平时不上寺的，还有一些抽烟的人，那段时间都来上寺礼拜学习教门知识。这是我们历史上记忆最深刻的一次。
当时纳家户小北寺有住学满拉8人，大寺有住学满拉20人左右，现今纳家户本坊的阿訇和念经人几乎都是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如纳家户的前任阿訇纳学保和现任开学阿訇纳学军。那时候，纳家户清真寺经堂教育的多元类型尤其是群众经学教育都得到了发展。马阿訇不顾年事已高，在讲经中身体力行，他带来的几个住学满拉经学水平较高，也乐于教学，在群众教育上鼎力协助老阿訇，承担起群众教育的重任。如每天7点钟礼晨礼，6点钟高目就集中到清真寺，在住学满拉的教授下学习一个小时的经。老阿訇还专门请了一个掌学阿訇（副教长），给假期里来清真寺学习的孩子们讲经。那时，纳家户清真寺在伊斯兰教的三大节日都要举行讲经活动，冬季和斋月里也都举办伊斯兰教经典和阿拉伯文学习班。当时，斋月正好是在11月，人们都有闲暇时间，来清真寺学习的人达200来人。到1995年，来清真寺学习的大概有500人，达到高峰，包括各年龄层次的群众，其中妇女学习人数相对较多，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妇女学习一般安排在晨礼后，大概有200人来，当时清真寺的厢房、院子都成了学习场所，教学方法上从最简单的老经堂字母学起，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时至今日，来清真寺做礼拜的纳家户中老年人，大部分的礼拜常识和念词都是在那个时期学会的。
马国仁阿訇开学时间较短，事实上不足一年时间。据当地人说其开学难以维持的主要原因是其作为伊赫瓦尼阿訇，自觉不自觉的宗教维新实践不可避免地与作为老教（格迪目）的纳家户人产生矛盾并尖锐化。纳建国说：
当时我在学时我是知道的，各个教派之间是不同的，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是要避开说的，但是他说话比较直，对有些事情断得比较厉害，但是这个阿訇对纳家户群众确实作了些贡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