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宁夏、青海、“花儿”现状
一、青海“花儿”与宁夏“回族花儿”的研究回顾
“花儿”的研究总体来说，自五四运动时期歌谣学运动兴起，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繁荣与“文革”期间的萧条以后，自1980年开始，逐步向纵深方向发展，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不断出现。作为“花儿”发源地之一的青海省，研究成果丰硕。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关于“花儿”的渊源、故乡与族属、格律、称谓、歌手、音乐形态等方面。80年代，青海省“花儿研究会”的成立及学术活动的热烈开展对该时期“花儿”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出版了《少年（花儿）论集》等许多有价值的艺术研究刊物或文集。另外，《青海民院学报》等大学学报及一些地方性报纸也都发表了大量研究“花儿”的学术文章，其中有一些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
宁夏“花儿”的搜集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由宁夏的专业和业余音乐工作者，深入各县市搜集到了范围较广的宁夏民间歌曲资料，其中包括了宁夏“回族花儿”。宁夏的文化部门联合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宁夏分卷》（初稿）的基础上从普查搜集到的4000多首民歌中，选择有代表性的360首编辑而成的《宁夏民歌选》，于1983年12月内部发行。其中部分收录了“花儿”作品。于1992年1月第一次正式出版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宁夏分卷》。80年代起，宁夏开始了对“花儿”的探讨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刘同生《塞上乐谭》、安妮《宁夏“花儿”的挖掘与整理》、邹容《六盘山区传统文化探究》等。
青海学者对“花儿”的研究较深入、细致。而宁夏对“花儿”研究基本是以搜集和整理为主，只有个别论著对其传承及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对其母体及变体进行比较的研究。笔者也曾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访问了从事“花儿”研究工作的专家与民间艺人。在此基础上，也用尝试的方法探寻“花儿”在宁夏的传承与变异规律。
二、宁夏“花儿”与青海“花儿”的流传关系
宁夏专家学者认为，当地的音乐文化与陕、甘、青等地，尤其是青海的民间音乐文化有着间接的渊源承接关系。“花儿”又叫“令儿”，是一种按曲填词可以歌唱的民间原生态艺术，而宁夏回族很少有以“令”命名“花儿”的习惯，一般都是以歌词中的一句拿来命名的，但也有一些是属于在甘、宁、青、新四省（区）共同流传的调令，也会沿袭下来，如“仓啷啷令”“尕马令”元末明初就流行于西北各省。
（一）称谓及族属
青海是“河湟花儿”的发源地之一，当地人称“花儿”为“少年”；宁夏“回族花儿”因为宁夏花儿主要在回族聚居地传唱，汉族人很少演唱这种山歌，有少数会唱者也说是向“回回学来的”，因而宁夏人习惯地将其称为“回族花儿”。在宁夏尤其是在南部山区普遍将民间传唱的歌都泛称“花儿”，故有些民间艺人不分花儿、小调与宴席曲，部分基层文艺工作者与研究人员也有将类别混淆的情况。
青海“花儿”流行于汉、回、土、撒拉等八个民族中（用汉语方言演唱）。各族“花儿”在有共性的基础上，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宁夏“回族花儿”多为回族人保存和口头流传，是宁夏回族音乐中风格最浓、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民歌体裁。宁夏“回族花儿”可以说作为本土和移民的交织文化，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蕴含了许多异地、异族成分。
（二）宁夏回族及宁夏“花儿”的来源
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甘肃总督张广泅在叙及甘肃回族情况时说：“甘省回民尤繁，河州聚处尤众。”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陕西巡抚毕沅也指出：“查陕省所属地方，回回居住者较他省尤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大半耕种、畜牧暨贸易经营……清同治以前，宁夏灵州一带，有回民村屯400余处，固原城区回回人居半数以上；陕西渭河两岸，甘肃自天水、泰安、通渭、临洮、临夏、张掖、酒泉，以至青海西宁、大通等地，到处尽是回回庄、回回屯。宁夏现今的回族有上千年的历史，随着脚户们的流动，“花儿”这一古老的音乐也随之由他们带到其高原的山野及平川的田头。当时，在回族聚居的田间地头，到处可以听见“花儿”优美的旋律。百余年来，当地的“回族花儿”作为一种本土文化，随着社会、地域、民俗及时代的变化，保留其传统的基础上，受周邻各兄弟民族的音乐艺术文化及生活习惯的影响，将“回族花儿”各种唱法相互渗透后融为一体，在不断提高与升华的过程中，摒弃了各地方言、俚语的影响，统一使用本地方言，具有了鲜明的民族和地方色彩。所以，宁夏“回族花儿”风格的形成是一种音乐文化的整合现象，是与脚户的流动环境相适应的产物，与其主要渊源——青海“花儿”有着直接的承接关系。
（三）宁夏“花儿传承人”——马生林与“回族花儿”的传承
每一种音乐形态都有一个融合与借鉴的过程，宁夏“回族花儿”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马生林的几代传承有着直接的关系。
马生林，男，东乡族，1942年出生，宁夏海原县城关乡农民，自幼跟随父亲和大爸爸（当地人管父亲的哥哥叫大爸爸）学唱“回族花儿”、民间小调，同时也受到了村子里的一些老民间歌手熏陶，其演唱风格高亢有力，真假声运用独特，同甘肃、青海花儿在演唱风格上对比，形成了宁夏“回族山花儿”的自身风格，具有独到之处。并形成自己苍凉、浑厚、如泣如诉的风格。他即兴演唱的“花儿”享誉海内外。
他一生的主要贡献有：
1.演唱过上百首的宁夏花儿及宁夏民间小调，深受当地群众欢迎，也赢得了国内有关专家赏识，他演唱的《牛佬佬调》《黑猫儿卧在锅台上》《尕妹妹就在大门上站》等“山花儿”曲目，令人百听不厌。1983年演唱的几十首“花儿”、小调被编入宁夏民歌选中。
1985年，参加第二届宁夏“花儿”歌手比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988年，参加中央电视台大型音乐风光片《西部之声》中的“花儿”录音。
1992年，演唱的“花儿”、小调被编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
2004年，在北京·宁夏文化周举办的“花儿美”艺术讲座活动中，作为宁夏回族“山花儿”的知名唱家，在专家讲座中示范、表演了宁夏“回族山花儿”，深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和专家学者们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2007年，被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花儿”传承人。
2009年，又被文化部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称号。
马生林在演唱传统“花儿”的同时，将即兴演唱当作一种创新，逐渐发展、演变成了大量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地方色彩的新“花儿”，他即兴演唱的“花儿”是特定时代与环境的产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马生林从7岁一直唱到两鬓斑白，能用20多种曲调演唱各种不同类型的“花儿”。50多年来为宁夏“回族花儿”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功绩。在2008年被确诊得了绝症后，他仍坚持着“回族花儿”的传承，直到生命的最后。
“回族花儿”传承人马生林，对宁夏“回族花儿”形成及发展的影响，直接体现出宁夏“回族花儿”作为承接渊源的特殊、重要价值。但遗憾的是，在马生林这里其传统的家族传承方式已彻底中断，只保留了师徒传承，而师徒传承也仅限于马生林老艺人与他仅有的几个徒弟之间。
（四）青海“花儿”与宁夏“回族花儿”的创新与发展
演唱行为是民歌得以生存并显示其生命力与价值最重要的存在方式。“花儿”在青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政府无须过多组织，就会有广大听众与爱好者，“花儿会”常是自发的，它直接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尤其是“花儿”茶社与茶园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闲暇时欣赏、学习“花儿”的娱乐场所，也为“花儿”歌手提供了就业的机会。由此产生了一批演唱“花儿”的职业歌手，为“花儿”的继承、传播、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突破了“花儿”仅在山野、田间及“花儿会”传唱的习俗，成为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宁夏不一样，尤其“回族花儿”一直被称作“野曲”，几乎没有固定的演唱形式与地点，虽然宁夏政府为弘扬民族文化将“回族花儿”作为品牌进行扶植与支持，并定期举办“花儿歌会”，但作为“回族花儿”流传地区的六盘山一带，无青海等流行区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之地理环境、社会时代等各种变迁及风俗习惯造成的影响，自然的传承方式已经大大的不相适应了，正逐步转变为政府组织行为的“专业”的、口头与书面并存的传承方式。为更好地传承及推广，当地文化部门根据地方特点，把“花儿”单一的独唱及对唱，发展成为“花儿歌舞”剧、歌舞、轻音乐、无伴奏合唱及多元化表现形式并搬上了舞台。
结语
宁夏“回族花儿”的现状与发展反映出民歌流传中所呈现出的本土、脚户移民音乐文化整合现象，是对其生活环境作出的适应。宁夏“回族花儿”与其流传地——青海“花儿”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其自身风格是受到对回民地区的社会环境、语言环境、民俗及时代变迁等影响的结果。所以说它的现状与之传承发展应引起政府给予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刘同生著.塞上乐谭.第一版.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2.赵宗福著.花儿通论.第一版.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3.宁夏文化厅，中国音乐家协会宁夏分会，宁夏群众艺术馆联合编.宁夏民歌选（内部发行）.1983.
4.邹容著.六盘山区传统文化探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5.杨少青著.大西北放歌.第一版.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6.青海省群众艺术馆编.青海花儿曲选.1979年7月内部资料.
7.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青海民歌音乐论文集.1987年内部资料.
8.全国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宁夏分卷.第一版.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9.青海江河源文化研究会，青海花儿研究会，青海省文化馆.青海花儿论集.第一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
10.王冼平主编.民歌·中国.丛书.声音博物馆.第一版.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作者工作单位】宁夏文化馆
育得根深叶茂“花儿”红
——宁夏回族“山花儿”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方式的初探
雷侃
2005年，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经过悉心准备和严格论证，将“宁夏回族山花儿艺术”作为宁夏回族优秀的、最具代表性的民间音乐艺术正式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5月，在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宁夏回族‘山花儿’艺术”赫然在列，这标志着回族“山花儿”成为国家保护的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也意味着对回族“山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更加规范、有序的历史阶段。随之而来的便是如何保护与传承的问题。如何改变“山花儿”这朵回族民间艺术的奇葩在宁夏土地上的濒危状况？怎样实施对传承人的保护？何种传承方式更为有效？对保护方法和途径的探究，对“山花儿”传承发展的摸索与创新，是摆在“山花儿”传人、“山花儿”研究者乃至宁夏人面前的一项庄严任务，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我想这个实践问题应从花儿的濒危现状出发找出路，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
一、对传承人的保护——留下最珍贵的“花儿”种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人在艺在，人亡歌亡”的基本特点，保护的根本，主要是对其传承人的保护。传承人是“山花儿”的载体，保护传承人是实现活态传承的根本和基础。宁夏的“山花儿”活在唱家的心里，他们开口唱，花儿就盛开，他们不在了，不知有多少花儿就枯萎了。对“山花儿”歌手、唱家，多年来，社会和文化界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有限。20世纪80年代，相关文化主管部门将李凤莲、马汉东等歌手安排到县文化馆、站工作。但更多的民间歌手，如知名的歌手马生林等，一生务农，生活窘困，演唱、传承“花儿”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加之周边文化生活氛围的变迁，“山花儿”在民间的传承链条萎缩。如何保护民间歌手和他们的传承热情，激活和延续“花儿”的自然、活态传承是目前摆在“山花儿”保护工作面前的首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