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培洁
一、敦煌写卷《启颜录》
柴剑虹先生将敦煌古体小说分为志怪、志人、传奇、幽默四类，《启颜录》便是其中幽默类的代表作品。敦煌石室出土的唐开元年间的抄本《启颜录》，编号为S.610，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共327行，行23~25字，首尾完整，书写精美。卷首有篇名，未署作者姓名，篇尾有双行小字题记：“开元十一年八月五日写了，刘丘子于二舅”。共收录笑话40则。
除敦煌写卷外，宋初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保存了《启颜录》的69则笑话，数量最多；南宋曾慥编《类说》卷十四收录17则；明代陈禹谟编《广滑稽》卷二十二收录52则；明代许自昌编《捧腹编》卷六收录25则；明代吴永辑《续百川学海》庚集收录16则；清宛委山堂本《说郛》收录11则；清末民初吴曾祺编《旧小说》收录16则，清代王仁俊辑《经籍佚文》中也收录了一则“路励行”。各本所收笑话的条目多寡不一，王利器先生汇集6种本子的部分笑话编入《历代笑话集》，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敦煌写卷《启颜录》“论难”类有7则故事，如《儒生会讲》《论孔子弟子》《佛是日儿》《卢嘉言》《赵小儿》等；“辩捷”类有《徐之才》《傍卧放气》《徐陵聘魏》《侯白捷辩》等6则故事；“昏忘”类有《王德》《一人多忘》《柳真》《常青奴》《瓮帽》等14则故事；“嘲诮”类有《绵绢割两耳》《酒肆》《裴略》《张荣》等13则故事。总体来看，“昏忘”和“嘲诮”类的笑话数量相对较多。值得称道的是，敦煌写卷中保存了23则不见于《太平广记》的笑话，分别为《佛是日儿》《徐之才》《王德》《一人多忘》《柳真》《董子尚村》《瓮帽》《一书生》《同州人》《痴人》《陈长沙王王淑坚》《隋郑元昌》《河东下里风俗》《将钱绢向市》《虢州录事》《常青奴》《张荣》《贾元逊》《侯白尝出京城》《侯白过村》《此是九尾狐》《铃语》和《忆吃》，这些笑话对《启颜录》的全面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王昊先生将敦煌古体小说大致分为3种情况，《启颜录》就属于其中的第一种情况，即“作品在中原创作，传播到敦煌，中原至今尚存”，他指出：“敦煌出土文献中的第一类古体小说，原本就是中原作品且有多种版本流传，不具备独立的研究客体资格，其意义主要在于提供了较为久远的更接近原貌的写本或刊本。”敦煌卷子本是《启颜录》现存各本中最早的抄本，它距离成书时间最近，而且保存了不见于各本的数则笑话，无疑是民间笑话研究的珍贵样本。《启颜录》中的民间笑话通俗有趣，深得民众喜爱，反映了下层市井民众的心态，展现出一幅生动的民俗风情画面。
二、中古社会风貌及人生百态的再现
《启颜录》中收录了很多关于佛教讲经论难的笑话，通过对高僧大德的层层诘难，有力地嘲弄了他们，消解了佛教经典的神圣地位，“赵小儿”一则使在场民众无不为小孩子卓越的智慧和锐利的语锋而惊叹。有关石动筩的一系列笑话对佛教经典持有一种谐谑的态度，并不遗余力地对儒家经典予以批判，毫无顾忌地通过对《孝经》中“父子之道，天姓也”和《论语》中“冠者五六人”几句话的巧妙曲解，使学问渊博的儒学博士哑口无言，真可谓大快人心。
《启颜录》对和尚虚伪、贪吝的形象也有描绘，如“忆吃”写老和尚偷吃蒸饼并欺骗小和尚，反被小和尚戏弄，最终无言以对的故事。僧人心存贪念，满口谎言，与佛教平日宣扬的清规戒律背道而驰，幽默的话语彻底撕破了宗教神圣肃穆的面孔，集中展现出一种十分荒诞的喜剧美。“透过这类打趣逗乐形象的折射，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民间文化的实践品格及思想上的抗争意义，也许这就是真正的‘民间性’之所在。”这些对儒佛经典肆意嘲弄，无情揭露的笑话，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
昏庸无能的官吏是历代笑话竭力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是普通老百姓对统治阶级的辛辣嘲讽，淋漓尽致地发挥了笑话的讽刺作用。其中不仅有对官吏愚蠢无知的生动刻画，也有对其凶狠残暴的丑恶嘴脸的大胆塑造。《启颜录》中尚书员外郎王德的健忘糊涂和洛阳令柳真的昏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长沙王淑坚”利用手中的权势作威作福，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笑话运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暴露了世间百官丑态，老百姓平时压抑的对官员的不满情绪，在笑话的世界里畅快地得到了宣泄，这类笑话的批判意味浓厚，受众之多自然不言而喻。
市井大众多姿多彩的生活情态在《启颜录》中随处可见，他们愚蠢、痴傻、迷信、虚伪、健忘、自作聪明的各种滑稽形象令人捧腹，日常生活中看似无味的琐碎小事在这里充满了喜剧的因子。在阅读这类笑话时，我们并不觉得主人公可笑，反而觉得他们很亲切，很真实，很可爱。《启颜录》中“痴生卖羊”记载了一位书呆子去集市卖羚羊，别人偷偷用猕猴换走了他的羚羊，他竟浑然不觉，还以为这猕猴就是他的羚羊，只是纳闷这羚羊的双角不知去了哪里，书生的痴傻真是让人难以忘怀，幽默意味顿时跃然纸上。“隋郑元昌”写山东的名门望族郑元昌将女儿嫁到京城，在宴席上不认识石榴，没有剥皮就开始吃，觉得味道苦涩，便对主人说这东西没有熟，应该再煮煮，惹得同座之人大笑不已。其实这类笑话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北方人最初见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南方水果时，不懂得食用的方法，有点不知所措，这应该是人们常有的体会，而不懂装懂，自作聪明，只能闹出笑话。笑话对民间大众的可笑群相，极尽夸张之能事，却又合情合理地予以展现，无疑令人叹服。人们在聆听这些取材于日常生活的笑话时，往往不由自主地与各自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在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中，更容易引起内心的广泛共鸣。
三、世俗民众心理的折射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对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反映，而笑话恰恰是民间文化的一种反映。“笑话作为幽默的主要形式和日常生活领域重要的文化概念，是对社会固有规范提出质疑和批判的最委婉、最有效的形式，既反映民族文化本身，又反映人们对本族和异族文化的态度，同时还体现民族意识。大多数笑话都建立在对某种民族和文化模式嘲笑的基础上。透过笑话可以窥探一个民族的社会价值、行为规范和文化特征。”笑话借助谐谑的言辞，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不受经史传统和道德准则的束缚，在表现方式上比其他文学样式更为大胆、真实，有力折射出世俗民众的心理，具有较为深刻的文化内涵。
笑话在产生之初就已表现出文化层面的涵义。自古以来，人们对生活于某一地域的人群有着特定的评价，这种看法在人的潜意识里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使我们经常习惯于将一些愚蠢可笑之事归附于这些特定区域的人们身上。地域歧视是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遗留，因而笑话中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先秦诸子寓言中塑造的“宋人”、“郑人”等蠢人形象便是这类笑话创作的源头，这些故事产生于一种政治意义上嘲弄的背景，是战胜文化对战败文化的打击和讥讽。《启颜录》中关于地域歧视的笑话非常有趣，鄠县人是经常被取笑的对象，诸如“鄠县人多忘”、“鄠县人买镜”、“鄠县人将钱绢向市”等，仅见于敦煌写卷的“一人多忘”也是笑话鄠县人的：
鄠县有一人多忘，将斧向田斫柴，并妇亦相随。至田中遂急便转，因放斧地上，旁便转讫，忽起见斧，大欢喜云：“得一斧。”仍作舞跳跃，遂即自踏着大便处，乃云：“只应是有人因大便遗却此斧。”其妻见其昏忘，乃语之云：“向者君自将斧斫柴，为欲大便，放斧地上，何因随即忘却？”此人又熟看其妻面，乃云：“娘子何姓，不知何处记识此娘子？”
这则笑话通过极大的夸张来调谑逗乐，真让人哭笑不得。生活中的确不乏健忘之人，但转瞬间将朝夕相处的妻子忘得一干二净的，实属少见。在简短的文字中使笑意完全凸现，这就是笑话艺术的魅力所在。“鄠县人买镜”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镜子”这一新生事物的种种看法，生动活泼地再现了人们在接受新生事物时的心态，对于身处不同时代的人们，具有相似的意义。笑话的创作者同样将讥笑的矛头指向了虢州人，如“虢州录事”，“虢州胡城人常青奴”等，嘲笑的对象也都是愚笨痴傻之人，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对鄠县人和虢州人的评价，这些笑话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和认识。“人们设立的‘愚人村’总是那些偏僻而孤陋寡闻的地方，然后把夸大的笑料强加给这些地方的人。比如，过去乡村流行的站在铁道上试图拦截火车的人，嘴里大喊：‘火车火车你站住，我是某地的干部！’这个故事曾经流传颇广，里面出现的‘某地’，就是当时相对封闭的地方。而《启颜录》不识镜故事中的户县，就是当时这样的地方，但这种‘口耳文学’即传说中公认的说法，却不一定是户县的实际情况。”还有“我国山西有所谓‘七十二呆’笑话，主要讽刺襄汾县人思想性格的乖谬，但襄汾县人自己也传承这类笑话，并不以此为忌。”人们相沿成习，渐渐地形成了一种传统。
“侯白捷辩”一则因杨素是关中人，侯白是山东人，杨素便嘲弄侯白说山东多仁义之士，借一件东西可以得到两件。侯白便趁机夸奖关中人很聪明，问一可知二，实际上意在讽刺对方答非所问，使杨素非常佩服侯白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些嘲笑对方出身地域的笑话，含有地域偏见，是对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反映，是人们世俗心理的一种折射。直到现在，笑话依旧影射着人们对于某些特定事物或人群的看法。例如，我们经常会笑话某地的人，那么这些人是否就真的很可笑，很荒唐呢？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人们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对他们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罢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使这种看法不断稳固，以至于人们在想到某些可笑事情时，不免会首先联想到他们，甚至有意或无意地将一些可笑之事附会于他们身上，如同《启颜录》中的鄠县人一样。笑话在戏谑的言辞中，折射出了民族文化和大众心理的一些特点。
鲁迅先生在评价《启颜录》时曾指出：
《启颜录》今亦佚，然《太平广记》引用甚多，盖上取子史之旧文，近记一己之言行，事多浮浅，又好以鄙言调谑人，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矣。其有唐世事者，后人所加也；古书中往往有之，在小说尤甚。
《启颜录》中嘲弄生理缺陷的笑话为数不少，所谓“诽谐太过”、“流于轻薄”，所指可能在此。诸如牙齿、胡须、眼睛、身高、驼背、秃顶等，无一不是人们嘲弄的对象，如“贾元逊”一则：
国初贾元逊、王威德俱有辩捷，旧不相识，先各知名，无因相见。元逊髭须甚多，威德鼻极长大。尝有一人置酒唤客，兼唤此二人，此二人在座，各问知姓名，然始相识。座上诸客及主人，即请此二人言戏。威德即先云：“千具羖皮，唯裁一量靺。”诸人问曰：“余皮既多，拟作何用？”威德答云：“拟作元逊颊。”元逊即应声云：“千丈黄杨木，空为一个梳。”诸人又问云：“余木拟作何用？”元逊答云：“拟作威德枇子。”四座莫不大笑。
两人相互嘲弄，王威德嘲笑贾元逊多髭须，而贾元逊巧妙利用“枇”与“鼻”的同音关系，嘲笑了王威德鼻子长大的特点。客观地说，对生理缺陷肆意嘲弄的笑话，确实品位低俗。但从文化层面来看，这类趣味低级的笑话，却自产生以来绵延不绝，受到各个时代人们的欢迎，是因为它迎合了世俗民众的庸俗心理。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在生活中对这些笑话津津乐道。笑话的谐谑特性，使人们无所顾忌地将平时那一套正统严肃的为人准则抛之脑后，在嘲弄他人时，获得了心理上的某种快感，在与弱势的比较中，强化了内心的优越感。此外，“嘲诮”类中的“王卢”、“徐卢”、“马王”等都是姓名相嘲的例子。中古时期嘲戏之风盛行，人们十分看重的家族、郡望、名讳等，在笑话里消解了往日的权威和光辉，表达了民间大众的心声，受到老百姓的喜爱。
在我国古代的笑话集中，《启颜录》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它继承了先秦寓言中的笑话因素，吸收了三国魏邯郸淳《笑林》的创作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幽默风格，而且在敦煌遗书中也有保存，流传范围较为广泛。另一方面，它丰富了笑话创作的题材和内容，使此后唐宋、明清时期的笑话集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发展，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品，使人们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之余，在简短的笑话中得到会心一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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