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最大化原则。生态移民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移民迁入地的建设，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建设迁入地有助于实现生态移民搬得出、稳得住的目标。具体而言，要加强迁入地的交通道路、供电、供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在移民子女上学、就医等方面给予和原迁入地居民同等待遇，解决移民的后顾之忧。
与城镇化建设相协调原则。除少数进入城镇从事第三产业的移民外，大部分移民被安置在城郊或交通沿线的生态移民村和农业开发区，这对城镇化的发展非常有利。移民建镇可以显着提高城镇化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贡献。
与国家扶贫攻坚计划相结合原则。生态移民中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严重恶化的偏远山区、沙区，形成了生态恶化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就地扶贫往往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甚至部分住户还形成了等、靠、要的消极观念。因此，异地搬迁移民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蓄积自然资源的重要保障，也是减少返贫人口、巩固扶贫成果的重大举措，是降低扶贫成本、提高扶贫效益的有效途径。
以科技带动生态文化建设原则。生态文化是移民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移民搬迁不但要从物质上给予移民所需的必要帮助，更重要的是通过科技文化教育投入，就业培训等使移民从内心深处得到改观，使移民在适应新生活的同时，能对未来生活甚至发展有所计划，形成良好的生活状态。
民族政策融入文化建设的原则。生态移民大多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农户，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搬迁意味着他们不但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移民与当地群众的融合问题，有可能产生文化和信仰方面的冲突，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民族的存在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和长久以来的文化传承，不能因为移民搬迁就损毁了文化传统，影响到移民的宗教信仰，要充分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尽可能的为移民创造条件使民族风俗习惯得以延续。
5.生态移民与生态难民的区别
关于生态移民与生态难民的区别，我国多数学者认为二者具有明显不同——只有意识到继续在原地居住会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造成严重后果，才会产生生态移民。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凌浩表示：“其实生态移民也是生态难民，因为二者都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移民。二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本书所称的生态移民，界定为保护性移民与恢复性移民两种情况。
二、移民地区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
区域经济学起源于古典区位理论，它是研究区域经济组织、区域经济联系、区域经济政策三个方面内容的科学。最初，德国经济学家杜能提出了成本最低区位论，其后，克里斯·泰勒提出了市场最大区位论，使区域经济理论有了科学的雏形。二战结束后，区域经济学说发展至追求“成本最小、利润最大、社会效用最大”的区位论，但古典区位论始终没有脱离单个经济企业的布局选择。20世纪20年代开始，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老工业区结构性衰退、地区差距扩大、不发达地区经济崩溃、发达地区市场滞销、企业不景气等区域经济问题。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国家干预思想，以避免贫困地区的再生恶性循环，他的理论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区域经济范畴，但却指出了解决区域经济问题的途径。
区域经济理论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内容：
1.谬尔达尔的二元经济结构论及因果累积论
1957年，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存在明显的地理二元经济性，即由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所造成的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地区共存。有的区域由于外来因素影响，出现经济增长、工资提高、利润增加，久而久之，则出现较大的地区差异，随之出现频繁的区际经济交流。而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提供了资本更大的获利机会，在马太效应作用下，使发达地区有更多机会吸引经济资源，不发达地区的资源外流造成资源短缺进一步加剧，出现“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因果累积循环，逐步拉大经济差距，形成区域性二元经济结构。
谬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累积模型表明，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虽然能够抵消一部分资本在同一地区过分集中的效应，但经济成熟地区完善的投资环境、法律信用环境、基础设施条件、规模报酬递增趋势和高素质劳动力都可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因此对资本充满吸引力，这些区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区位。此时，发达区域不但具有对外界资源的吸引力，同时周边不发达区域的资金、人力也产生向其汇聚的加速流动，产生回流效应，从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的根源。虽然，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区域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加大对周边区域原材料、能源的采购和对人才的招揽，同时向其输出资本和技术，产生扩散效应；但纵观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多数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因而表象上就可看到区域经济差异的不断加大。由于市场经济行为始终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依靠市场自发调节以缩小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并不现实。因此，为保持社会稳定，政府必须发挥调控职能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必须介入扶持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的原因。
2.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
该理论以梯度表示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经产业部门平均技术水平的比较将不同地区分为高级梯度、次级梯度和低级梯度三类。高级梯度区域充分发展投资大、风险高、回报高的产业，以及产出附加值及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而低级梯度区域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或衰退性产业。随着时间推移，技术产业部门由高级区域向低级区域转移，引起各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随着经济发展质量改善、产业升级加快，推移速度提高，最终实现各个区域相对均衡的经济发展水平。梯度推移理论的核心是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区域发展水平提高的根本推动力。
3.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
纳克斯通过对不发达地区的深入研究，指出这些地区的不发达实际上是资本相对于地区人口和自然资源不足所造成，而如果完全将这种不足让市场自身调节和解决，这种地区内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势必出现两个恶性循环，形成“资本越是不足，地区经济越不发达；经济越是不发达，资本就越缺乏”的负向马太效应，加深不发达地区的贫困程度，拉大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而更严重的是，两循环彼此互相制约，都不可能单独打破而成为独立的良性循环。因此，任何单独投资和资金补充都解决不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必须通过外力施以大规模投资，才有可能打破储蓄率和购买力两个方面的约束。但这一任务靠市场本身是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府从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相对均衡的角度出发，加以实施针对性的、全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
4.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
由于本身基础不同，再加之发展条件不同，造成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分化和差距拉大，形成区域经济的不平衡。针对不平衡现状，必须对欠发达区域给予特别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安排，以达到最终的相对平衡。赫希曼认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由政府加以特别的政策干预，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和资本，投资于一个地区的先进和龙头产业，通过它的快速发展带领其他产业的升级和进步。
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之间存在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发展初期，发达地区的极化效应大量吸引周边区域的经济资源、资本、人力，经济发展基础不断提高和完善，而周围区域发展条件进一步恶化，区域经济水平差距加深。此时，虽然发达地区由于规模效益开始递减，资本、人力、技术、产业向落后区域转移的涓滴效应开始出现，但其规模远小于极化效应。政府的政策倾斜和干预将使涓滴效应在一段时期加大和超过极化效应，此时落后区域发展提速。因此，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初始，必须挑选具有带动作用的产业加以扶持，这一产业价格弹性和利润弹性必须较高。
5.佩鲁和罗得温等人的增长极理论
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先提出增长极理论，但他着重于产业之间的关联联系，忽略了此理论在经济空间上的作用和含义。20世纪60年代，罗得温首次提出增长极的空间含义，而随后布代维尔和赫希曼相继完善了增长极理论，他们指出所谓增长极事实上就是由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聚集形成的经济中心。中心的主导产业发展带动资本、人力、物力的集中和兴旺，创造出大规模的企业，进而形成经济繁荣的区域。一个增长极同时具有金融中心，技术、人才、商品中心，物资集散和交易中心的多重身份和角色作用，在一个或一片区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赫希曼据此提出增长极将通过涓滴效应向周边地区扩散资本、促进创新，最终通过自身发展和壮大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二）现代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
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理论在20世纪之初已经发展到新的高度，但对落后地区及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研究成果较少。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的研究，在将经典金融理论和落后地区经济进程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新兴的区域金融发展理论，其中又以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肖和麦金农的金融压制以及金融深化论最具有代表性，对发展中国家和后进地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
20世纪60年代，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系列指标。他认为各种金融现象可以归结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结构三个方面。所谓金融结构即是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综合，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金融结构的特征。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个重要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即某一时期现有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之比，也即金融资产总额与实物资产加上对外净资产总额之比。
FIR=FT/WT
式中：FT——金融资产总额（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量）
WT——国民财富总额（该国经济活动总量）
该表达式反映了金融活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二者高度依存的关系。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在一定生产技术水平下，如消费者储蓄偏好、投资风险大小不变的话，则金融机构与金融资产种类愈丰富、金融活动对经济的渗透力愈强，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他总结了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在经济发展中，金融体系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国民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对于落后地区或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界的、国际化的金融机构便利于资本与技术的转移，具有重要作用。长期来看，金融与经济齐头并进，金融体系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改善了经济活力。
2.肖和麦金农的金融压制及深化理论
19世纪后期，肖和麦金农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制度具有“金融压制”的特征：货币化程度低、金融结构上具有现代金融机构盘踞大区域，传统金融机构分布于农村乡镇的二元性、金融市场发展落后、政府对金融实行严格管制等。归结起来则是金融和经济之间存在一种恶性循环，即金融机构高度国有化，金融市场落后，政府人为控制利率水平，金融体制难以有效动员闲散资金，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从而阻碍经济发展的同时，呆滞的经济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制约着金融业的扩展。
为此，肖和麦金农倡导金融深化，即政府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分干预，使市场机制能够借助资金供求价格——利率机制的作用，实现金融与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市场化的金融体制优化资源配置，拉动经济增长，为金融发展提供更多资金资源，有助于激发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刺激金融业进一步扩张。
3.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深化理论在对各国实际经济运行和金融发展指导中，逐步表现出正反两方面的效应。正效应表现为金融深化引起收入增加，进一步鼓励储蓄及投资，刺激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但从负面效应来看，过度的金融深化，使金融系统特别是商业银行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利率提高增加国家债务压力，引起国际短期资本（热钱）的破坏性流动，造成宏观经济动荡，利率升高和外汇管制放松容易产生经济增长减缓和通货膨胀。因此，金融约束理论认为，麦金农和肖所描述的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难以达到，因而资本及其他资源的配置并不能完全通过市场作用而达到帕累托最优，此时必须有政府适度介入和干预。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存贷款利率，追加商业银行特许经营权等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使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利差，避免短期高风险的经营行为，减少亏损的社会成本，从而使社会资金流动形成良好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