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将一种写作取向和一个诗歌流派或者诗歌群体结合起来，那未免有些以偏概全，让人产生牵强附会之感。但是，如果将一种人的集体行为称之为一个诗学思潮出现的标志则显得颇为合理有效了。因此，也许应该说，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出现，在诗学概念上是有效的话，它所代表着的是一种新的写作思潮的出现，也就是个人化写作潮流的具体体现。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诗写作当中一直延续着并不断得到加强的趋势之一就是诗歌写作的个人化倾向。这也和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密不可分，那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到来，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崛起都是其促进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盘峰诗会”上发生的论争，是民间力量崛起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诗坛全面分化的象征。诗坛不再是铁板一块这早就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在这次诗会上将其公开化了。与此同时，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并逐步和主流诗坛发生碰撞，也是一个全面接纳融汇的开始，起到了另外一重更为深层但却往往被忽略了的现实。那就是，中国诗歌界在传统上一直存在着的主流和民间的两重结构界限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了，两套话语体系出现了快速浑融的趋势。而第三条道路写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似乎充当了两者之间的浑融体的象征物的角色。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是否也就意味着，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个诗学的理念，在其完形之际，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那么，第三条道路的诗歌群体的分崩离析也就显得不难理解，而且简直是必然的了。因为，作为一个整体，它从来不曾存在过，它只是一种混杂的想象物，或者说，只是一种中间化的存在样态，不具备完形的能力。
如果将“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来对待的话，那么其存在的价值仍然是很重要的。首先，中国的现实尚且处于一个未完全现代化的时代，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只是在局部的地区的某些层面有所显现，但远远不是主流特征，在这个角度上，它具备着先锋的意义和价值。同时，“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个诗歌现象也好，流派也罢，毕竟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标志性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容抹杀和不可忽视的。它所起到的作用尚待进一步观察之中。第三条道路写作的阵营，在2005年达到了鼎盛期，当时中国诗歌界的相当一部分活跃分子都和它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当然，最为重要的是，“第三条道路”虽然出现了分化，但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并且逐渐发展出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诗派”。这个诗歌流派的最终成型是以谯达摩、朱赤、亦言主编的《穿旅游鞋的舞神们：第三条道路代表诗人作品集》的出版发行为标志的。该书的出版让“第三条道路”从一个空泛的诗学概念演变成了一个真实的诗歌写作流派，代表着“第三条道路”已摆脱了原有概念和体系的困扰，而逐步进入了一个完备而自足的状态。
二、《穿旅游鞋的舞神们》与第三条道路：
一本书与一个诗歌流派之间的关系分析事物在发展演变的过程当中，有着自身的净化功能，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在喧哗与骚动过后，那些外围的、偶然的因素自动消失，留下一些或深或浅的痕迹；真正得以留存的因素就是事物的内在与必然，是其组成的核心部分，也是事物成为它自己的内在本质。从1999年的“盘峰诗会”起到2005年这段时期的中国诗坛是相当喧嚣的，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这是和当时诗歌的传播语境的转变分不开的。中国社会机制进一步改革开放，传播的社会文化语境日益自由和多元。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程度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社会教育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新世纪的诗歌，经历的最大的变革，已经从内部转向了外部，那就是传播方式的变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渠道的出现，并逐步取代原有的传播途径成为诗歌传播的最主要方式之一。这就有效拓宽了诗歌传播，让其进入到了一个可以突破数量、地域、时间等因素限制的新的传播时代。
互联网是人类社会技术革命的产物，代表着技术文化的威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互联网也通过改变世界，同时改变了人本身。互联网对于诗歌的传播起到的作用，目前尚难完全预料。而且，互联网是在改变人的行为的同时改变了人的属性，这影响显然更为深入和持久。21世纪之际的中国诗歌传播，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推动下，出现了新的传播特性，大体上如下：
二十一世纪之交的诗歌传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特征。第一，诗歌传播的文化语境有了大的变化。之前，诗歌主要是受到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话语因素的影响，而今诗歌逐步摆脱了公共话语的限制而趋向于个人化和主体性，诗歌开始拥有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独立的语境。特别是随着网络等新兴传播媒介的出现，带来了一个更为自由的话语平台，有效地突破了旧有的话语机制，使得诗歌的传播拥有了新的公共空间。在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以及官方的文学刊物之外，民间的和民刊的诗歌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化的现实，为一个立体、多元的诗歌生态系统的出现带来了可能性。第二，诗歌传播的渠道大为拓宽，在传统的书籍报刊之外，还出现了互联网等新兴的传媒，一个无纸化的诗歌传播时代正在到来。当前，以印刷等传统方式传播的诗歌数量非常有限，大部分的诗歌传播是以互联网的方式进行的。那些在纸质出版物上可以找到的诗歌，在互联网上大部分也都可以找到。第三，诗歌发表和接受方式更为多样化，新兴诗歌传播方式下的信息反馈及时有效。在传统的传播时代，诗人的作品想要发表是相当困难的，在网络时代，发表作品和写作本身可以几乎是同步的。这样，原来努力寻求在纸质刊物上发表诗歌的欲求自然会削弱。这也为诗歌写作的多元化带来了便利。这同时带来了编审制度的缺失。诗歌的阅读接受更为方便、快捷，读者可以轻易地在互联网上搜索到感兴趣的诗歌；同时，海量的诗歌也使接受者的选择更为茫然。读者和诗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近，可以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互动，就具体的诗歌作品进行在线交流。第四，不同诗歌传播方式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在互联网等新兴的传播媒介下，诗歌的体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部类之间通常可以是同时并存、交叉进行的，原来清晰的传播方式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这也让具体的诗歌传播行为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其作用也更加多样化，难以控制。诗歌传播行为因此容易失范。第五，诗歌传播的规模越来越大，难以计量。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社会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以及印刷技术、传播技术的改善等等，诗歌作品印刷物的数量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同时，通过互联网等新兴媒介进行传播的诗歌数量更为惊人。民间自印的诗集等大都没有备案，互联网上的诗歌更是无法统计确切的数字，这些都为诗歌的传播规模的测定带来了困难。出自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二十一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传播研究》。
在这些因素之外，起到作用的还有网络诗歌本身阶段性发展的因素。总的说来，中国大陆地区的网络诗歌传播渠道，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电子公告板系统阶段(1995－1999年），这是网络诗歌传播的起始阶段，传播渠道作用比较单一，功能主要体现在互动方面；网站传播阶段(2000－2005年），这是网络诗歌传播的发展阶段，这种传播渠道，拓宽了传播的功能，特别是增强了诗歌传播的组织性；博客传播阶段(2006年以来），这是网络诗歌传播发展的新阶段，它凸现了诗歌传播的个人能动性；同时，博客圈等功能，也弥补了个人性带来的不足，是一种比较全面、均衡发展的诗歌传播渠道。网络诗歌传播渠道和网络诗歌传播的阶段之间，有着很明显的对应性关系，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深入探讨的现象。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三条道路发展最为鼎盛的几个年头，对应的正是网络诗歌发展的网站传播阶段，这个阶段的网络诗歌是以群体性和组织性为主的，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功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挥和应用。而自2006年以来，网络诗歌进入了一个博客传播的新阶段，这个时期的网络诗歌传播的个人性因素开始增强，组织性和群体性相应弱化。网络，特别是网站，促进了第三条道路在诗歌传播方面的繁荣。
在第三条道路发展的历程里，存在着两种主要的传播方式，一是正规出版物，二是诗歌网站。诗歌出版物作为传统的传播媒介，依然有着很强的传播功能，比如文化价值的发现和赋予；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缺乏新兴传媒的传播宽度和广度，在时效性和便捷性方面都有着不足；同时互动性也很差，基本上是单向传播，缺失即时的信息反馈。网络等新兴媒介在弥补了传统媒介的不足的同时，也起到了人群聚集的作用，将松散的人群快速集结起来，便于交流和集体活动。但网络也有着自身的不足，那就是行为的随意性强；诗歌信息传播活动过程当中的传播和接受主体都存在着现实身份和虚拟身份之间的差异，这种分裂现象进一步导致了网络诗歌传播当中人的身份和心理的双重性和不稳定性。自2003年6月起，“第三条道路”诗歌论坛开始创办，随即出现了包括“第三条道路综合网”等好几个和第三条道路有关的诗歌论坛或诗歌网站。其中尤以“第三条道路综合网”的规模和传播作用为最大。网络扩充了第三条道路的阵营，让其迅速波及到整个汉语诗歌写作圈子。但这也让其构成显得颇为庞杂，在谯达摩等人主编的三卷本《第三条道路》选本中，有大量的诗歌作品都是和这些网络上的诗人相关的。网络隐藏了人的现实身份，让传播显得遥远而接近，既远在天边又触手可及，虚拟和真实之间的界限显得很模糊。这也掩盖了人的行为的真实企图。被现象隐藏起来的，时间将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时间的敞开作用就在于在场的事物的痕迹是无法被全部抹去的。
第三条道路的分裂或者说内部分化现在看起来是顺理成章的，诗歌流派或者说群体的净化是和整个诗坛的净化同时展开的。去除掉个人性的因素，那么当时的分流对于整个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也是一个良性的过程，它让本来就处于分裂状态或者说分化趋势的事物得到实现。在谯达摩看来，这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并促使他做出了第三条道路诗学是一种“实践诗学”的判断。谯达摩自2004年至2006年间发起和主编的三卷本《第三条道路》选本，带有诗歌群体的年度选本的味道，是该创作群体在某一个时期内诗歌写作整体面貌的集中展示。这些选本可谓厚重，特别是后两卷每卷都有上百诗人入选，字数达到上百万字。这也是其庞杂的结果。在2006年编选的《第三条道路》(第三卷）当中，谯达摩对于第三条道路的发展进行了反思，也就是他说的“拆解”，试图使其变得眉目清晰起来。他在《拆解第三条道路：实践诗学的后现代阐释》中指出：
换言之，我现在所说的“第三条道路诗派”已与这些诗坛混子无关。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条道路诗派”主要指本文所涉及的诗人，其活动场所主要在“第三条道路综合网”。除此以外，作品收在《第三条道路》(第三卷）的诗人，除了其中极个别的破坏性力量尚未来得及被彻底清理的，基本上都可以纳入“第三条道路诗派”。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所谓的拆解，其实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开放。我们知道，“后现代的思维确实是与整体有关，但是后现代的思维毕竟不同于其他的思维，也就是说，它不是规定性的，而是开放式的。”谯达摩：《拆解第三条道路：实践诗学的后现代阐释》，出自谯达摩、温皓然主编《第三条道路》(第三卷），九州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2页。
自从第三条道路成立起，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甚至攻讦。这和其树大招风分不开，也和世纪之交的整个诗坛的混乱有关系。有争议的事物本身就是因为其值得争议，争议说明它的价值所在。谯达摩在这里反思了第三条道路的驳杂所带来的弊端。另外，理论必须有实践作为支撑才能实现其现实的作用和价值。对于“实践诗学”，他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有鉴于此，“第三条道路写作”发轫之初就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其目的是使之尽可能保持诗学探索或诗学历险的本真状态，而不受意识形态左右。当然，作为一种实践诗学，“第三条道路写作”与其理论基础即实践哲学一样，并非不要思辨，不要理论。实践、行动不应该是任意的和盲目的。……“第三条道路写作”重视差异性、不确定性、流变性是对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同一性、确定性、稳定性。换言之，我所说的实践诗学实际上是实现实践与思辨、理论的综合、统一、融合。再换言之，“第三条道路写作”无论是现在的“诗歌流派”，还是即将形成的“小说流派”、“散文流派”，都应该是集大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