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灵明，谁去俯他深？在王守仁看来，花、天、地只是作为人心所感知的对象时，才作为花、天、地而存在。客观外在事物如果没有认识主体去认识它，也就不能成为认识对象。王守仁的论述表明他对此已有自觉认识，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但他却由此夸大了人心的作用，将事物的客观存在否定了。他又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这就是说，事物的产生是由于人心所发生的意念活动，没有人的意念就没有客观事物。所以他虽然看到人心、意识的能动作用，但却将之夸大、歪曲为惟一真实之物，而客观事物只能是意识的体现。
就人的行为活动来说，王守仁同样将之归于“心”。他指出：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
王守仁把“心”着重从道德方面加以解释而将之伦理化。他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在王守仁看来，“无私欲之蔽”的“心”，就是“天理”，也就是“良知”。他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良知”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可以视为孝悌忠信等封建道德。这就是说，封建道德是人心所固有的，只要把它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王守仁就把“心”当成天地万物的根源，从而在宇宙观上表现出鲜明的主观唯心主义特性，他把“心”伦理化，反映出宋明儒学本体论伦理化的特点。
（三）“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既然“心外无理”、“心外无物”，那么在王守仁看来，就不能在心外求物、求理。“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所以他从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提出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
因为王守仁把作为万物本体的“心”伦理化，认为“心”就是“良知”，所以认识也就是发掘心中的“良知”，即人人先天所具有的封建道德品质，而不是去寻求关于客观事物的规律，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身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这就是说，人的认识能力是人之本心先天所具有的。人不必去认识客观事物本身，而只要追求自身先天所具有的“良知”，就可以得到事事物物之理了。这种不在心外求理的认识论，实际上将主体视为认识的惟一源泉。
由于王守仁将“心”看成是无所不包的统一体，将“心”与“理”看成是一体的，所以他又进一步指出“求理于吾心”乃是“圣门知行合一之教”。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是他“致良知”的方法之一，也是为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学说而提出的。王守仁所说的“知”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认识，“行”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践行，而“知行合一”所探讨和要解决的是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问题。它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行”产生于“知”、统一于“知”，“知”就是“行”。王守仁站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指出“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悌”，是由于朱熹的“知先行后”之说把认识和行动脱离开来，弄得“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事”，要改变这一点，就要将知与行统一起来。他说：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
在王守仁看来，如果人只着重“行”而不重“知”，这种“行”由于没有封建伦理思想的指导，其结果是“冥行妄作”、“懵懵懂懂”，缺乏自觉性；如果只着重“知”而不重“行”，这种“知”由于没有体现对封建伦理的践行，而只能是“茫茫荡荡”、“揣摸影响”，没有实际效果。所以要将“知”与“行”统一起来，以“知”指导“行”，以“行”实践“知”。
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在这里，把“知”当成“行”的核心和起点，强调了“知”在“行”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把“行”看成是产生于“知”、统一于“知”的东西。在此基础上，王守仁进一步强调“知”的作用，且把“知”当做“行”。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此是我立言宗旨。
他所说的“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是把由“心”发出的主观的“知”、“意念”当成“行”。后来王夫之指出王守仁的“知即是行”的观点是“销行以归知，终始于知”。这击中了王守仁“知行合一”论的主观唯心主义要害。
第二，“知行合一”所要达到的标准和境界是“致良知”。王守仁的弟子曾把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概括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功，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四句话，后人称为“王门四句教”。所谓“良知”即是对善恶的先验认识，顺从“良知”去扩充善念克除恶念，就能保持“良知”。在王守仁看来，“良知”是检验是非的标准。
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物。
“致良知”是指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认识和实践，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的最终归宿就在于此。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若知时，其心不能真切笃实，则其知便不能明觉精察，不是知之时只要明觉精察，更不要真切笃实也。行之时，其心不能明觉精察，则其行便不能真切笃实，不是行之时只要真切笃实，更不要明觉精察也。
所谓“知之真切笃实”是指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认识准确、扎实、深刻，具有真情实感；所谓“行之明觉精察”是指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践行自觉、细致，且有反省认识。“知”之所以能够指导“行”，是因为它对于封建伦理道德具有“明觉精察”的认识；“行”之所以能够实现“知”，是因为它能够把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认识化为“真切笃实”的行动。所以“知”与“行”的统一，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也即“致良知”。
三、陆王心学简评
王守仁的学说既是对陆九渊所创“心学”的发展和完善，也是对程朱理学弊端的批判。
它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是在程朱理学弊端泛滥之时产生的，程朱理学自南宋起，正式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朱熹所写的《四书集注》及他所解释的《五经》，不仅成了判断是非的准则，而且成了明代王朝开科取士的标准答案。文人学士以《四书集注》为必读的教科书，应试时也只能按其注解答对，而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一方面在思想上形成陈陈相因、墨守师说的僵化局面，另一方面文人学士把背诵理学家的某些名言、语录，作为获取高官厚禄的手段。程朱理学的这些弊病，到明代中期更为严重。王守仁批评当时的学风是“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的教条主义。他还指出，程朱理学在求学方法上过分烦琐和陈腐，使人难以实行。所以他大声疾呼：“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所望以起死回生。”于是他在治学上便从相信程朱理学而最终转向“心学”，并将“心学”理论完备化。
在宇宙观本体论上，王守仁继承了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传统，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观点。他所说的“理”与程、朱、陆一样既有事物法则、规律之意，又有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之意。他所说的“心”指人的思维、意识，所以他讲的“心”与“理”的关系涉及人的意识、思维同事物规律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比以前学者思想有所推进；但他更倾向于“理”的伦理学意义，并抛弃了格物中之“理”的方法，只采取格“心中之理”的简捷办法，以取代程朱那套“格物致知”的烦琐工夫。“心”在王守仁哲学中是最高概念，是万物之源，而“心”也就是“天理”、“良知”，它知是非、辨善恶，因此“心”这个最高本体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认识。这种以“心”为本的宇宙观体现了宋明儒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即将本体论伦理化，其目的是把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伦常道德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东西，从而为封建地主阶段的统治作辩护。但从另一方面看，王守仁所说的“心”是与作为血肉之躯的、感性的“身”不可分离的。他说：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
那么，被填充了伦理内容的“心”，实际上是与活生生的感性肉体须臾不可分离的，所以作为最高本体的“心”就被世俗化和伦理化。其结果正如现代学者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伦常道德又开始建立在个人的感情欲望、利益、幸福、快乐的身心基础和现实生活之上，封建主义的天理人性论变而为资本主义的自然人性论，走了一个圆圈，似乎回到张载、朱熹所要反对的地方，实际上却是大大地前进了。它给人类留下了精神的收获和思辨的财富。”
王守仁学说中最具有特色和深远影响的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他提出“知行合一”说，主要是反对朱熹的“知而不行”之弊。王守仁看到，在明代士大夫中，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存在着“没溺辞章”、“博而寡要”、“务外遗内”、“支离决裂”、“知而不行”等弊病。究其思想根源，就在于程朱的“格物”、“致知”、“知先行后”的理论主张。他认为，这种“重外物而轻内心”的认识方法，使人如游骑无所归那样，“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他坚持“圣人之学，吾心自足”，认为“格物”、“致知”的目的，不是去追求客观事物中的“天理”，而是去发掘自己内心的“良知”，使人在知行上统一起来。在教育学生时，常常把“笃志力行”、“表里一致”作为判别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是合理的。此外，王守仁所说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实际上是把一切道德归结为主体自觉行为，强调了道德主体（人）实践的能动性。这也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致良知”也是王守仁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所要解决的是是否遵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问题，也即“为善去恶”问题。由于王守仁主张为人做事，要想达到为善去恶的目的，就应以自己的良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不应以程朱的格言或孔孟的言论为准则。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未出于孔子者乎。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在当时把程朱理学作为教条、把孔孟言论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情况下，王守仁的这些话，如晴天霹雳，在人们的思想中起了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他的“学贵得之心”的思想，实际上强调了人们的个体意识，鼓励人去独立思考，在反对封建圣人、贤人偶像和权威方面有积极进步作用。所以，尽管王守仁在个人主观愿望上建立“心学”是为“破心中贼”，以巩固封建秩序；但客观上，其学说在历史上却成了走向思想解放的进步通道，它成为明中叶以来浪漫主义的巨大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
思考题
1.什么是“理学”？它的历史地位如何？
2.二程哲学思想的异同何在？
3.为什么说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主要包括哪些？
4.什么是“心学”？它与“理学”有何异同？
5.如何评价陆九渊的“自存本心”的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
6.如何评价王守仁的哲学思想？
7.宋明儒学探讨的主要哲学问题是什么？观点怎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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