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诗人，在杜甫身上集中了中华文化传统中一些最重要和最宝贵的优秀品质：他有仁善之心，爱民胜己；他关心国事，穷达如一；他追求理想，永不放弃；他一息尚存，手不停笔；他珍视友情，不分高下；他待人诚恳，表里如一；他实事求是，不事阿谀；他富贵不淫，贫贱难移。正是他的这些优秀品质在他的诗歌里散发出耀人的光芒，才使他的诗歌有着端正不阿、感人至深的力量。这些品质和诗中的精神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学，更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这是杜甫诗歌的精华和核心所在，是杜甫诗歌备受后人尊敬的主要原因，也是杜甫诗歌之所以能达到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最高峰的根本原由。
就诗歌的文学性而言，杜甫诗歌集前人诗歌之大成。他诗歌中夹叙夹议的手法受《诗经·小雅》的影响；悲慨沉郁的格调与《离骚》相近；缘事而发的写法源自乐府；浓烈的情怀、细腻的感情似建安风格；壮阔的胸怀和思想得李白风范；于贫寒中文笔绰约，有陶潜情操。他还十分赞赏谢灵运、谢朓、庾信、阴铿等人，对唐代陈子昂、初唐四杰更推崇备至。
可见，他对前人学习研究之深，且努力博采众长、取长补短，因其如此他才成为汇众长于一身的集大成者。所以宋人秦观说：“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论韩愈》)。
正因为杜诗集中了前人诗歌的众多优点，所以也就成为后世诗人学习的楷模。杜甫诗成为唐代诗歌承前启后的转折点。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诗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而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以白居易、元稹为首发起的“新乐府”运动是杜甫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继承。白居易赞扬杜甫“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天君须会意，人间要好诗”(《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元稹则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韩愈、孟郊、李贺等人则受杜甫奇崛和炼字的影响，诗风险峻怪异。炼字的影响甚至在晚唐发展成苦吟的一派。李商隐的七律得益于杜甫七律组织严密、跳跃性大的手法。晚唐以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也是对杜甫精神的发扬。他们都学习了杜甫诗的某一长处而开拓出诗歌新的意境。
至宋代，杜甫的地位更高，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李纲、文天祥等众多诗人、政治家、民族英雄们无不深爱杜甫的诗歌，无不深受杜甫诗歌的熏陶和影响，并以杜甫为学习的榜样。王禹偁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欧阳修说：“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文天祥被俘将死，在牢狱中仍专心读杜甫诗，并将其中五言诗200首成集，题为《集杜诗》，并说“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集杜诗自序》)。
金元以后至清朝末年，元好问、李梦阳、顾炎武、沈德潜、黄遵宪等人也都从不同方面学习、继承杜甫诗的精神和方法，创作出无数优秀的诗篇。
至近现代，杜甫诗歌仍影响和培育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才。康有为“最嗜杜诗，能诵全杜集，一字不遗”(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陈独秀亦能“背诵杜诗全集而不遗一字”(郑逸梅《千百年后之杜陵知己》，《草堂》杂志1982年第2期)；闻一多称杜甫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见《杜甫》一文，刊载于1928年《新月》杂志)；郭沫若称杜甫为“诗中圣哲”；毛泽东称杜甫为“政治诗人”，“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龚国基《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人》)。略览数例已可见杜甫影响的伟力之所在，它不因时代的变迁而稍有削减，反而随社会的进步而愈显光华。我们应该珍惜这份难得的遗产，继承和学习杜甫的精神，以诗歌为工具，为世界的进步和人类和谐幸福的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
杜甫作品补充阅读
《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zī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朱凤行》：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另本为‘群’)，翅垂口噤心劳劳。下悯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朱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
《前出塞》(其六)：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另本为‘无’)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另本为‘胡’)，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悲陈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辞：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另本为‘且’)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雨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垂老别》：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老(另本为‘盛’)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述怀一首》：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mǐn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yǒu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嵚岑猛虎场，郁结迥我首。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汉运初中兴，生平老耽酒。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另本为‘途’)叟。”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着，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juàn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梁。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不见》：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忆昔》：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来自去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第四节中唐诗歌
一、中唐前期诗人和大历诗风
(一)中唐前期诗人心态与诗风的变化
安史之乱引发的近十年的战乱使盛唐光彩颓然暗淡，逼迫文学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杜甫正是这一转变的领军人物。但当时大多数文人士子的情况与杜甫不同，他们中多数人的青年时期是在开元太平盛世中度过的。盛唐文化的熏陶，时代昂扬的气息，使他们心中潜藏着豪迈远大的人生理想。突然而至的社会动荡先令他们莫名其妙，继而是惊恐万分乃至手足无措。此时他们才深深懂得自己是多么的无能和无奈。他们不再有李白那种自信、向上的昂扬气概，也难有杜甫那种关注现实、与民同悲的深广情怀。他们中的多数淡泊了仕途的追求，泯灭了匡扶社稷的理想；回忆昔日的繁华恍如隔世，瞻望未来的道路不见了锦绣前程；生不逢时的感觉充斥内心，热切进取的愿望化为泡影。远嫌避祸、惟求保身是当时文人的普遍心态。这一心态的转变反映到诗歌中，就不见了盛唐的高亢与激昂，而代之以中唐的寂寞与冷落。中唐诗人不再高谈阔论治国之策和匡扶社稷的豪言壮语，而是孤芳自赏、无所事事，诗歌追求一种远离现实的高雅、清逸、宁静和孤独的情调。这样一批诗人活跃在唐朝大历年前后，后人就将这一批诗人共同的诗歌创作风格统称为“大历诗风”。
(二)元结、顾况、戴叔伦
应该说，诗风的变化总有一个过程，并非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而且盛唐与中唐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许多诗人都跨越着两个时期。在盛唐向中唐过渡的时期，必有一些诗人的诗风处于过渡的形态。元结、顾况、戴叔伦等就是过渡时期有一定代表性的诗人。
元结(719-772)，字次山，河南人。他与杜甫年龄相仿，并和杜甫一样，努力用诗歌反映现实。他与顾况一起成为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元结早年曾有过“耕艺山田”、“与丐者为友”的生活，后来中了进士。安史之乱爆发，他带领邻里一起逃难，与人民共度艰难，遂有感情的融合。后经人推荐被召入长安，上“时议”三篇陈述兵势，被提升为山南东道节度参谋，再后拜道州刺史。他与人民的密切联系，使他多次上疏言事，指斥时弊，陈述人民苦难，提出了“救世劝俗”的政治改革主张。他反对淫靡的诗风，希望诗歌能“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达到“感上”、“化下”的目的(《系乐府序》)，这正是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先声。他写的《贫妇词》、《去乡悲》、《农臣怨》等诗中对贫苦妇人、逃难的乡亲和灾荒中的农民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他在《舂陵行》中更表示了宁可自己违诏待罪，也不愿逼迫人民卖儿卖女。他在《贼退示官吏》中指责那些强迫地方官横征暴敛的朝廷使臣比盗贼还凶残，而自己宁愿弃官也不能以“绝人命”来讨得封赏：“……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被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