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雷是小于介绍我认识的。她是一家保健品公司的业务代表。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尤其不会忘记小雷在沙发上坐下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她说她看着我就像看见“自己的亲妈妈”一样。她说她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她天生就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她说“孤独就像是一个情感的罗盘，它能够让人辨别亲情”。我自己的女儿也许从来就没有将我当成过是“自己的亲妈妈”。小雷的这第一句话带给我的是天伦之乐。我们之间马上就没有距离了。她关于孤独的比喻也很精彩。我从这种比喻里理解了我和我妹妹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疏远（因为教会和网络让她对孤独失去了感觉）。我们接下来的交谈更是确定了我们这些年亲密交往的基调。小雷拉着我的手，很关切地问起了我的身体状况。我用充满母爱的目光看着她，很私密地谈起了自己身体上的各种问题。“老年保健可是一门大学问。”小雷说。在她看来，只要掌握了这门大学问，我身体上的所有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那么，“这大学问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呢？”我好奇地问。“当然是从我们公司组织的免费讲座和我们公司推出的保健产品入手。”小雷说着马上从她的手提包里掏出了一盒健脾丸。她说那是他们公司新开发的产品，对便秘特别好。她说那是她特意带给我试用的，不肯收我的钱。“你怎么知道我有便秘呢？”我好奇地问。“哪有女儿不知道妈妈的。”小雷说。我心想，我自己的女儿就不知道。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只有一个细节令我不太愉快。在送小雷下楼的时候，她突然问我在中学里是教什么课的。她已经听小于说过我是退休的中学老师。我犹豫了一下。我第一次对“政治课”老师的身份感觉有点尴尬，我担心它会败坏了小雷对“自己的亲妈妈”的感觉。我撒谎说我是教语文的。我的谎言让小雷很开心。“我最喜欢语文课了。”她说，“我的作文总是被语文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读。”我感觉更加尴尬了。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欺骗一个天真无邪的年轻人。“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政治课。”小雷说，“学的都是没有一点用的东西。”我内疚自己撒了谎，又庆幸自己撒了谎，感觉非常矛盾。“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这是什么意思啊。”小雷接着说。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
如果没有遇见小雷，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活到现在。我记得去年春节前夕的一天，小雷甚至提出来要留下来陪我过，而不是回老家去陪自己的父母。我当然谢绝了这有点过分的好意。但是我的确非常感动，因为我自己的孩子我是求都求不回来的。我记得那一天，我激动地说出了我一直想说的一句话，我说因为她，我其实已经不能算是“空巢”老人了。小雷的反应更是将气氛推向了高潮：她叫了我一声“妈妈”之后说我当然不能算是“空巢”老人。
这五年时间里，我参加了小雷向我推荐的几乎所有的免费老年保健讲座，学到了不少的医学和保健方面的知识；这五年时间里，我也买过小雷向我推荐的几乎所有的保健药品和仪器。有些好的仪器我甚至会多买一台，送给我妹妹，比如那种“老年视力按摩仪”。根据小雷的推荐，那种仪器不仅能够消除疲劳，还能够消除炎症，甚至对防止白内障、青光眼以及视网膜脱落等都有一定的效果。我没有为在这些药品和仪器上的花销单独做过账。但是可以肯定，不管花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得开心、花得值得，因为它是为小雷花的，为对我无微不至的小雷花的，为将我当成“自己的亲妈妈”的小雷花的。说实话，我一直为自己没有买下小雷极力推荐的“多功能桑拿室”而觉得很对不起她。我的心脏不好，本来并不适合蒸桑拿。但是，小雷的极力推荐却还是让我动了心。可惜我的洗手间实在是太小了，想什么办法都装不下那整套设备，最后还是放弃了。我相信她知道我的放弃与其实有点超出我的消费能力的价格没有任何关系。
小雷的细心一次次地感动过我。我们认识的这些年里，她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生日。这是我女儿和我儿子都没有做到的。小雷的周到也同样给我带来过无数的温暖。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有两次因为担心迟到，我是坐着出租车去听免费保健讲座的。小雷知道后，坚决要给我当天买的那一批保健品九五折的优惠。我很感动又很不好意思，马上买了两瓶对我没有什么用处的“益智养颜丸”（后来我将它们送给了我的钟点工）。小雷经常说她自己是最善解人意的人。这真不是空洞的自我标榜。我可以随便举出许多生动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她理解我的孤独。她理解我的烦恼。她理解我的一切。她的电话是我最愿意接听的电话。她推荐的保健品是我唯一信任和唯一购买的保健品。我曾经在我女儿的电话里夸奖过小雷。她当然不爱听。她不爱听就算了，她还要说闲话。她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正常。“你将来会要吃大亏的。”她甚至这样说。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不出小雷这样的女儿。每次与我女儿冲突之后，我都会这样自问。她刚才的电话又让我感觉到了身心的疲惫。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摸黑回到了卧室，回到了床上。我还是没有一点睡意。我回想着刚才与我儿子的通话。是的，他说得对，顾警官（糟糕，又忘了，应该说是“骗子”）“掌握的情况”其实都是我自己提供的，而我对他的依赖和信赖都是恐慌的结果。“罪证”、“口供”、“卷入”、“犯罪集团”等等这些与我的身份和生活完全对立的词汇突然进入了我的生活，突然改变了我的身份，这毁灭性的灾难引起了我心理巨大的恐慌。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顷刻间就被击溃。我是有将近四十年教龄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我也经历过生活中的腥风血雨，我怎么会如此地不堪一击？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就陷入了如此荒唐的骗局？……我有太多的疑惑，我有太深的懊悔。现在，意识到自己的被骗，同时要向自己和别人承认这丢尽脸面的被骗，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又遭受了第二次致命的打击……说实话，我的确感到了那种最彻底的绝望，那种差不多五十年前让我在荒野的铁轨上坐下来的绝望。我的确感到自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再活下去了。
你们这些骗子。你们到底是谁？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打来顷刻间就将我的心理击溃的电话？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你们自己有父母吗？你们自己是父母吗？你们要用你们骗到的钱去抚养你们的父母吗？你们要用你们骗到的钱去投资你们孩子的教育吗？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们这些“空巢”老人，我们这些缺乏社会的关爱、也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空巢”老人？你们骗走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钱，你们知道吗？你们还骗走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信任，骗走了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信任，骗走了我们对人的信任，甚至骗走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任，对我们自己整个一生的信任。你们这些骗子。我恨你们，你们这些骗子！
我的大脑异常亢奋。我的情绪异常激动。我知道我不可能睡着。我在无法遏制的懊悔中等待着，等待着我儿子的电话，等待着他的救援和呵护。我想靠在他的身后，躲在他的身后，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的脸。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遭受如此荒唐的诈骗：骗子甚至都没有出现就将我能够集中在一起的存款全部骗走了。这荒唐透顶的受骗已经让我丢尽了脸。说实话，在听到林彪事件文件传达的当天，我也有过上当受骗的感觉：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刹那间就从天上掉到地上，从天大的好人（伟大领袖的接班人）变成最大的坏人？但是，那种受骗并没有我个人积极主动的配合，对我个人也没有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那只是“蒙骗”。而我刚刚经历的是造成了我个人（以及我家人）巨大经济损失的“诈骗”。更荒唐的是，我自己也“卷入”了这场对自己财产的掠夺和对自己身体与心理的摧残。也就是说，我既是可怜的受害者，又是可恨的合作者。想想我在接到我儿子第一次电话的时候的那种恐慌就知道事情有多么荒唐，那本来是可以力挽狂澜的电话啊；再想想我自己在转账成功之后的那种得意：那其实是我一生中最丢面子的失败啊。我羞愧难当。我追悔莫及。
电话铃终于响了。是我儿子。当然是我儿子。我正在等待他的救援和呵护。他首先也像我妹妹那样，让我“一定要想开一点”，不要再责备自己，也不要再内疚和懊悔。他说经济上的损失是小事，关键是人，如果经济上的损失转化成了对人身心健康的伤害，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你知道，我们自己家里就已经有这样的先例。”他这样说。我相信我妹妹也已经告诉过他我妹夫自杀的“真实原因”了。接着，他又问我自己的生活现在有没有问题。我告诉他没有问题，生活费我已经留出来了，而且这个月的退休工资也快到了。最后，我儿子向我要了他妹妹的账号，他说他会直接从伦敦将美金转给她。他估计他妹妹肯定还会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如果她要问起，就说他正好需要人民币急用，所以就与我做了这一次“内部交易”。
我非常感激我儿子果断又秘密地为我解决了这燃眉之急。当然，我同时又感觉极度的内疚和不安。“我很快就会将这笔钱还给你的，”我说，“还有你自己的那笔钱。”
我儿子很不高兴我再提钱的事。他说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调整好自己的身心状态，尽快走出阴影。他提醒我不要“向钱看”，而要“向前看”。
我没有想到我儿子会这么通情达理。他的这种态度让我更加懊悔自己没有能够抓住那一次机会。“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用充满感激的语气说，“你放心。我马上就休息。”
我以为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以为这最特殊的一天就这样在母子之间关爱和体贴的气氛中结束了。没有想到我儿子会给我出一个新的难题。“你现在可能还不能休息。”他说，“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还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我费解地问。
“你需要对今天的事做一个了结。”我儿子说，“否则你很难走出它的阴影。”
“怎么了结？”我费解地问。
“你应该去派出所报案。”我儿子说。
我不敢相信我听到的话。“你说什么？”我问，“你说我应该去报案？”
“是的。”我儿子说，“这是你必须做的事情。”
“这怎么可以？！”我说，“报案不等于就是开新闻发布会吗？”我让自己缓了一下之后，接着说，“我可不愿意到报纸或者电视上去丢脸。”
“你又不是名人，你被骗了不会成为新闻。”我儿子说。
“我会因为被骗而变成名人。”我说，“你不要让我去出这样的名。”
“你必须去报案。”我儿子有点不耐烦地说。
“为什么？”我不满地问。
“首先，你需要对今天的事做一个了结。”我儿子说，“其次，报案之后说不定还会有一线希望，能够追回一点经济上的损失。”
“你刚才不是让我不要再提钱的事了吗？”我不满地问。
“这是两码事。”我儿子说。
“我不去。”我说。我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让我丢尽了脸的事情。
“那好吧。我告诉你最重要的理由吧。”我儿子说，“你知道吗，你现在是真正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因为你已经将自己的存款转入到他们提供的账号上去了。他们会用你提供的资金去买毒品，去雇杀手……”
“你不要再说了。”我气愤地打断了他。他的想象力又将我带进了新的恐慌之中。
“如果你不报案，警察很可能马上就会来找你。”我儿子说，“这次可是真的警察，不是顾警官。”
我儿子的话让我意识到这最特殊的一天仍然没有结束。我很恐慌。我很绝望。“你怎么也像他们一样吓唬我，”我说，“我已经受够了。”
“我不是吓唬你。我只是要你去报案。”我儿子说，“这对你自己和对公安机关都很重要。”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我绝望地问。
“你当然也可以天亮以后再去。”我儿子说，“不过，一定要尽快。报完案，你就踏实很多了，你就会开始走出阴影。”
我将脸侧过去，绝望地望着凌晨的窗外。
“要我是你，我就现在去。”我儿子说，“白天去很容易被熟人看到。”
我仍然绝望地望着凌晨的窗外。我没有回应我儿子的话。
“你不是睡不着吗？”我儿子说，“为什么不现在去呢？”
“我还没有决定去不去呢。你不要再说了。”说完，我沮丧地放下了话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