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以《北京晚报》的两则报道为例
《北京晚报》2006年1月30日在“世界新闻”版以半版的篇幅报道了芬兰女总统塔里娅.哈洛宁连任成功的消息。这则报道除了令世界各地拥护女权的人士感到欣慰之外，也证明了像弗洛雷斯这样的女总统、女总理们，由于其所具备的领导实力，而不是她们作为女性的身份，使她们再一次进入世界政治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的事实。
作为国家符号的最权威表演者，作为国家形象最直观的承载者，女性领导人的形象，带着公众对于“女性”和“当权者”的不同想象，尖锐而有力地进入了公众思索的领域。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议题：性别作为一个区分要素，在国际政坛的无声较量中，发挥着怎样的话语书写的潜力和影响？
文章的内容凸显了这个在政坛上星光熠熠的公众人物个人生活的特别之处。作为文章的一个主要片段，“哈洛宁背后的男人”成了最具吸引力的标题。这个男人叫潘蒂.阿拉贾维，曾与哈洛宁未婚同居15载。有一段时间人们为如何称呼他而发愁，到底该不该称他为哈洛宁的“丈夫”也成了公众津津乐道的谈资。6年前，哈洛宁也意识到这个“史无前例的政治问题”的严重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已经无法再按照自己的个性行事了。2000年8月，二人终于喜结连理。阿拉贾维曾是芬兰国会受人尊敬的法律专家，为了避免与哈洛宁利益上的冲突，他主动辞去公职，当起了幕后支援者。他们的婚姻与事业合作，随着哈洛宁的成功连任而再度成为世人的佳话。他们的女儿受哈洛宁的鼓励而学习国家政策专业，却不会影响母亲施政。在这段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女强人背后稳定而具有先锋性的家庭生活构成。
文章另外一个重要片段是分析了哈洛宁蝉联总统的三大原因，并说明这是“芬兰政界和媒体”的公认。这三个理由分别是：第一，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是全体芬兰人民的总统”。这句口号代表着她对芬兰公民的意愿——可信、宽容和公正作为政府重要关切的一个姿态。在种族、阶级和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矛盾的世界难题面前，这样的口号无疑争取了最广大的民心，是政治学中“人治”的最高境界。
第二，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哈洛宁具有丰富的阅历、经验及能力。现年62岁的哈洛宁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步入政坛，曾任芬兰社会卫生部长和司法部长，1995年至2000年，出任外交部长，是芬兰政府中第一任女外长。2000年，哈洛宁当选为芬兰共和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此次连任，也使她成为芬兰自1994年通过直接投票选举总统后连任总统的第一人。即使根据芬兰新宪法的规定，总统的权力有所削弱，她仍促成了芬兰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她所推行的在军事上不结盟和进行可靠的独立防务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使芬兰民众与舆论界在世界政治格局的纷繁变化中感到了鲜明的方向与行进的信心。
第三，哈洛宁获得了左派联手的支持。作为社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她获得了社民党及其支持者的大力支持，也获得了左翼联盟的重要支持。这些支援与支持，无疑正是基于对哈洛宁执政能力的信任与公众形象的认可。
在《北京晚报》显赫的图片呈现中，女性第一次在与男性同构的画面中，以正面、主角、中心的位置得以表现。
同样是《北京晚报》“世界新闻”版，2006年2月10日又报道了秘鲁可能产生第一位女总统的消息。这则报道因属于预测的性质，故而强化了被报道者个人经历的秘密和对成功筹码的权衡想象。
在4月即将举行的秘鲁总统选举中，单身女律师洛尔德斯.弗洛雷斯以30％左右的支持率，领先其他20多个候选人10个百分点。报道中对她的个人魅力进行了不惜笔墨的渲染，宣称她最不同寻常的就是“露出牙齿的笑容”，“女性独有的温柔形象赋予弗洛雷斯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她拉到了不少选票”。早在2001年她给支持者签名的时候，已经预言：“现在秘鲁需要的是一位女人，甚至连男人们都知道这一点。”时隔五年，男性选民也在思考是否应该赞同这个“女性时代”的到来。而作为她不得不跨越的一道坎儿，白人的面孔与身份成为了她的障碍，因为这些边缘人群自然会怀疑作为白人女性的弗洛雷斯，是否会真正关心他们的利益，在种族观点和政策上面，是否使这些人群受益。
至此，具有历史转折性的参选筹码已经被塑造出来，“女性时代”的来临已经摆在当下生活的最前沿，因此以往被视为软弱与无知的女性身份也得到了突如其来的全面平反。作为取得公众信任与好感的因素之一，女性特有的温柔占据了选举中突出的优势。在此表象背后，传达出的正是公众对领导者、权力所有者在亲民和道德形象上的期待与诉求。虽然当选者个人的能力也是公众一贯考量的条件之一，但是当选者的公益之心与公平的表态，已经成为更为关键的条件。毕竟，公众期望所选取的是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福利的统治者，而不是只为个别利益集团带来福音的独裁者。女性的形象在各国各地区的文化系统中均扮演着和平与公益的角色，因此无论是否直接得益于所谓的“女性时代”的到来，女性在这场最高权力竞争的舞台中，已先得到了最广泛的民心。部分原因也在于，出于对历来各男性统治者和男性特色的政府所不能避免的暴力、专制、腐败，以及在种族、阶级、性别等世界敏感问题上的无力表现的失望，民众对统治者的性别有了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期待。
不过，作为弗洛雷斯当选的障碍，她的白人身份和她现年47岁仍未婚的身份，也受到了反对派的攻击与质疑。一些反对的言辞针对的也正是她作为女性的一些特有的气质与特点。白人女性的政治目的被一些黑人女性主义者和主张种族平等的研究者所解构，认为白人女性虽然在生理上是女性，但是头脑与处事策略依然是男性的，并不能为女性以及更多被边缘化的群体争取基本的权益，不能改变这些人群被社会发展所“正当牺牲”的命运。
另外的攻击则是基于未婚/单身的处境。受传统男权文化的困扰，女性获取权力往往被想象成色情的交易，否则就要承受性别气质上“没有女人味儿”的诋毁。获得权力的女性往往不被看作“正常”的女人，而单身、单亲便是这些诋毁最常用的证据。美国德勤咨询机构的民意调查显示，20％的受访者不大愿意投票给一位没有结婚的女性，另有17％的人则不大愿意投票给一位没有结婚的男性。因为没有婚姻造成了某种对家庭与社会责任把握失衡的印象。而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和美满的家庭，意味着领导者具有将男性特点与女性特点很好协调和度势而行的能力。
通过这则有关政坛精英女性的新闻报道，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格局中性别因素所起到的隐性作用，也看到权力的竞赛中性别筹码的分量；甚至也可以分析出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对于民主权利的运用，是基于怎样的性别条件的考量。自20世纪60年代第一波女性主义发展高潮之后，历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阶级经验、不同流派、不同行动目标的女权理论者和行动者们的不懈努力，相关的女权观念已经贯彻、渗透到高层权力的核心领域，这股席卷世界文化的浪潮，来势猛烈，却也伴随着相应的批评与反思的声音，这便使得女性主义的思维观念与行动导向，以前所未有的客观性与理性的方式，进入到公众的意识形态领域与日常生活之中，也为性别平等观念的进一步推广，构建了良性的接受空间。
从这些政坛精英女性在世界传媒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即使获得了权力顶峰的荣誉和实践力，这些女性相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女性整体来说，都是极端个别的案例。人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断言，女性时代已经完全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甚至也不能妄言女性的整体地位有了显著提高。毕竟，已经取得权力的女性代表哪些利益群体说话，实践着怎样的政府统治行为，都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复杂性和变数。从来不存在天然地以女性的生理性别决定个体所扮演的社会性别角色的定论。受职业特殊要求的限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首先表现为某一国家公众的普遍期待，承载着特殊国族和阶级的利益诉求，并且最大程度地表现着这一国家的历史、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的姿态。从女总统、女总理的职业准则和参政职责上看，她们的成功只能说明在国家权力的巅峰领域，男性能够承担的责任和实现的理想，女性也一样可以承担与实现。作为领导者所需要的全部智慧、勇气、魄力和道德，并不是男性所专属的。在这样高端政治权力的核心考验中，女性与男性一样，接受挑战并获得认同。
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这些政坛精英女性个人生活情况的好奇，普遍折射出公众在传统性别文化和制度的熏染下，不能免俗地将所有想象集中在领导者身为女性这个特殊层面上。而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必然扮演的母亲与妻子的角色，同样成为了公众衡量一个女人是否成功的尺度。在《北京晚报》所报道的这两位成功政界女性的内容中，对她们的个人生活的描述显然占去了不少篇幅，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除了好奇这些女性在从政能力上的资质之外，也相当注重她们的私生活情况，并且后者会成为公众衡量这些女性是否“正常”的重要指标。即使在业务上表现得再优异，如果没有一个从众的生活方式，这些高端女性往往被视为充满贬抑和鄙视的“机器”和“女强人”，并不会得到公众的喜爱与拥戴。除了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这些高端女性的情感与婚姻状况，也被公众作为她们是否具有亲民性的一个象征。家庭的亲情无疑凝聚了一个人最大的奉献与包容之心。经营不好个体家庭的人，如何能够经营好整个国家呢？对待至亲都不能表现出爱心与宽容，又怎么能指望她以爱心和宽容对待陌生甚至不同阶级的民众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通过高端女性的个人生活所折射出的亲民性，也是民众作为模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一个烟幕。作为家庭成员，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无论是富翁还是赤贫者，都具有同样的亲情体验，也具有家庭幸福、美满、富足、兴旺的共同期待。“具有共同点”正是领导者与民众获得和谐关系的重要基点，也是民众假想自己与领导者实现平等对话的基本支点。无论现实决定了领导者与民众在诸多层面上或大或小的差异，在民众的心理上依然期望获得想象中对等的、平等的身份认同。简而言之，民众对政坛精英女性私生活的好奇与窥视热情，归根结底也是政治性的表征。
从传媒传播的视角解析具有性别意涵的新闻内容，我们发现传媒在积极介入社会性别文化的塑造方面，起着不可小视的“上传下达”的作用。“九五”世妇会是对中国传媒界的一次高级别的突击锻炼，在中国借此次盛会向国际化水准进一步迈进的过程中，中国的传媒界也受到了有关性别新闻报道的集中培训。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的中国性别文化建设以及将“性别平等”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等信息，最直接地反馈到新闻传播领域，迫使一部分新闻从业者和管理者率先学习、接触了性别平等的政策和理论知识。她们运用专业技术所制作的新闻，虽然仍具有一些性别平等观念的误区与盲点，但是在将公众的关注热点聚焦在有关性别议题的操作方面，的确起到了推进的作用。
“九五”过后又逾十年，中国的新闻传媒业随着中国的性别研究与发展一同成长起来。无论是报道的深度、广度，还是先进的性别文化的引领和传播，已与世界发达水平同步，部分领域甚至达到了领先水平。在中国新闻出版政策不断调整的框架与范围内，新闻报道越来越综合化、知识化、系统化。无论是政府官员的建议，还是学院内学者专家的意见，都与百姓的声音共同反映在新闻报道中。中国新闻报道摆脱了政府传声筒的尴尬角色，而成为具有反思性的主体，成为实现上与下讨论与互动的有力平台。从上述《北京晚报》的这两则新闻报道的细节中，便可以看出这样的变化。《芬兰女总统再干6年——二轮选举胜出，强敌温柔祝贺》这篇报道，分别以三个版块的形式分析了哈洛宁的政绩实力、家庭生活、外交策略，满足了读者多方面的阅读需求，立体地反映出一个女性国家领导者全部魅力的构成，以及民众支持背后对国家与政府的期待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