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有2万多所医院，其中公立医院1.5万多家。在这些公立医院中，政府投入为医院收入的7%～15%，剩下的运营费用都要靠医院去挣。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公立医院“以药补医”的情况较为普遍，不但演变成医改棘手的难题，而且给社会留下“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后遗症。新一轮医改以来，公立医院改革选择基层突破的路径，围绕县级公立医院大做文章。然而，集纳着全国最优质医疗资源的公立大医院，在改革中几乎“作壁上观”，引发了医改只改“下游”、不改“上游”的质疑。人们看到，公立大医院通过建立分院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的患者，“虹吸”效应日趋明显。公立大医院并没有太多改革的动力。对此，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开出创新社会资本办医机制、推进医师多点执业两剂药方。众所周知，公立医院是医疗服务供应的主力军，在强调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基调下，不少人认为公立医院一定要以政府办医为主，只有政府结结实实地把医院办起来，才能让老百姓病有所医，才算尽到政府责任。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无疑表明政府将更为强调市场的作用。在新的理论框架下，推进社会资本办医和医师多点执业可能获得更为开阔的空间。人们期待，民营医院能够在制度、人才等方面被彻底“松绑”，进而给当前公立医院的垄断格局带来新鲜变化。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报告摘要〕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健全村务公开、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加强应急管理，提高公共安全和防灾救灾减灾能力，做好地震、气象、测绘等工作。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及时就近化解社会矛盾。加强行政复议工作。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加大法律援助。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形成良好社会秩序。今天大会开始前，我们对3月1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严重暴力恐怖事件表示了强烈谴责，对不幸遇难群众表示了沉痛哀悼，对遇难家属和受伤群众表示了深切慰问。我们要坚决打击一切亵渎国家法律尊严，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恐犯罪，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同建设平安中国。
〔解读〕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内涵却发生深刻变化。
代表委员认为，这标志着社会治理模式的全面变革，即治理主体从依靠政府为主走向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手段从依靠行政手段为主走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治理内容从以“管”为主走向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治理目标从治标为主走向源头治理、标本兼治。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非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社会治理创新应在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促进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2014年2月，国家出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是从法规层面构建中国社会救助体系框架的标志。近年来，中国社会救助事业发展很快，但是，在各地调研中发现，一些群众符合救助的条件却没有申请，而另外一些群众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救助，实际上却不符合政策条件。为了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议促进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二是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现在全国有50万家社会组织、130万家事业单位、700多万家人民团体。社会体制改革包含三大改革，要把“组织”还给社会，把“服务”还给社会，把“治理”还给社会。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其目的是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社会体制改革，就是要激活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让它们充满生机。要让事业单位真正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人民团体真正成为社会治理主体。三是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支持体系。这套支持体系首先指的是国家关于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扶植推动、优惠补贴等各种支持性政策和制度的总和，包括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制度、优先参与购买服务等扶植推动制度、优惠税收制度等。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报告摘要〕
收入是民生之源。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健全企业职工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在事业单位逐步推行绩效工资，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增长机制。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得实惠。
〔解读〕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对症之药”。长期以来，劳动者工资收入在GDP中占比过低，而且没有形成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机制。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了一些负面后果，比如贫富分化和内需不振等等。从最近网络热传的“安全感工资标准”来看，不少人的实际收入跟期望收入差距甚大，因此“没有安全感”。无独有偶，在人民网推出的《2014全国两会热点调查》中，收入分配问题关注度排名第四，其中，有90%以上的网友表示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这些数据的科学性和代表性可能有待验证，但起码折射出在收入方面，不少人的期待与现实之间存在落差。
在此语境下，很多人倾向于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片面解读为涨工资。这项改革当然要容纳并回应人们对收入增长的期望，但如果片面强调这一点，恐怕就有可能“跑偏”。两会期间，权威部门对此进行了更具体详细的说明。收入分配改革涉及面广，而且非常综合。既包括促进就业，使劳动报酬和经济增长逐渐同步，也包括给贫困人口筑牢底线。
在再分配领域，则要通过税制改革调节不同阶层的收入。所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多层次、多方面、多向度的，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绝非简单的涨工资可以概括。比如最近舆论热议的“公务员涨薪”问题，简单地说“要涨”或者“不能涨”，都有失偏颇。
事实上，自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就已开始调研，只是这些年一直没有出台改革方案，直到2013年2月，国务院才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有关方案的配套细则却还没有出台。鉴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包括多层次、多方面、多向度的举措，在不同社会群体身上，可能形成不同的结果，在制订改革方案之前，要有充分调研和听证。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无论是何种方案，都应把公平性摆在更突出的位置，使改革成果惠及更多劳动者。2014年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向媒体透露，广东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已经上报省政府，预计很快会出炉。3月9日，他又进一步表示，广东将对国有企业高管的职务消费进行规范，省国资委目前正在研究具体方案。
2014全国两会上的“新改革经济学”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社会用电量增长7.5%，货运量增长9.9%，主要实物量指标与经济增长相互匹配。”2014年3月5日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国改革理论突破的“市场决定论”“区间论”等新名词、新概念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经济学的时代使命
2013年年中，《经济学人》杂志谈到“克强指数”时曾表示，“克强指数”比官方GDP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2013年“习近平经济学”“李克强经济学”成为热词，其本质就是中国的“改革经济学”，预示着经过改革三十多年的磨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经济学理论和思想体系正在走向成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代表着中国的新改革经济的一个新高度。
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在争议和质疑声中走过来的。虽然我们一直强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但过去的10年还是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改革失去的10年”。现在，我们正处在“两个100年”和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历史阶段，如何以新的改革理论指导未来的改革开放时间，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不能让接下来的10年再次失去，就必须有新的改革理论的指导，就必须有新的改革顶层设计的保障，就必须有新的改革政策体系的支撑。立足中国实际，为中国人民的富裕、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求索，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出与13亿人口的大国相适应的经济理论，这是中国经济学的时代使命。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
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说，“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武装实践者的头脑。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特别是大学讲坛的主流经济学仍以西方经济学为主，这与中国35年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这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很不相称。这么庞大的经济体，这样大规模深层次的持续35年之久还日渐深入的经济改革，是对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巨大贡献，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可多得的标本，由此应该产生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世价值的经济学。否则，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一个遗憾。
学界关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期待已久。中国“新改革经济学”正待破土而出。她作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到的、前瞻性的理论概括。中国特色经济学就是新改革经济学。只有建设独树一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才能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理论支撑，只有探索符合中国改革实际的新改革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