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鞋子的事情，那时布鞋很少，大家都舍不得穿，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简直像宝贝一样，穿一两天，就赶快脱下来洗干净放进包袱里，所以，我们穿草鞋比较多。张思德打得一手好草鞋，既结实又好看，花样还很多，大家都愿意穿他打的草鞋。谁找他打草鞋，他都会有求必应，还经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同志们打草鞋。我们队的人差不多都穿过他打的草鞋，我也穿过几双。
我们队里的同志很多人穿着张思德打的草鞋，毛主席看见战士们穿的草鞋，就问他们：你们的草鞋这么漂亮，是谁打的？战士们就告诉他：是张思德给他们打的。所以，毛主席也知道张思德打得一手好草鞋。
张思德也有一双白球鞋，关于鞋还有一段故事。延安时期，我们的部队除了警卫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就是学习。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我们开展了警卫工作、生产运动等各类竞赛，业余时间也开展体育比赛，用这些方式来激发部队的斗志。
那时我们业余活动主要是打篮球，而且开展得很普及，我们团的连队都有球队。朱老总也很重视和支持这项运动，他经常在业余时间里和我们打篮球。他还指导我们如何打好球，我们团和其他单位打比赛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当教练，当他看到对方实力不如我们，就讲：你们不要赢人家那么多，他们没有时间练习。遇到了强队，他会认真组织，研究如何战胜对手，当场上和场下的战士们为了助威都嗷嗷大叫的时候，他也会大笑起来。警备团打篮球的传统，一直到进北京城成立警卫师后都保持着，警卫师的最好成绩是1965年驻京部队篮球比赛，在有总部那么多军兵种大单位参加的比赛里，我们师拿了个第五名。
张思德是个大个子，他喜欢打篮球，而且打得也不错，他还因打篮球获得了一双白球鞋的奖励，这双鞋他一直舍不得穿。有一天，他的布鞋洗了就穿上这双球鞋，在毛主席驻地门前上哨。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他脚上穿着一双新的白球鞋，就有些不高兴，问：“你这双球鞋漂亮，是从哪里来的？”
我在主席后面，听到主席的话，知道主席误会了张思德，因为主席是一个讨厌铺张浪费、不艰苦朴素的人。主席今天看见以往穿带补丁的衣服，穿旧布鞋或草鞋的张思德，现在穿了一双这么好的鞋子，还以为张思德思想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赶快上前向毛主席解释：“这双鞋是他参加边区篮球比赛，奖给他的。”主席听后，笑了笑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过了两天毛主席从外面回来，又是张思德上哨，这次张思德脚上穿的一双旧布鞋，主席看见后，就故意逗张思德：“你那双白球鞋怎么不穿了，是不是舍不得穿，又放了起来。”张思德叫主席这么一说不好意思了，低着头笑。主席看到他那样子，也大笑了起来。
在生活上，张思德对同志们关心体贴，在政治上更是关心大家的进步。
他经常督促和帮助同志们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学习中央的有关政策，同志们政治上有进步，他高兴，鼓励大家再接再厉。有同志有了缺点和错误，他主动接近，促膝谈心，使有缺点的同志能够愉快地接受批评，改正缺点。对于来自同志们的建议和批评，他总是虚心接受，认真考虑，加以改正。他经常说：“我还有许多缺点，要用整风文件和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政治水平，改进思想，改进工作。”大家都说他是一个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好同志。
张思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他当时是党小组组长，对小组生活和汇报制度抓得很紧。他对上级和同志有意见都是当面提出来，从不在背后乱说。当时我们队里人员比较少，没有建立经委会，只有我一个人管理经济开支，张思德诚恳地对我说：“队长，你一个人管经济不方便，还是成立个经济委员会好。”在他的倡议下，我们队里成立了一个由三个人参加的经济委员会，充分发扬了经济民主。
张思德的模范行为，对我们警卫队的影响很大，同志们都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在积极向上的精神带动下，我们队的工作，不论是在完成警卫任务，还是完成生产任务，都走在全团的前列。
1944年中旬，警备团为了解决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期间代表们的取暖问题，派出一些战士到山里去烧木炭。那时会烧木炭、打窑的人不多，我就派张思德、王玉森、石仓三位同志到陕北安塞去烧炭，他们三个人过去都烧过木炭。烧炭要有一定的经验，火大了木头就烧成灰了，提前撤火，木炭就是生的，用这样的木炭就像烧木头一样，屋子里全是烟。张思德烧炭是很有经验的，他打的炭窑和烟道很好用，也就保证了烧出炭的质量。
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在一个地方烧了五六万斤炭后，由于附近的树木不多了，于是转移到新的地方继续烧炭。
9月5日这一天，天空下着小雨，张思德他们三个人在挖一个新炭窑时，因土质松软，上面雨水不断地渗透，造成了塌方，三个人都被埋在了里面。因张思德埋得比较深，没有抢救过来，牺牲了。
张思德是我们警卫队的人，他经常在毛主席住地的哨位上站岗，我们住的地方离主席住的地方也很近，有时毛主席在外面散步来到我们住地，看见张思德或其他同志在那里写墙报，他会看上一会儿，有时也会纠正文章中的错误或错字，所以他对我们队里的人员都比较熟悉。
炭窑塌方后，我来到毛主席的窑洞，主席正在写东西，他看了我一眼问：“队长有事情？”我说：“有个情况要向您汇报，我们派去烧木炭的三个同志，因为炭窑塌了，把他们给埋在里面了。”主席听后立即放下笔，眼睛瞪着我说：“赶快组织人抢救，把人挖出来呀！”我说：“现在正在挖。”主席听后点了一根烟，坐在那里抽烟想事情，我退了出来。
半个小时后，前面的情况报了过来：挖出来两个，石仓被埋得浅，是第一个被挖出来，王玉森第二个被挖出来，张思德在炭窑最下面挖排水道，埋的最深，现在仍在往下挖寻找他。一个小时后前面的情况又报了过来：张思德被挖出来了，是在窑里的最底层，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镐，镐把顶在他的胸前，一抬他就从嘴里往外冒血，人是不行了。
我又一次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我刚一进门，见他坐在桌子后面，一边抽着烟，一边想事情，他看见我，不等我说话就问：“怎么样，人抢救出来没有？”
我说：“窑上面埋的两个抢救出来了，人没有什么问题。张思德同志埋在最底下，挖出来后已经不行了。”
主席听后站了起来说：“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呀？”
我说：“恐怕不行了，挖出来的时候，他是坐在地上，一个镐把顶在他胸口上，一动他就从嘴里出血，看样子从上面砸下来的土和杵在胸上的镐把把内脏弄破了。”他点了点头，同意我的看法。
他在窑洞里来回走着，停下来，批评我：“打仗死人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搞生产死人是不应该的。”
停了停，他又就张思德的遗体问题，对我讲：“要派人放哨看好啦，山中狼多，要是被狼吃了，你这个队长就当不成了。”
我说：“好，我马上去布置。”
我刚要出去，他又叫住我问：“队长，他的后事，你怎么处理呀？”
那时在战争年代里死人是很平常的事情，一个冲锋过去就倒下几个人；过雪山的时候，上山的时候人都还有说有笑，可是下山后，再一看，有许多人就不见了。在战争年代里，人牺牲后，最好的办法就是就地掩埋。所以主席问我怎么处理后事，我想也没想，就说：“就地掩埋。”
主席听后生气地说：“你敢！赶快派人，把人抬回来！”
他停了一下，又问我：“你报告你的上级了吗？”因为我们警卫队主要是负责主席的警卫任务，我们队的位置离毛主席住地比较近，离团部比较远，所以我对他说：“报告主席就行了吧。”主席马上说：“不行。你赶快报告你的上级。”随即他又用手指示意，给了我三条指示：第一把人给抬回来，身上洗干净，穿上新衣服；第二叫吴烈找李克农他们，搞一口好棺木，把张思德的东西都装在里面；第三要开个追悼会，他也要去参加。毛主席还特别交代，把张思德最喜欢的那双白球鞋，也装进棺木里。
我马上回到团部，向吴烈团长报告了炭窑塌方和张思德牺牲的情况，又将毛主席对后事处理的三条指示作了汇报。警备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张思德的遗体抬了回来，洗干净后，又给他换上了一套新军装。李克农部长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批准买了一副好棺木，把张思德同志安放在里面，他的东西也放在里边。
噩耗传来同志们万分悲痛，政治部张廷桢主任难过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要开追悼会的消息传开后，战士们都默默地去采集野花，编扎花圈，他们选择那些最好看的花，想尽一切办法把花圈搞得又大又好，他们说：“要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亲密战友张思德同志的尊敬和怀念。”
9月8日下午2时，中央警备团、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办公厅的一千多人在延安枣园操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土台上，摆满了花圈，正中间挂着毛主席亲笔写的挽联，上面写着“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警备团团长吴烈主持追悼会，政治处主任张廷桢致悼词。毛主席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追悼大会。毛主席站在土台上，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打着手势，即兴发表了《为人民服务》这篇着名的演讲：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
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从此后，警备团为了部队的思想建设，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传统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教育部队对党中央和领袖的无限忠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66年国庆节前夕，张思德的养母刘光友参加国庆观礼来到北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北京比较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同志就把刘光友和县里安排照顾刘光友的一个女同志小戴，一起接到他的家里住。
我去张宏家里看了刘光友。在张宏那里，我考虑到张思德的母亲到北京来，一定会有很多的人来看望，这就会给张宏家里带来麻烦，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还是由组织出面接待好。我就同张宏商量，接待刘光友的工作，就由我们警卫一师负责，他也同意了我的想法。第二天我就派人把刘光友接到警卫师招待所住下，又给她安排了一个公务员照顾她。之后她参加了我们师里和社会上的一些纪念活动。在国庆节当天张宏安排刘光友在西红一台参加了观礼。
1991年，警卫一师为了纪念张思德同志牺牲47年，在师部办公楼前建了一尊张思德同志半身塑像。吴烈、杜泽洲和我，还有警备团的老同志参加了揭幕活动。由于张思德生前没有相片，向前就在延安找来一个画像的人，根据熟悉张思德的同志们所说的样子画出一幅张思德的半身像，这尊塑像就是根据那幅画搞出来的。
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还为塑像题了字：向张思德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每当我去警卫一师参加纪念张思德的活动，我都会去这尊塑像前看看，每当看到它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的张思德。
警卫一师当年的领导做了一件好事，他们不仅把张思德的形象留给了世人，也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传承给了后人。
1945年毛主席警卫队解散，任务交给了一连，我回到团部当副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