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1】
最初的决裂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东南部，淮河和大运河的交流处，有一块水网纵横、景色秀丽的平原。周恩来的诞生地——江苏省淮安县（编者注：今淮安市楚州区），就坐落在这块平原上。
周恩来在中学时这样描述过这个地方：“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2】。确实，淮安和淮阴，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城。淮安城在历史上曾是重要的粮食转运站，是个热闹的小城镇。
周恩来诞生的时代，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年代。周恩来的家乡，也早已经被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蹂躏得饿殍遍地，满目荒凉，人民痛苦地煎熬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那社会剧烈变革、动荡不定的年代里，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淮安县城内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的大家族中。他的祖籍是浙江绍兴，从祖父【3】一代迁居淮安。从周恩来记事的时候起，这个官僚世家已经开始衰落下来。父亲周劭纲，长年在外省做小公务员，挣的钱很少。母亲姓万，也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嫁到周家后就主持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家务。周恩来有个小叔父，病死后遗下婶母陈氏。陈氏因无子女，就把刚一岁的周恩来过继为子。（编者注：周恩来不满周岁时，小叔父周贻淦病危。为安慰弥留之际的周贻淦，周恩来的父母将周恩来过继给他。）所以说，幼年的周恩来，曾有过两个母亲。
1904年，周恩来六岁时，同他父母、过继母亲及两个弟弟一家六口搬到淮阴（清江浦镇），和外祖父家同住，开始在外祖父家的家塾念书。当时的教育还是清朝的封建教育，一个学童入学，首先得背诵孔孟的经书，这是入仕的起码要求。可是周恩来对此却不感兴趣。外祖父家藏书很丰富，给周恩来广泛地阅读古今小说，涉猎历史知识，培养文学才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在过继母亲陈氏的关怀和指导下，周恩来读了很多中国历史故事的书籍，他在同辈兄弟中以博闻强记著称。在我国历史上，曾涌现过无数抗击外族统治者入侵、保持民族气节的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也涌现过许多领导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革命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强烈地打动了少年周恩来的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是这个大家族中的长孙，每逢过年过节，或本家、外祖父家这两个封建大家族成员中有喜庆吊丧、生日忌辰，母亲总要带着他去应酬以至排解纠纷。这些活动固然是增加了他的社会见识，但是，他对那些封建的烦琐礼节，非常反感，特别看不惯的是破落了还要装门面的旧风俗、旧习惯，借钱典当来送礼请客的虚伪作风。在他童年的心灵中，对这些封建习俗是厌恨的。
周恩来九岁那年，家里已经衰落到要靠借债过日子了。两个母亲由于愁苦劳累，在一年之内相继去世。他家又从淮阴搬回淮安。年仅十岁的周恩来不得不经常跑到当铺的高柜台下典当东西，还要去叩富人家的大门启齿借债，这使他领略了各种冷漠讥笑的面孔。过去那些趋炎附势、阿谀迎奉的地主、绅士们，现在翻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封建礼教的虚伪残忍，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使他开始痛恨起为富不仁的富人来，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愤懑不平的种子。同时，由于家庭地位的下降，自己尝了清贫的滋味，也有机会更多地接近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了解到旧中国受苦受难的工农劳苦大众的生活遭遇和血泪斑斑的家史，他深深地同情他们。
1910年春，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跟伯父【4】去东北，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开始关心国事
1910年春，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前夜，周恩来到了东北，先在铁岭（当时叫银州）的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又进了沈阳（当时叫奉天）东关模范两等学堂【5】继续上小学。
东关模范两等学堂坐落在奉天古城大东门外，校舍是两栋红柱青砖的两层楼房。
从四季葱茏的南国水乡来到寒冷干燥的东北城市，对于十二岁的少年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周恩来站在学校的操场上，看着同学们打秋千、跨木马，跑的跑、笑的笑，感到东北的孩子们体格健壮，身材高大，和自己文弱的体质形成鲜明的对照。
刚来东北，周恩来觉得在生活习惯上有很多与南方不同的地方，比如，在家乡吃的是大米，在这里得吃高粱米和玉米面；一到冬天，这里到处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寒彻肌骨，这也是他从未经受过的。另外，有些大同学欺侮他不是本地人，叫他“小蛮子”，经常打他。
刚到一个新的环境就遇上了这么多困难，怎么办？
性格坚强的周恩来，相信环境是可以适应、可以改造的，决心鼓足勇气，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而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以顽强的毅力进行各方面的锻炼。
冬季的清晨，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同学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学校附近的小河边，周恩来迎风跑步的身影。经过三年的锻炼，他的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那时恐怕谁也没想到，这对于他的身体后来能够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繁忙的工作，有多么大的意义啊！
五十多年后，1966年七八月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辽宁大学的红卫兵时说：我是1910年到沈阳的，住了三年。我是带着辫子来的。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刮大风夹黄土。
为了对付大同学的欺负，周恩来想了个办法——交朋友。原来他发现被欺负的不止他一个，还有很多弱小的同学也受这伙人的欺负。于是他就和受欺负的同学们交朋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不讲理的大同学。这样，那些大同学果然再也不敢随便欺负人了。1911年，周恩来在沈阳上小学的第二年，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民国。但是，这次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很快被袁世凯【6】窃取了革命果实，不久就公开撕下拥护民主共和的伪装，独裁卖国，复辟帝制，人民又被推进黑暗的深渊。在这政治局势瞬息万变的日子里，奉天和全国各地一样，也是风云变幻，满城风雨。
当时学校里有个姓高的史地教师，是个富于正义感的进步教员。他在宣统年间就剪了辫子。他常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宣传爱国思想，生动地讲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7】的悲壮史实，使周恩来和同学们听得热血沸腾，泪痕满面。高老师还把《革命军》介绍给周恩来看。《革命军》是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十九岁时写的一部宣传革命的书。这本书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大声疾呼革命，曾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周恩来读了这本书后，受了很大的感染，激起他忧国忧民的情感。所以，当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消息传来，周恩来在学校中第一个剪去了辫子。
在沈阳城东郊，有一个日俄战争时战场的遗址。【8】日俄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同俄国沙皇之间，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和朝鲜，于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战争。当时，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不敢加以反对，竟无耻地宣布“严守中立”，听凭强盗们在自己的国土上烧杀掠夺。这场疯狂残暴的战争，给东北三省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对于每个有爱国心的人来说，都感到是巨大的耻辱！有一年暑假，周恩来到一个同学家去做客，这位同学的家就在这个战场的遗址附近。他的祖父是农村私塾的教师，老人带着周恩来和那位同学一起去观看这个旧战场，并用悲愤的语调讲解了日俄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的灾难。周恩来望着那经过战争浩劫而残存下来的断壁残垣，累累弹痕，仿佛看到日本的亡命“武士”与沙俄的熊虎兵士进行凶残的厮杀，看到中国同胞们在屠夫们的狞笑声中，倒在血泊里。……想到这些，他暗暗激励自己，要发愤学习，学好本领，长大要为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报仇。
东关模范学校的魏校长，有一次把同学们召集起来，问大家：“读书为了什么？”有一个同学回答说，为了寻求出路；还有一个同学说是为了发财致富。周恩来的回答是：“为了中华之崛起。”
周恩来在小学毕业后，曾给一个要好的同学题写了临别赠言：“志在四方”，“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全国解放后，这位老同学带着保存了四十多年的“临别赠言”，到北京见周恩来。他们都兴奋地感慨四十年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赞颂毛主席、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周恩来又把这张“临别赠言”收藏起来。
周恩来在小学三年中，学习成绩很优异。他的作文曾被选到省里作为小学生模范作文印发。【9】他的学习成绩之所以这样好，是因为他有一个正确的学习目的。他在东关模范学校期间，接触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大大开阔了眼界，有了为国出力的志愿，所以才能有刻苦好学的强大动力。
俭朴而勤奋的学生
1913年八九月间，十五岁的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10】这所学校，当时在中国算是一所学术空气比较自由、教学作风比较民主的学校。但课业重、考试难、学费贵。总之，是一所典型的资产阶级学校。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上中学的时候，生活是很清苦的。因为他的生活来源，是靠在东北做事的伯父供给的，伯父的收入本来就不多，还经常失业，因而他的生活费常常有接济不上的时候。周恩来就得利用假日和休息时间，给学校抄写教学材料或刻蜡版，挣一点钱来补贴饭费。据当时和他一起上学的老同学回忆说，那时，周恩来常穿一件蓝布大褂，星期日自己洗了，当夜烘干，星期一又穿着上学。由于他家庭经济困难而学习成绩优异，经教师推荐，学校免去了他的学杂费，他成为全校免费生之一。
生活上的贫困，并没有使周恩来感伤或气馁。恰恰相反，清贫节俭的生活，激发了他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精神，培养了他勤俭节约的美德。
周恩来物质生活虽然清苦，精神生活却相当丰富。他的求知欲是那样的旺盛，学习的毅力是那样的顽强，因此功课学得很出色。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他三年级（1915年上半年）时，全校举行作文会考，他被评为第一名。周恩来才思敏捷，作文不用打稿，下笔成篇，为师生们所称赞。
周恩来还利用课外的点滴时间阅读了许多宣传革命思想的书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受到章太炎【11】的光复会的影响，热心地读了不少清初民族主义学者如顾炎武【12】和王夫之【13】等人的著作，培植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除了读一些介绍“新学”的著作如《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外，还爱读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上海办的《民权报》和《民立报》以及较有民主思想的天津《大公报》。他也很感兴趣地读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14】的《民约论》、孟德斯鸠【15】的《法意》等书和严复【16】译的《天演论》等。
当时无论学校里和社会上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借阅方便的图书馆。为了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周恩来不得不尽量节衣缩食，省出钱来买书。有一次，他在书店看见了一部用连史纸【17】精印的司马迁【18】的历史巨著《史记》，非常兴奋，毫不犹豫地掏出伙食费买了回来，在宿舍里津津有味地读着。读到一些感人的章节，他情不自禁地放下书来，给宿舍里的同学们生动地讲述书中的故事，使同学们受到感染。
周恩来的英文也学得较好，甚至能看许多英文原著。他在这一时期学到的广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对于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在革命斗争中能够肩负重担，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良好的基础。
敬业乐群会
1914年3月，周恩来和两位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课余学习和文艺团体，叫“敬业乐群会”，取名是忠于职守、团结群众之意。这个团体组织了学习“新学”的读书小组，创办了会刊《敬业》，在会内开展各种讨论，有时开展课外文艺活动。周恩来品学兼优，但从不骄傲，很关心同学，能帮助同学进步，有很高的威信，是“敬业乐群会”的创始人和实际领导者。但他很谦让，在第一、第二年只担任智育部长、副会长和《敬业》的主编，到第三年才担任会长，表现了他谦让友善、没有私心的高尚品格。这个团体团结了许多进步同学。
“敬业乐群会”时常在会内讨论国家大事，探求革命真理。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逼迫袁世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造成了“五·九”国耻；这时，周恩来曾在“敬业乐群会”愤慨演说，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我国的亡国条约。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他也很激昂地发表演说，愤怒声讨。
《敬业》是一种学报性质的半年刊，一共出了六期，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五期。从这五期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用“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写的诗词和文章。
《敬业》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1914年春天所写的诗《春日偶成》。眼看着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卖国独裁，政治黑暗，人民痛苦，周恩来愤怒地写道：“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20】表达了他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志愿。
在后几期《敬业》里，他还开辟了《飞飞漫墨》的专栏。这一专栏，用多样化的文学体裁，宣传进步思想，抨击腐朽的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
我们今天读起周恩来那时写下的文章和诗词，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周恩来在十六岁到十九岁时学到的语文基础已经相当扎实了。他的文章内容充实，旁征博引，说服力强，显示了他学习很下功夫。他的笔锋犀利，词句真切感人，那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锐利的批判能力和朴质的文风，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的诗寓意深远。以《敬业》第四期上一首送别同学的诗为例，其中有“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螯下酒话当年。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21】的雄壮豪放的佳句，不仅表现出周恩来宽广的胸襟，凌云的志气，而且就艺术性来说，那精练的词句、优美的音韵和清新刚健的风骨，也称得上是一首好诗。
《敬业》上还记载了周恩来丰富、活跃的社会活动。他邀请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来校讲演；他组织会员们到社会上去参观；他能够慷慨激昂、挥洒自如地讲演；他还会活灵活现、情感逼真地演话剧……
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周恩来练习演说和演话剧的一些情况。
他认为要动员群众起来救国，除文字宣传外，还必须有口头宣传，必须学会演讲。他在“敬业乐群会”内带头练习演讲。由于他锻炼了出众的演说才能，南开学校两次参加天津校际演说比赛，都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为代表，两次获得第一名。
周恩来很重视化装宣传，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南开学校的话剧运动。他亲自参加演话剧，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和妇女解放、破除迷信，发挥了他爱好文艺和戏剧的特长。那时还受封建习俗的束缚，不允许男女同台演出，同学们只好推选他来扮演女主角，参加演出了著名的进步话剧《一元钱》和《华娥传》、《醒》等。1915年秋，《一元钱》在南开演出比较成功，曾被邀请到北京演出，轰动一时。
从上面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想见，周恩来当时确是一个勤奋好学，积极热情，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有志青年。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见他那精力充沛，多才多艺，不知疲倦地工作、学习的精神风貌。
“大江歌罢掉头东”
周恩来逝世以后，他中学时代的老同学，拿出了一幅珍藏近六十年的周恩来的手迹。
1917年6月，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毕业了。那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周恩来抱着这样的志向，为寻求真理，决心到日本去留学。临行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表明志向的诗篇。当时，周恩来十九岁。诗的手迹，是他二十一岁时书写的，书法带魏碑和颜体底子而自成一体，苍劲有力。
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22】
诗的大意是：
唱罢了“大江东去……”的豪迈辞章，我毅然决然地东渡远航；我深【23】精密地研究社会科学，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
我愿意学那古人通过专心致志的苦练达到“破壁而飞”的境地，以此精神来改造今天的社会；即使壮志【24】酬，蹈海而死，也不失为一个舍生取义的英雄。
这是一首抒发远大抱负和战斗豪情的、格调激越的诗篇。
诗的第一句表达周恩来为寻求真理不怕走遍天涯海角，志在四方、四海为家的豁达气派；第二句说明周恩来为改造现实而学习的正确的学习目的和态度；第三句表达周恩来希图打破旧社会的桎梏，创造出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的迫切心情；第四句表现了周恩来为真理，为正义的事业不惜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
诗的意境雄阔，风格豪放，思想深刻，表现出一个有志青年的精神【25】貌和高尚品质。
读到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谁不为之深受感动，为之热血沸腾、壮怀激烈呢？
见到一线光明
1917年9月，周恩来满怀寻求真理的热望，来到了日本的首都——东京。在日本期间，他的生活很艰苦，有时只吃些青菜、豆腐。住的地方，是和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一起租的一户日本居民家里。在东京，他一面在神田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和补习大学的各门功课，一面关切地考察日本现实社会的状况。
当时的日本，已经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且日本帝国主义具有军事封建性的特点，有特别强烈的侵略性。
周恩来在这时看到些什么呢？
固然，那山势峻峭、终年积雪的银山——富士山，那红霞一般的盛开的樱花，那秀丽的琵琶湖和加马河，都给予他大自然的美的感受，勤劳智慧的日本人民也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但是，使他感触更深的，却是日本劳动人民在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下，过着贫困生活的图景。特别使他不能容忍的，是日本军阀疯狂的军国主义的叫嚣和对中华民族的肆意欺侮。他目睹日本社会乌烟瘴气的黑暗现状，感到自己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心愿不能如愿以偿。愤恨、痛心、苦闷和誓雪国耻的决心交织在一起，使他感到茫然，不知道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正当周恩来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时候，在北方的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人类历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十月革命的消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传到了日本。这时周恩来在报刊上看到了关于苏俄社会主义社会的介绍，有什么“过激党”和“赤军”一类的新鲜名词。【26】1919年初，他又看到了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京都大学经济系主任河上肇教授主编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刊物《社会问题研究》。
这是周恩来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思想上还只是一个新的萌芽，但他已经在阴云密布的黑暗世界中看到了一线的光明——一个新世界的曙光，使他摆脱了苦闷、渺茫的心境。当时他在日本写的《雨中岚山》和《雨后岚山》就是他这种心境的生动写照：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1919年4月5日）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濛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雨后岚山
（同日）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
还在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
的制人学说。
登山远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27】
在这两首诗中，《雨中岚山》一首，用比喻的手法，写出了他在模糊中看到了一点光明——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雨后岚山》则用鲜明的笔调，抨击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为了愚弄人民而宣扬的宗教、礼法、旧文艺。最后一句，周恩来用充满信心的口气，宣告一切剥削压迫人民的魑魅魍魉必然灭亡的命运。
周恩来在日本期间，正是祖国处于内忧外患、十分黑暗的年代。统治国内的封建军阀，只知卖国求荣，连年混战；各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企图灭亡中国。周恩来和广大留日爱国青年一样，痛恨日本侵略者，痛恨中国军阀卖国，感到“国亡无日”，忧心如焚。他到日本的第二年（1918年），就参加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新中学会”，积极从事反对封建军阀的救国运动。这一年的四五月间，传出了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领土主权、换取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消息，留日学生群情为之哗然。他们以东京神田区的中国青年会会馆为据点，不断举行抗议集会，周恩来曾在集会上发表演说。
1919年4月，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已经在中国传播，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正在觉醒，一股新的历史潮流正在逐渐形成。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岁月里，周恩来毅然回国。4月的日本，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周恩来从神户乘轮船告别了他求学一年半的地方。
一台印刷机的见证
周恩来回国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爆发。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日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分赃的“和平会议”。中国当时算是战胜国之一。但是在巴黎和会拟定和约时，帝国主义列强不仅不理会中国要求取消“二十一条”的合理要求，反而要把德国从我国山东抢夺的特权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而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竟准备签字，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光辉篇章。
“五四”期间，天津先后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展开了示威、游行、集会、请愿的斗争。学联并准备出版会刊。正在这时，周恩来回到天津。他马上参加学联的工作，并担负起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下简称《会报》）的任务。
《会报》曾是对开一大张的日报，后改为三日刊，最多时每期发行两万份以上，因而印刷是个很大的问题。承印《会报》的是南市荣安大街的协成印刷局，用过现在保存在博物馆（编者注：指天津博物馆）里的那台印刷机。周恩来经常到协成印刷局来，通宵达旦地同工人们在一起，商量解决印刷中遇到的困难，并亲身参加印刷劳动，同时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印刷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排字工人排好版以后，校对稿件是一项很麻烦的工作，如果请别人来做，需要花费很多钱。为了节约办报的费用，周恩来自己担负了校对工作。每到晚上，他就来到这里，一干就是一个通宵。他不但校对稿件，还帮助工人搬运纸张，折叠报纸，以至学着操纵印刷机。由于他平易近人、吃苦耐劳，很快就受到工人们的热情关怀和爱戴。每到休息时间，工人们就围拢在周恩来的身边，向他提出各种有关时局的问题。他也趁此机会宣传不当亡国奴，讲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封建的道理，并询问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迫切愿望。
在协成印刷局的厂房里，周恩来和工人们亲切交谈。他用种种生动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说明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工人们凝神倾听，眼睛闪耀着觉悟的光芒。周恩来与工人们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会报》不仅是学生争相购买阅读的报纸，而且在工人群众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会报》采用的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通俗易懂，稍有文化的工人、农民，都能看懂。
有一次，有几个学生卖报员在街上卖《会报》，被反动警察看见过来干涉，想夺下报纸。卖报员们机警地跳上电车，电车开走了，警察干着急没办法。卖报员要买电车票，司机和售票员都爽快地说：“不用买，宣传爱国可以白坐车。”
还有一次，一个工人下班回家，看到学生们在街头卖报和进行宣传，就走过去听了一会儿，并买了一张《会报》。他一边慢慢走，一边读着报上的文章。这位工人读着读着，攥起了铁锤般的大拳头，激动地自言自语地说：“真是说出了我们工人的心里话呀。”他猛然转回身子，走到卖报的学生面前，把自己干一天活儿所挣得的钱都塞到学生的手里，嘱咐他们说：“拿去多印些这样的报纸！”说罢回身就走。学生们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好久才兴奋地喊道：“那位送钱的同胞，你叫什么名字呀？”工人回过头来答道：“记住一个中国苦力就够啦！”说着，他那宽阔结实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
学联报纸的广泛发行，宣传工作的深入和扩大，使学生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天津五四运动的几次大的斗争中，工人阶级都成为了主力军和爱国学生的坚强后盾。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的革命实践中，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一条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
战斗的号角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出版，对鼓舞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坚持爱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会报》内容有主张、要闻、评论、新思潮、文艺、来件、演说等，许多重要文章是周恩来亲自写的。它经常报道国内外时事和各地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宣传打倒孔家店和批判孔孟之道，抨击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政府的罪行，号召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示威、请愿，成为当时天津和华北反帝反封建的一个响亮的战斗号角。
五四运动展开之后，北京政府不得不罢免了与“二十一条”有直接关系的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群众压力之下，也于1919年6月拒绝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和约”上签字。看到这种表面现象，一部分学生产生了松劲情绪。天津反动当局为了分化和破坏学生的反帝斗争，决定学校提前放暑假并延迟开学。烈日炎炎的夏季，在一些学校的校园里一度显得有些冷清。正在这时，周恩来回到南开学校，使冷清的空气又活跃起来。特别是7月21日，《会报》第一期出版，周恩来写的社论《革心、革新》，提出改造社会同时改造思想的主张，像在一池平静的湖水中激起一层层波澜。
山东省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受害地区，反日爱国运动特别高涨。8月初，媚日军阀、山东镇守使马良采取屠杀政策，继解散救国团体、逮捕和毒打学生之后，又杀害了回教救国会的三位领导人。惨案发生后，天津和各地群情激愤，反动政权加强了镇压。8月6日，周恩来主办的《会报》立即作了公开揭露。
“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地来了。”
“山东学生游行，被军警捕去三百多人，关在第一师范，听说还要枪毙几个。”
“北大学生被捕，现在警厅发出布告，连他们的事实，都不许报纸登载。”
“日本人对山东的九条决议（见昨天报）简直看中国不成一个国家。”
“国民啊！黑暗势力，愈来愈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
“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28】
为了加强团结的力量，8月9日，在周恩来提议下，又以学联《会报》为核心，把各校的刊物组织起来，成立了“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这样，各校宣传力量在统一的领导下，成为一支宣传科学、民主和反帝爱国思想，反对迷信、独断和崇洋卖国思想的很大的队伍。《会报》还直接推动了天津各界联合会第二次的赴京请愿斗争。【29】在周恩来参加下，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充分估计了这次请愿的艰巨性，做了代表可能被捕的准备。
8月23日一早，北京、天津代表二十五人，到北京反动政府“总统府”门前递请愿书，抗议山东惨案，要求惩办马良。同一时间，天津各爱国团体领导人，特别是学联和《会报》编辑部，都焦急地等待着北京的消息。
长途电话来了，学联副会长抓着耳机：“喂！喂！喂！北京学生会！请说罢，怎么样？……都被捕了！不出所料。好，我们立即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原来，北京反动政府戒备森严，不仅不让见“总统”，还要驱逐请愿代表。代表、学生和各界群众同他们展开了说理斗争，并对过路群众作宣传，一直坚持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大批反动军警包围了请愿群众，一群穿着黑大褂的便衣侦探捕去了全体二十五名代表，送进了拘留所。
耳机放下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愤慨。
这时，周恩来沉着有力地说：
“这正是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简短的话语，使大家振奋起来。
同一天，在东讲厅的一间会议室里，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召开了临时会议。周恩来向各报代表报告了请愿的经过。他指出：当前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请愿斗争上来，必须进一步唤起民众，联合斗争……
接着，《会报》的号外出来了。天津街头传出阵阵叫卖声：“学生会报号外！号外！”
“同胞们！京津的请愿代表都被捕了！我们要群起反对！要搭救被捕的代表！”
天津沸腾了，群众愤怒声讨卖国政府，上千人要求参加赴京请愿的斗争。25日，天津组成了几百人的队伍分批赴京。26日，北京、天津两地学生共三四千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总统府”进发。新华门前，反动军警戒备森严，一片杀气腾腾。由于反动政府拒不接见代表，请愿团在各界群众支援之下，不分昼夜地坚持斗争。
斗争持续到第三天，反动派下了毒手。他们用枪托毒打学生，并且逮捕了请愿的现场指挥者马骏……
为了推动请愿斗争的顺利进展，营救马骏和全体被捕代表，周恩来和学生代表郭隆真【30】等，亲自到了北京。周恩来一方面鼓舞大家的斗志，一方面领导大家积极开展营救活动。他们动员了几千学生，分别包围了北京、天津的警察厅。在广大群众汹涌澎湃的爱国运动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8月30日释放了两次被捕的全部代表。
在急风暴雨中诞生
1919年的秋天来临了。9月间，炎暑渐渐退去，秋风已送凉爽。田野里的庄稼成熟了，山上的果树果实累累。
天津的爱国学生，经过四个多月与反动政府十多个回合的斗争，已经初步地摸索出一些斗争经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随着革命浪潮不断高涨，运动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一个新的课题应时而生了。这就是，形势的迅猛发展，需要一个共同的领导核心，领导全天津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的统一行动，并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在爱国学生领袖们的头脑中思考着。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并付诸实行的是周恩来。
9月2日，周恩来和一起赴京的郭隆真等一道乘火车从北京回天津。由于在北京向反动政府总统徐世昌请愿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时候代表们的心情都很兴奋。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战斗友情和高涨的爱国热情，使大家打破了封建束缚和男女之间的界限，他们无拘束地坐在一起，热烈地交谈着。一开始谈的是两次请愿的情况，后来就渐渐谈到天津爱国运动今后的动向。郭隆真——一个面孔黑红、身体健壮、热情活跃的姑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引起了大家的思索。她说：“我的看法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更紧密地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另一位女同学说：“依我看，索性由‘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女校学生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这样学联的阵容不就更大了吗？”
原来，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有两大主力，这就是以南开学校（中学）、高等工业学校、官立中学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这两大主力，是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和主流，虽然他们的目标一致，也互相声援过，但由于封建观念的束缚，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
“如果我们把这两大主力合为一股，”周恩来接着她们的话题说，“那不但有利于当前的斗争，而且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另外，我还建议，”周恩来接着说，“第一，除了把两个组织合并以外，还要把这两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结合一起，另组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和工作；第二，由两会各推若干人办一个刊物，来指导运动的方向，并向广大爱国同胞宣传我们的主张。”
大家听了周恩来这个深思熟虑的意见，心头顿觉豁然开朗，犹如登上了高山，放开了眼界。郭隆真等非常热心地说：“事不宜迟，回去就着手办吧。”
一到天津，周恩来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们积极筹划起来。他繁忙地来往于两个组织之间，与抱着各种观点的同学们交换意见，求同存异，统一思想。经过一个星期的充分酝酿，终于确定下来：成立一个二十人的组织严密的团体，定名为“觉悟社”。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则，两个组织各出十名。这个社的宗旨、办法等由周恩来考虑拟定，在成立的会上民主通过。
1919年9月16日，这是天津五四运动史上不平凡的一天。
草厂庵学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这一天阳光显得格外明亮。十个女青年和十个男青年，神采奕奕，生气勃勃，分坐在会议桌的两旁。他们当中，有曾经大闹天安门，与反动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面对面斗争过的名赫一时的勇士；有慷慨激昂、断指洒血、愤写血书而赢得群众支持的豪杰；还有在街头巷尾、工厂农村向群众热情宣传、慷慨陈词的演说家；更有在伪警察的刀枪棍棒前面不改色、无所畏惧的巾帼英雄。他们每人各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都有着动人心弦的斗争事迹。现在，他们端庄、严肃地坐在一起了。在他们那充满着青春的光辉的脸上，掩饰不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因为他们认识到现在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破天荒的创举，而他们正是这走在社会前面的拓荒人。同时，他们又意识到，从现在起，更重大、更光荣的责任落到了自己的肩上。
在这庄重、严肃、激动、喜悦的气氛中，周恩来起立宣布开会。他的沉稳一如往常，从他那略显清癯疲劳的双颊和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可以看出，为了今天的会议，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他用压抑不住的激动的声调说：“大家所殷切盼望的，我们共同的团体，今天就要诞生了！……”
“今天到会的人，有些彼此还不太熟悉，有人还没交谈过。先请女社员自我介绍一下。……”
郭隆真逐个把女社员介绍了一番。介绍到年方十五岁就已经在历次的斗争中有了啧啧勇名的邓文淑（后改颖超）时，郭隆真说，“邓文淑，女师同学，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长，我们的小妹妹……”
接着，男社员把在座的学联会员也一一做了介绍。
周恩来首先发言。他说：“我们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受了20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要把那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等，全都加以铲除、改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结成团体，出版刊物，以求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31】这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宣言书，也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彻底的革命精神。
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集思广益、切实可行的方案，经过一番讨论通过了。这个方案的要点是：
（1）用白话文，出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
（2）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
（3）这个小册子定名为《觉悟》，主办这个小册子的团体就叫“觉悟社”；
（4）内容：甲、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乙、批评社会生活；丙、介绍名人言论；丁、灌输世界新思潮；…………
这个意义重大的会议，共通过了十项决议。决议规定组织机构采取委员制，把社内工作分成几类，大家分工负责。决议规定新社员的发展要慎重，预防名实不副的弊病，必须有社员三人以上的介绍，经全体社员同意，方得加入。
觉悟社——这个纯洁的、富有战斗力的新时代先进青年的组织——像一枝报春的红梅，在风刀霜剑中傲然地开放了。
省署前的怒吼1919年9月，南开学校设立大学班（此后才分别称为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周恩来进入大学班学习。【32】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南开大学念了不到一年的书……我在南大挂了名，因反动派迫害未读多少书。事实正是这样，周恩来并不是死读书，而是重视实践，更积极地从事革命斗争。
周恩来组织了觉悟社以后，使天津的爱国运动更有组织更有战斗力了。它在接着到来的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的爱国民主斗争中，都起了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并使这些斗争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更加明确。
面对天津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北京反动政府认为天津警察厅长张汝桐镇压无力，把他撤了，换上一个叫杨以德的。杨以德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头子，人称杨梆子。他一到任，立即对天津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手段，禁止集会、游行、结社，剥夺言论、出版自由。觉悟社讨论了对策，决定不被杨梆子吓住，要同他进行坚决斗争。9月底，上海、天津和其他各省代表会同山东代表到京第三次请愿，周恩来曾到北京照料代表的生活。结果，这次请愿的全体代表又遭逮捕。觉悟社于是决定，为争取民主自由、营救第三次请愿代表，借纪念“双十节”举行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10月10日这天，杨梆子派出大批武装警察包围市民大会会场。邓颖超等领导着大队最前列的女学生向警察展开了宣传：“警察也应该爱国！”“不要打爱国学生！”并大声疾呼：“姊妹们，冲啊！”反动警察动武了，用枪托殴打学生。但是，在学联会开来的宣传车支援之下，一万多市民终于冲破包围，浩浩荡荡地进行了环城游行，最后到警察厅质问杨以德，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为抗议杨梆子的迫害，学生于13日起短期停课。停课宣言是周恩来执笔的，它向社会上揭露了杨以德的罪状，要求予以惩办，给了反动政府和这个刽子手以严重的警告。
11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公然开枪打死我抵制日货的学生，造成血案。为抗议福州惨案，天津各界于11月18、19日两天开展了调查各商号卖日本货情况的活动，并于12月20日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当场焚烧日货，声援福州学生的爱国斗争。这一次大规模的活动，也是觉悟社和学联会发动和领导的。
觉悟社成立以后领导的一次最令人难忘的斗争，是1920年1月29日的省署请愿。
这一天，天津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了祖国和民族，为了人民自身的权利，与北洋军阀反动政府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用自己殷红的鲜血浇灌了永远开在人民心头的觉悟之花！
在这个永远载入史册的威武雄壮的斗争场面中，周恩来是站在最前列的领导者。
事件的缘由是这样的：
中国代表拒签和约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要求，妄图玩弄新的花招侵吞我山东利益。北京政府竟准备同意。这就引起了全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对“直接交涉”的运动和抵制日货的更大浪潮。在天津，直隶省长曹锐害怕学生的力量，又命令在天津的教育厅长提前放寒假，迫令学生提前回家，企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瓦解和镇压学生运动。
这时，在周恩来主持下，觉悟社骨干分子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提出“反对直接干涉”、“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反对提前放假”等口号，并组织日货调查团，坚决抵制日货。
1920年1月23日晚，学联会在东门里魁发成洋货庄查获了日货灯罩十七篓，在当时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中，按规章应当立即全部没收。但魁发成商店的奸商竟勾结日本浪人【33】打伤了检查员，抢走检查证，扬长而去。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和奸商的暴行，天津各界联合会推举了二十四名代表，到直隶省公署【34】请愿。卖国政府不但不惩办凶手奸商，反而逮捕了请愿的代表。
25日，反动当局变本加厉，疯狂地封闭了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大肆逮捕爱国学生，血淋淋的魔爪，伸向了各个角落……
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人民不畏强暴，奋起抗争。
战斗的指挥部——觉悟社，又一次迅速行动起来。
大搏斗的前夕，在法租界里一个叫“维斯理堂”的地下室里，觉悟社的社员们召开了秘密会议，研究战斗的部署。
社员们都很清楚，这将是一场流血牺牲的严酷斗争。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领导人都争着打头阵，准备牺牲在前。经过一番讨论，在周恩来的说服和坚持下，部署终于确定下来，这就是：于1月29日举行大规模的请愿大会，向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由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35】等出面领导这次请愿，由邓颖超等留守指挥部接应；由社员谌志笃留下领导学生会的地下工作，另一名社员负责到处奔走，搞联络活动。
一切布置妥当了，大家立即分头准备。临分手时，社员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周恩来等几位准备挺身而出的战友。不言而喻，这次行动，犹如赴汤蹈火，不知几时能凯旋……周恩来爽朗地笑了笑，充满信心地说：“放心吧，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就这样，震动一时的天津“一·二九”斗争揭开了序幕。这一天，凛冽的北风卷着地上的残雪，像无数把小刀，扑打着人们的面颊。铅灰色的云块，低低压着这海滨之城。这座英雄城市的爱国反日的好儿女，放射着青春光华、英姿勃勃的青年学生们，由于学联会被查封，不能公开集会，只好隐蔽、分散在省署周围的道路上，在一声号令下，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
传单像雪片一样在人群的头上飘舞。
标语旗林立，口号声震天，愤怒的火山爆发了。
下午二时，出发的时间到了。这时候，周恩来像搏击长空的雄鹰，昂立在一家商店的高台阶上。他身穿单薄的棉袍，长长的头发在寒风中飞动，浓黑的剑眉显得格外严峻，眉宇间隐现着刚强的神情。他用惯常的坚定语调向大家宣布了请愿的条件——要求当局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代表、启封两会组织等六项。然后，他又严肃而深切地说：“这次请愿，事关重大，希望各校指挥维持秩序，不要无故骚乱，应有充分精神准备，注意官警行动。”大家毅然地盯着他的眼睛，好像在说，就是刀山，我们也要上；就是火海，我们也要跳下去。
请愿队伍出动了。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四位代表，昂首挺胸，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势不可挡的洪流。那无数的旗帜、横幅、标语旗，像滚滚怒涛上的征帆。雄壮的口号声，震撼着街市，激荡在群众的心中。
市民们扶老携幼，纷纷拥来。看到这威武庄严的行列，人们情不自禁地跟着队伍高呼口号，鼓掌助威。一个须发皓白、长髯垂胸的老人，激动地用拐杖跺着地，颤颤巍巍地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意不可欺啊！”老太太们用宽大的衣袖拭着眼睛，互相叨念道：“这些孩子，都是好样儿的，有这样的好儿女，咱们中国亡不了啊！”
挺身在前
北洋军阀的反动省公署坐落在金钢桥畔。
在省署的一间华丽的会议厅里，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伪省长曹锐正在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脸上掩饰不住内心惊惶的神色。站在一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伪警察厅长杨以德，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这两条分属不同帝国主义主子的走狗，平时为了各自主子的利益尔虞我诈，互相排挤；今天在爱国学生的声威面前，又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正在策划着共同镇压。只见曹锐的贼眼里闪动了两下凶光，像狗急跳墙似地蹿起来，咬牙切齿地对杨以德说：“你给我调集所有的警察，把这些亡命之徒……嗯！”
刽子手们向手无寸铁的群众举起了屠刀。
正气浩然的爱国学生队伍，在省公署门前摆开了雄壮的阵容。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四位代表，从容不迫地走到省公署的门前。
大门紧紧地关闭着，表现出窃国贼们惧怕爱国学生的虚弱本质。
这时，从旁门走出来一个面色焦黄的省署副官，装模作样地问：“什么事？”周恩来走上前去，义正词严地说，“我们是天津的学生代表，要面见省长，陈述我们的爱国主张。”
这个反动派的爪牙刚要对代表们施展淫威，猛听“共诛国贼！”“还我代表！”“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争山东救福建！”“救亡！爱国！牺牲！猛进！”……口号声似惊雷滚滚而来。副官感到千万愤怒的眼光，像一支支利箭，射在他身上，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赶忙说：“好！好！我传达，我去传达。”说完，就溜进了旁门。
二十多分钟过去了，那个副官才走出来。他狡黠地看了周恩来等代表一眼，对他们说：“省长有病，大家既来到这里，省长可以带病接见代表，但是全体学生必须退到辕门【36】外去。”代表们反驳说：“辕门内外没有什么分别，请让我们立刻进去。”副官说：“我再进去回话。”说完又由旁门进去。等了半个多小时，他出来说：“代表是可以见的，但是大家还得退出辕门。”
学生们坚持不肯退出辕门，双方僵持住了。
周恩来思考了一下。心想，如果就这样下去，会把这次请愿斗争拖得毫无结果，现在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进去，打破僵局，开展斗争。想到这里，他的眼光上下搜索了一下，停留在大门底下的门槛空儿上。原来，省署的卫兵们看到学生请愿队伍来了，慌忙把大门关起来，忙乱之中忘记上门槛，留出来的空当完全可以进去人。周恩来心头一亮，若有所得，立刻把另外三个代表叫过来，说：“你们看。”郭隆真、于方舟等顺着他手指的地方一看，也都会心地点点头，说：“对，从这儿进去。”
周恩来马上召集各校学生的指挥，决然地对他们说：“政府做贼心虚，不敢大敞仪门【37】，我们被拒于门外，不能申述大家的要求，现在只有从门槛空儿进去，才能打破僵局，开展斗争。我们进去以后，你们在外面要组织好队伍，以应意外的变化。”一个同学关切地说；“不行，这样进去太危险。”周恩来深沉地望了他一眼，坚定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纵然发生他事，也在意料之中。”同学们都被周恩来这种奋不顾身的勇气所感动，他们深情地拉紧代表们的手，嘱咐道：“今深入虎穴，望君等珍重。”
周恩来第一个俯身从门槛空儿闪了进去，接着其他代表也都进去了。他们的身影消失了，大家的心倏然也被带走，同学们望着森严的大门，心里焦急地惦念着：代表们怎么样了？
周恩来等四人刚进到门里，立足未稳，门洞后面立即窜出几个如狼似犬的反动军警，二话不说，大打出手。周恩来和于方舟急忙抵抗，以身保护另外两位女代表。这时那个副官又走过来，假惺惺地喝退打手，叫四位代表到两厢兵棚外室坐着，等候接见。
周恩来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发现在大门旁的墙头上，靠着一个高梯子，原是军警上去观察墙外动静用的。周恩来迅即登上梯子，从墙头向下一望，只见人聚如潮，群情激愤，口号声此起彼伏，斗志并未减退。他心里一阵激动，向下面的同学们大声喊道：“代表们都已进来，诸位可耐心等待，各校指挥维持好秩序，如果没有圆满结果，我们誓死不归。如一点钟之后仍不见归来，就是失败了。大家可以再接再厉，另寻办法，不获成果，誓不罢休！”【38】
下面的同学们，正忧虑着进去的代表，忽然听到了周恩来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心中一喜，连忙抬眼搜寻。看到墙头上周恩来亲切的面容，同学们的视线被激动的泪水模糊了，墙里墙外，战斗的豪情交织在一起。
可是，就在这时候，曹锐和杨以德已经调集了反动军队、警察、保安队、预备队……暗暗地埋伏在省署周围，只等一声令下，就要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和群众下毒手了。
在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中，周恩来首先意识到他们在搞圈套，现在必须马上出去，组织另外的斗争。他还没来得及同其他三位代表商量，门外突然喊声大作。这喊声，不是先前那整齐有力的口号声，而是揪人心肺的救急的呼喊。这喊声，像江河的呜咽，像松林的悲风，像海岸的怒潮。周恩来的心陡然一颤，腾地站了起来，快步向大门口走去。可是，早已准备着动手的军警们，立即向周恩来等四个代表扑来，将他们逮捕了。
门外，是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镇压。
在同一时刻，正当同学们殷切地等待着周恩来等代表的音信时，突然从西辕门开来了一队如虎似狼的凶恶士兵，他们手中的鬼头刀，闪动着逼人的寒光；同时，东辕门也走来了一队警察，他们端着枪，拿着水龙管和棍棒，一步一步向学生们压来。开始学生们慌乱地退了两步，但马上又镇定下来。他们手挽手坦然伫立着，同时向士兵和警察们大声宣传：“我们请愿是为了救国，爱国无罪”，“警察也要爱国”，“别打爱国学生”……
“哗……”粗大的水龙管子张开大口，冰凉的自来水射在学生们的身上，寒风一吹，人们衣服上、耳朵上的水凝成薄冰……
一阵紧急的脚步声，鬼头刀举起来了，枪托抡起来了，棍棒打下来了……
满怀爱国悲愤的小伙子，在鬼头刀的挥削下，满身溅血地倒下去了……
一腔救亡心绪的女学生，捂着头上的伤口，血流满面地倒下去了……
血啊，爱国青年的热血，淌在省署门前的马路上，染红了金钢桥畔……
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就这样遭受了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
反动警察冲击爱国学生队伍以后又将周恩来等代表押往营务处，每两个彪形打手紧紧架住一人。途中站岗警察早将走路的人赶在两旁，阻住交通，街道肃静，观者如堵。被逮捕的周恩来等沿路大呼：“同胞万岁！”“学生万岁！”“打倒卖国贼！”目睹此景的市民们流下了悲愤的泪水。
第二天清晨，一些士兵用水龙费劲地洗刷着省署门前的街道。爱国学生们的鲜血凝结在地上，变成晶莹的血冰，在晨光的照耀下，像触目的鲜花，像耀眼的火光。它在向天津人民控诉，控诉反动当局的惨无人道；它在号召，号召天津和全国人民进一步擦亮眼睛，认清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本质，一致起来与吃人的社会进行斗争！
智斗杨梆子
周恩来被捕以后，同其他被捕代表一起，同杨梆子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杨梆子本是流氓出身，目不识丁，蛮横粗暴，心毒手狠。他多年闯荡于江湖，混迹于官场，学得阴险狡猾，不但能够赤膊上阵，大打出手，还惯于干那些欺骗拉拢、老虎念佛假慈悲的鬼把戏。对周恩来等被捕学生代表和工商各界代表，他施展了种种鬼花招。
二十四名【39】爱国志士，坚贞不屈，团结一心，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地拆穿了杨梆子设下的圈套。
杨梆子软硬兼施，都未得逞，最后来了一个最狠毒的办法——“拖”：既不正式审讯，又不释放，把你不明不白地拘留着，企图以这条毒计消磨革命者的锐气和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