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学者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深有感触地说：看一个人的外表是无法识察其本质的，凭一个人的相貌是不可衡量其能力的。有的人其貌不扬，甚至丑陋，但却是千古奇才；有的人虽仪表堂堂，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草包，倘以貌取人，就会造成取者非才或才者非取的后果。
一向慧眼识珠的曹操，也有以貌取人的错举。益州张松过目不忘，乃天下奇才，只是生得额镬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当张松暗携西川四十一州地图，千里迢迢来到许昌打算进献给曹操时，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从而产生厌烦之感；加之张松言辞激烈，揭了自己的短处，便将张松赶出大门。刘备乘机争取到了张松，从而取得了进取西川军事上的优势。如果曹操不是以貌取人，而是礼待张松，充分发挥其才识，恐怕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同样，现代企业的领导者，要真正识别人才，就需要对个人进行全方位的审察，看其是否具有相当的能力，是否有发展前途。如果不注重一个人的学识、智慧、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与使用，不注重其专长的发挥，不是通过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来衡量他的判断能力、表达能力、驾驭语言的能力，而是仅凭一个人的相貌如何来判断其能力的大小，甚至由此来决定人才的取舍，那么，必将导致人才的埋没。
智慧要义
曾国藩在刚柔篇中所阐述的识人用人智慧可总结为十六个字：刚柔天成，偏才居多，量才适用，有容乃大。曾国藩所言“刚柔”，多指人的性格。人之性格是天生的，是无法改变，或者说是很难改变的。而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越是有性格的人越是有才，这就是所谓的“偏才居多”。有道是“辨刚柔，方可入道”，就是说要善于辨清不同性格人的不同特点，进而更细致地了解他们的特长，才能更好地为识人用人服务。
纵观历史，凡用人求全责备的皆不得成事，而用人“贵适用、勿苛求”的皆有奇勋。三国时，诸葛亮足智多谋，但唯独在用人方面存在着“端严精密”的偏见，他用人“至察”，求全责备。正如后人评价他时所说：“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瑕而必不容。”他用人总是“察之密，待之严”，要求人皆完人；而对一些确有特长又有棱有角的雄才，往往因小弃大，见其瑕而不重其玉，结果使其“无以自全而或见弃”，有的虽被“加意收录，而固不任之”。例如，魏延“长于计谋”，而诸葛亮总抓住他“不肯下人”的缺点，将其雄才大略看作是“急躁冒进”，始终用而不信；刘封本是一员勇猛战将，诸葛亮却认为他“刚猛难制”，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除之；马谡原是一位既有所长也有所短的人才，诸葛亮在祁山作战中先是对他用之不当，丢失街亭后又将其斩首。正因为其对人“求全责备”，处之极端，而使许多官员谨小慎微，以致临终前将少才寡，正应了“至察无徒”之断。与诸葛亮相反，春秋时齐桓公小白对与人争利、作战逃跑而又怀有箭杀之仇的管仲却不计前仇，不求全责备，坚持用其长处，委以重任，而使管仲竭心尽力，终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雄一时。
用人，既然不可求全责备，那么，顺理成章，也应正确对待、宽容那些犯过错误的人。首先，人非圣贤，不可能无错，即使是达到“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也仅是“七十”以后，而“七十”之前更是在所难免。因为，人有七情，不免来点狂喜、来点暴怒、来点悲伤、来点逸乐，这其中“狂则伤人，暴则辱人，悲则厌人，乐则伤志”等过失也就有可能发生。人有个性，急性子风风火火，遇事常常先人而动、先人而言，难免有“急功近利”之嫌，“言多必失”之错；慢性子黏黏糊糊，遇事不紧不慢甚至“雷打不动”，难免有“不求进取，故步自封”之评，“事业心不强”之论。人有健康之别，身体健康者因其精力充沛而大胆进取，艰苦努力，但常有失误之处；身体虚弱者“心有余而力不足”，常常悲观失望，甚至多愁善感，对别人的进取心存疑忌，而且往往相比之下政绩平平，不为人所重。人有年龄之差，老年人稳健持重，但趋于保守，因而常常犯有“不求进取，反对改革”之错；年轻人才思敏捷，思维活跃，但活跃有余，稳健不足，常因急于求成而事倍功半，常因盲目冒进而误事成错。由此可见，人之为人，其错难免。其次，错误也各有区别。一是错误的性质有别。有的是因为经验不足或方法欠妥而在工作过程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有的是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而违法乱纪，而这两类错误在性质上却有原则区别。二是错误的大小有别。春秋时的苟变有“将五百乘”之才，但他曾经在收税时白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卫候因此不予起用，这就叫作“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了。而清朝大官僚和珅，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时，巧取豪夺，贪贿白银近九亿两，这与苟变“食鸡子”相差何其大也。三是错误的多少有别。有的屡教不改，一犯再犯，而有的仅为偶然之错。四是对错误的认识与态度有别。有的犯错以后，很快便意识到或深刻认识到其错误之害，而有的却坚持错误或掩盖错误，甚至“嫁错于人”。
既然人的错误难免，那就不可求全；既然错误有别，那就应该区别对待。对其中一般性的错误，偶然的错误，或对错误认识较好、改正错误很快的工作人员，则应不计前错，委以适职，甚至委以重任，应如《左传》所言：“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对于这一点，宋代包拯甚至提出：“使功不如使过。”就是说使用有功者不如使用有过者。这些人“自忿废绝，不能振起；一旦为明主弃瑕录用，则其自奋图进，倍万常人。”
对有过错误的人不仅可以任用，而且应鼓励其奋进，及时肯定其工作中的进步和进取。孔子曾说过：“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也。”“与”即赞成之意，对人要赞成其进步，不要抓住人家的以往之错不放。《说苑·雅言》曾引孔子的学生曾子之言阐释孔子之意：“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
有的人看人，善恶过于分明。他们或者见人一善，则各方面都善；见人一恶，则各方面皆恶；或者以印象看人，其为善者，恶也为善；其为恶者，善也为恶；或者把整个人群简单地划分为“善”“恶”两类，要么就是善人，要么就是恶人，非善即恶，非恶即善，无有其他；或者心中只容得善人，见不得半点“恶”意，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这样一来，眼中的善人就很少，因为毫无缺点的人是几乎没有的。即使是东郭先生这样的“大善人”也不能称之为“善”，因为他滥行仁慈，救助被人追逐的中山狼，几乎被狼吃掉。而且，伪君子也乘机而入，因为只要“伪善”，则一切皆善，就算是入了“善”门，即使是以后有“恶”的时候也无所谓。
其实，善恶过于分明是极不符合现实的。因为，任何人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即使是再好的人，也自有其不足，再恶的人也仍有其可用之处，即使是谋财害命的罪犯，还可能对其父母双亲十分孝敬。《水浒》里的时迁虽然偷鸡摸狗，却杀富济贫，充满正义感；“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是个好美色的浪荡神，却是位为人间排忧解纷、救苦救难的好神公；《红楼梦》里的薛宝钗深知礼义，洁身自好，但却是个八面玲珑的巧伪人；宋朝贤相寇准、吕蒙正，才智过人，刚正不阿，但是生活上却最尚奢华。寇准好夜宴，连马厩、厕所也要用蜡烛照明，蜡泪凝地成堆；吕蒙正好吃鸡舌，鸡毛堆积成山。可见，“人无完人”是为至理，“善恶过于分明”确为妄谈。
所以，唐朝颇有名望的宰相魏征特别提出，要“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意即喜爱一个人，必须同时知其缺点和弱点，憎恨一个人，必须同时知其优点和长处，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一个人，更恰当地任用一个人。
可以说，刚柔篇关于识人用人的智慧告诉我们，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就不能自强；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入孤立。应刚柔相济，不可偏废。刚与柔也并非仅指一个人的个性，也是思想行为的表现。只要很好掌握刚柔之术，以柔守之，以刚克之，定能无往而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