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哪些野味呢？啊，鹌鹑！给我来鹌鹑吧——哦，不！这里有野鸡啊。如果方便，还是要点野鸡。”
当服务员走了以后，他没有说什么，却表现得十分焦躁不安。随后，野鸡上来了，他嘀嘀咕咕道：“我想我还是都要了吧。来一只鹌鹑。对，两种都来点儿。”
但是，当两个盘子放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极其不高兴地把它们推到一边，大声喊道：“全部拿走！我一点野味也不想吃了。”
当晚餐结束后，他离开了餐厅。一种几乎没有异议的看法在餐桌上形成了。
“不行，先生们，”一位领导人说，“这个人是这样犹豫不决，他连自己吃什么都不能立即做决定，缺少当纽约州州长必备的素质。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人，他作为州长，以后可能是总统，他可以有别的什么缺点，但是千万不能在做决定时因为不必要的犹豫和耽搁而遭弹劾。”
【原典】
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
根据情态交朋友
【译释】
前述三种情态虽不能定下一个人的终身命运，而若能避开以上三种人而求之，就可以遍结天下朋友了。
中国古代对人的性格、气质等都有所研究，但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多散见于各种著述之中。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一成不变呢？不是。曾国藩体情察意，明确认识到性情气质不是固定永恒的，都是会有所变化的。更深一步说，作者已经明确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性情、人格情操、言谈举止，跟他的命运好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会决定人的终身命运。验之社会现实生活，可以发现，一个奸邪的小人却能身居高官显位，而一个正人君子却功名难求；贤相良将常常过早身首异处，巨奸大恶往往能够得享永年。“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屡见不鲜，不算什么怪事，因为社会生活太复杂了，没有固定不变的公式。
“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古人讲求学以致用。三种“时态”分析已毕，又该如何呢？知道这个道理，那么在生活中可以去发现那些为人真诚，不饰虚伪，勇敢果决，敢作敢为，主见沉浮，立场坚定之士，与他们交朋友、共谋大事，可以成功。反之，则不可与其交往，以趋吉避凶。这实际上是衡量、检验选择人的标准，以此来评判所遇之人，自然可以确定哪些能成为亲密战友，哪些能同甘共苦，哪些人只能敬而远之，以此结交天下之士，可保无误。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在与曾国藩长期交往的朋友中，有一个人特别值得注意，他就是刘蓉。
刘蓉系湘乡人，字孟容，号霞轩，少年自负，三十多岁了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诏惊叹其才，私下让他的父亲督促他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1839），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大进，激动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六月初三的日记中写道：“临日接霞轩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道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也！”道光三十年（1850），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曾国藩对刘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此外，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诗中云：“日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咸丰元年（1851），刘蓉参加乡试，得榜首，曾国藩知道后很高兴，在家信中说：“霞轩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咸丰二年（1852）五月二十八日，刘蓉之母谭氏弃世；八月，曾国藩亦以其母于六月二十日去世回籍奔丧。当两人相遇于湘乡县城时，悲感交集，相对而泣。
曾国藩到京城做官后，也没有忘记这位同乡，诗文往来不断，并誉之为“卧龙”。曾国藩在《寄怀刘孟容》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刘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黄菊，薄暮不盈春。
宁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别。
四年亦云已，万事安可说？
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
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
炯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
涟滨一挥手，南北音尘绝。
君卧湘水湄，辟人苦局阙。
怀念之余，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书信往返，相互讨论学问之道。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他在这封信中说，我今天论述学术的见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启发。道光二十五年（1845），曾国藩又在《答刘蓉》的书信中进一步阐发了程朱理学之义，批驳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首先说明在两年之内收到刘蓉三封来信，一直未作回复的原因是由于性本悚怠，对学问研究不深，怕见笑于好友。进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说，在你的启发之下，我才“了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毫无疑问，曾国藩学业的长进，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共同志趣下愈益深化。曾国藩对刘蓉的敬重之情在诗文中也常能反映出来：“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
当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坚辞不出之时，刘蓉还专门写了书信一封，劝曾国藩不能仅“托文采庇身”，应以“救世治乱”为己任。
刘蓉与曾国藩有同乡挚友之谊，故敢于抛开情面，肝胆共见。针对国家和平时期与多事之秋的形势不同，刘蓉批评曾国藩应从远略、大局着眼，不能只看自己声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娱，不忧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纳与否，而且塞其责。他先以韩愈、黄庭坚的文学成就作比，再举欧阳修、苏轼的多采华章为例，指出这些虽可彰名千古，但时代不同，时势不同，有志者不仅如此，而应有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才能成就千古传诵的事业。文中针对妇人之德与君相之德的重大区别，规诫曾国藩不能拘泥于妇人之仁，而当行“仁”于天下。文末举项羽功高而不赏，终失韩信等事例，劝他赏功以维系天下豪杰之心。所有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样志趣的人，因为他们价值观相近，所以才能走到一起来，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性情耿直的人就和投机取巧的人合不来，喜欢酒色财气的人也绝对不会跟自律甚严的人成为好友。因此人们常说观察一个人的交友情况，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品性和素养了。
林肯也曾说过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朋友，便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
一般来说，有益处的交友有三种情况，有害处的交友也有三种情况。同正直的人交友，同诚信的人交友，同见识广博的人交友，这是有益的三友。同惯于走邪道的人交友，同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交友，同惯于花言巧语的人交友，这是有害的三友。
《礼记》上说：“与君子交朋友，就像进入了芝兰花圃，时间长久了，就闻不到它的芳香，就是与它同化了，与小人交朋友，就像进入了鲍鱼铺子，时间长久了，就闻不到它的臭气，也是与它同化了。”所以交正人君子为朋友，就可以说是一生的幸福；交邪恶小人为朋友，就可以说是一生的祸害。因此，交朋友不得不慎重地审度与选择。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谯周说：“交友的方法，最要紧的是清楚明白，沾染上了红色就变为赤色，沾染上了蓝色就变成了青色。”又说：“交朋友得到了门道，就是千里同好，稳固得像胶漆一样；交朋友不入门道，就会同室操戈，形同水火。”
交朋友贵在以道相合，以义相聚，以信相守，以心相应；贵在互相敬重、互相信赖、互相体谅、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而最要禁忌的是，以权势、利害相交。正如《史记》中所说：“以权势、利害相交合的朋友，权势倾倒，利害已尽，必然疏远。”
以势力相交的朋友，势力倾倒就会绝交；以利益相交的朋友，利益没有就会疏散；以富贵、功名相交的朋友，富贵、功名的利害相同就会结合，富贵、功名的利害相背就会离开。唯有以道义相交，性情相交，肝胆相交，真诚相交，才会深切长久，才不至于被富贵、贫贱、患难、利害所分离。
看来，进什么样的圈子，交什么样的朋友，确实是个大问题。
三国时蜀主刘备就是一个十分善于选择朋友的人。如果当初没有他在桃园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又在隆中三顾茅庐选择卧龙诸葛亮，就很难三分天下，建立蜀汉帝业。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对自己的思想、品德、情操、学识都有很大的影响。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贤则聪，近愚则聩。”古人很重视对朋友的选择。孔子曰：“君子慎取友也。”品德高尚的人，历来受人推崇，也是人们愿意结交的对象。而品德低劣的人，却常常被人所鄙视，当然也不排除“臭味相投”的“酒肉朋友”。
实际上，每个人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他们交朋友总是有所选择，有自己的标准的。明朝学者苏竣把朋友分为“畏友、密友、昵友、贼友”四类，如此划分便可明白；畏友、密友可以知心、交心，互相帮助并患难与共，是值得深交的：那些互相吹捧、酒肉不分的昵友，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利则来，无利则去，还有可能乘人之危损人利己的贼友，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结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