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声音各有不同，有的洪亮，有的沙哑，有的尖细，有的粗重，有的薄如金属之音，有的厚重如皮鼓之声，有的清脆如玉珠落盘，字正腔圆，有的人身材矮小，声音却非常洪亮，即日常所说的“声若洪钟”，有的人生得高大魁梧，说起话来却细声细气，有气无力。《冰鉴》认为人之声音由心而起，是人内心活动的晴雨表。听声知人，便由此而来。
【原典】
人之声音，犹天地之气，轻清上浮，重浊下坠。始于丹田，发于喉，转于舌，辨于齿，出于唇，实与五音相配。取其自成一家，不必一一合调，闻声相思，其人斯在，宁必一见决英雄哉！
闻其声如见其人
【译释】
人们说话的声音，犹如天地之间的阴阳五行之气，有着清浊之分，清亮的声音轻缓而上扬，而浑浊的声音则是沉重而下坠。声音是从丹田处开始启动的，在喉头声带处发出声响，随着舌头的不同转动，在牙齿处转化成清浊不同的声音，最后从嘴唇发出来，这恰好与宫、商、角、徵、羽五音相对应。每一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各具特色，要能辨别出这一个体特征，而不必强求一定要完全与五音相符合。只要听到声音就会想到这个人，这样就会闻其声而知其人。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就如见到此人一样，而不一定非得见到这个人，才能看出他究竟是个雄才大略的人还是个平庸无为的人。
人生于天地之间，声音各有不同，有的洪亮，有的沙哑，有的尖细，有的粗重，有的薄如金属之音，有的厚重如皮鼓之声，有的清脆如玉珠落盘字正腔圆，有的人身材矮小，声音却非常洪亮，即日常所说的“声如洪钟”，有的人生得高大魁梧，说起话来却细声细气，有气无力。古人对这些情况加以总结归纳，得出了一些规律。
实际上，现代生理学和物理学已经证明，声音的生理基础由肺、气管，喉头、声带，口腔、鼻腔三大部分构成，声音发生的动力是肺，肺决定气流量的大小，音量的大小主要由喉头和声带构成的颤动体系决定，音色主要取决于由口腔和鼻腔构成的共鸣器系统。声音是物体振动空气而形成的，声音是听觉器官耳的感觉。声音的音量有大小之分，音色的美异之别另有音高、音长之分。
说话者，假如气发于丹田（人脐下三寸处），经胸部直冲声带，再经由喉、舌、齿、唇，发出的声音与仅用胸腔之气冲击声带而来的声音，气度不一样，节奏不一样，效果也有悦耳与沙哑的差别。声带结构不好，发出的声音不会动听，但假如经由专门的发声练习，是可以较大程度地改善声音效果的。
丹田的气充沛，则发出的声音沉雄厚重，这是肾水充沛的征象，可知其人身体健壮。而发于喉头、止于舌齿之间的根基浅薄的声音，给人虚弱衰颓之感，显得中气不足，这也是一个人身体虚弱、自信心不足的外在表现。
其实，声音可细分为声与音两个概念，既可由声来识人，又可由音来识人，但在实际运用中，通常都是用两者结合来识别人的心思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郑国有个大臣叫子产。一次，他带人外出视察，忽然听到有妇人悲伤地痛哭。随从们希望能救助那位痛哭的妇人，不料子产却下令拘捕了那个妇人。随从们很是纳闷，不解地问子产为什么要这样做。
子产说：“那个妇人的哭声没有一丝哀痛之情，一定另有隐情。”
经过审讯，结果证实了子产的判断是正确的，原来这位妇人谋害了自己的丈夫，在这里假装悲伤痛哭。
子产正是凭借其超常的判断力和洞察力，才听出妇女哭声中的隐情。他闻声辨人的技巧已经非常高明了。
人们的声音，由于健康状况的不同、生存环境的不同、先天禀赋的不同、后天修养的不同等而有所区别。因此，声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一个人的文化和品格——他的雅与俗、智与愚、贵与贱（这里指人格修养）、贫与富。
古人历来比较重视声音，认为声音是考察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深入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按照阴阳五行的原理，把声音分为：
金声：特点是和润悦耳。
木声：特点是高畅响亮。
水声：特点是时缓时急。
火声：特点是焦灼暴烈。
土声：特点是厚实高重。
《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对于一种事物由感而生，必然表现在声音上。人的声音随着内心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
声音不但能与气结合，也和心情相呼应。因为声音会随内心变化而变化：内心平静，声音就平和；内心清顺畅达时，就会有清亮和畅的声音；内心渐趋兴盛之时，就有言语偏激之声。这样就可以从一个人的声音判断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有关这方面的知识，《逸周书·视听篇》讲到的四点值得研究：内心不诚实的人，说话支支吾吾，这是心虚的表现；内心卑鄙乖张的人，心怀鬼胎，因此声音阴阳怪气，非常刺耳；内心宽宏柔和的人，说话声音温柔和缓，如细水长流，不紧不慢；内心诚信的人，说话声音清脆而且节奏分明，这是坦然的表现。
当今心理学也认为，不同的声音会给人不同的感受，有以下几种类型：
音低而粗。这类人较有作为、较现实，或许也可以说是比较成熟潇洒，较有适应力。
声音洪亮。此类人精力充沛，具有艺术家气质，有荣誉感，有情趣，热情。
讲话的速度快。此类人朝气蓬勃，活力十足，性格外向。
外带语尾音。这类型的人，精神高昂，有点女性化，具有艺术家的气质。
以上这四种类型的声音，不论在交易还是说服的工作上，都具有较为积极的作用。同样，也有会产生负面作用的声音。如：
鼻音。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种声音。
语音平板。较男性化、较沉默、内向冷漠。
使人产生紧张压迫的声音。这类人很自傲，喜欢以武力解决争端。
当然，以人的声音来判断人的命运不一定正确。曾氏在本段尾又说道，“不必一一合调”，那自是又有不合规律一说了。重要的还在于“闻声相思”，一个“思”字，说明闻声识人不可呆板行事，得视具体情况而定。
《冰鉴》中所讲的是由人的音质和音色来判断别人的命运，如能结合人的语言共同断之，应更全面。语言是思维的结果，由语言可以发现一个人思维方式的特点。
【原典】
声与音不同。声主“张”，寻发处见；音主“敛”，寻歇处见。辨声之法，必辨喜怒哀乐；喜如折竹，怒如阴雷起地，哀如击薄冰，乐如雪舞风前，大概以“轻清”为上。
“声”与“音”的区别
【译释】
声与音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声是由于发音器官的启动而产生的，可以在发音器官启动的时候听见；而音在发音器官的闭合之时产生，在发音器官闭合的时候能感觉到它。辨别声的方法首要的是辨别发音之人的喜怒哀乐。人在欣喜之时发出的声，宛如翠竹折断，清脆悦耳；在愤怒之时发出的声，就如平地一声惊雷，豪壮有度；哀鸣之声则如击碎一块薄冰，凄切悲伤；而欢乐时所发之声就如雪花在空中飞舞，宁静洒脱。总之，均以清脆、飘逸为最悦耳之声。
“声音”，在现代是一个词，一般不把它分成“声”和“音”来讲。而《冰鉴》分两段来分别论述“声”与“音”的特点。
《冰鉴》认为，“声”与“音”的区别是：人开口之时发出来的空气振动产生“声”，此时空气振动的密度大、质量高，发音器官最紧张；闭口之后，余下来仍在空气中振动而产生的是“音”，此时空气振动密度已经减小，发音器官已松弛下来，是“声”传递的结果，为“声”之余韵，正如平常人们所说的“余音绕梁”。《冰鉴》用“声主‘张’，寻发处见；音主‘敛’，寻歇处见”这句话来表述这个意思。
人有喜怒哀乐在语音中必然有所表现，即“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因此，由音能辨人之“征”，即心情状态。
《冰鉴》中说：“辨声之法，必辨喜怒哀乐。”前面谈到，人的喜怒哀乐，必在声音中表现出来，即使人为地极力掩饰和控制，但都会不由自主地有所流露。因此，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人的内心世界，是比较可行的一种方法。
那么“喜怒哀乐”又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喜如折竹”，竹子由于它自身的韧脆质地特点，“折竹”就有哗然之势，既清脆悦耳，又自然大方，不俗不媚，有雍容之态。
“怒如阴雷起地”，阴雷起地之势，豪壮气迈，强劲有力，不暴不躁，有容涵大度之态。
“哀如击薄冰”，薄冰易碎，但破碎之音都不散不乱，也不惊扰人耳，有悲凄不堪一击之象，但不峻不急，有“发乎情，止乎礼”之态。
“乐如雪舞风前”，风飘雪舞，如女子之临舞池而衣带飘飘，不胜美态，雪花飞舞之时，轻灵而不狂野，柔美而不淫荡，具有飘逸的潇洒之态。
【原典】
声雄者，如钟则贵，如锣则贱；声雌者，如雉鸣则贵，如蛙鸣则贱。远听声雄，近听悠扬，起若乘风，止如拍琴，上上。
从声音中听出贵与贱
【译释】
所发之声雄浑刚健，像钟声一样激越洪亮、充满阳刚之气则为最佳，如果发出的声像敲锣之声一样浮泛无力，则显得卑贱；如果发出的声温文尔雅，若像鸡鸣一样清秀悠扬则显高贵，若像蛙鸣一样喧嚣空洞则显卑贱。发出的声远远听来刚健激越，而近处听来却又温润悠扬，起声的时候如乘风般飘洒自如，悦耳动听，止声的时候又如高手抚琴，雍容自如，这才是所发之声中的最佳品。
曾国藩所言声音之贵贱尽管有其道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否则就有可能有失偏颇。不过，从人的话语中听出人的个性特征，倒是有可能的。
曾国藩奉命办团练，招揽人才之时，“湘乡奇伟非常之士，争自创磨立功名，肩相摩，指相望”。罗萱是最早应募到曾门的人之一。传说当时每天都有百十人到营中报名，曾国藩一一召见，问询长短，稍有才能的人都留了下来。一天，曾国藩已召见多人，倦极不见客。正在似睡非睡时，忽听外面有吵声，起身向窗外一望，但见一位身材不高、只穿一件单衣的青年人被守门人拦住。青年人声音朗朗，气质非凡，但任凭他怎样讲，守门人仍不放行。青年人也不气馁，大有不见曾国藩不罢休的气势。正在僵持之际，曾国藩推门而出，并喊住守门人，对罗萱说：“听君的声音爽朗圆润，必是内沉中气，才质非凡之人。”遂将罗萱引入上宾之位，俩人叙谈起来。随后，曾国藩立即决定让罗萱掌管书记，日常文牍往还的工作也一并交给了他。
罗萱，字伯宜，湘潭人。父汝怀，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曾任芷江学训导，候选内阁中书，以学行闻于时，著有《湖南褒忠录》。罗萱生有夙慧，工诗文书法，能传其父学。为诸生，屡列优等。倡导经世之学，领湖南诗坛风骚数百年、著名的封疆大吏贺长龄，以“家风不可及”闻名遐迩的新化邓显鹤、沈道宽对他都很器重。
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时，罗萱以亲老欲辞，但曾国藩写信请他入府，并说：“今专足走省，敬迓文旆，望即日戒涂，惠然遄臻，无为曲礼臆说所误。蟾蜍裹沙而不行，於菟腾风而万里。士各有志，不相及也。千万千万！祷切祷切！”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入南昌，重整水师；后进屯南康，设置楚师三局，制造弹药武器，又设船厂，建南湖水师。时年四月，罗萱随曾国藩经吴城入南康。
咸丰五、六年（1855—1856）间，是曾国藩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军马倥偬，而客居江西，兵饷皆不宽足，又受太平军石达开部不时攻袭，常常是停泊船上，不用说安生休息，性命也时有不保。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还必须经常奏报军中缓急。而罗萱上马操剑，下马走笔，兼具文武，形影不离，是难得的人才。曾国藩每有上疏，罗萱皆操笔如流。有时“警报骤逼，势危甚”，罗萱也“甘心同命”。又时常调节诸将之间的矛盾，使各当其意以去。咸丰六年（1856），翼王石达开入江西，攻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省城孤悬。罗萱领湘军三千人攻建昌，城即破，但太平军援军忽至，都司黄虎臣战死，城未攻下。于是曾国藩又令其攻抚州，将至，又得知曾国华、刘腾鸿等自鄂援江攻瑞州，曾国藩又令他自抚州赴瑞合攻。在瑞州，罗萱与刘腾鸿等与太平军展开了殊死战，八战皆捷，取得了瑞州战役的胜利。曾国藩坐视瑞州后，罗萱以久在军中，遂向曾国藩乞假归湘中。
罗萱是喜欢贡献才智又不愿仕进的人，回到家乡后，专心读书，想以写作终其生，地方大员及同乡亲朋不断召其入幕，他均婉言谢绝。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既是同乡挚友又很钦佩罗萱的黄润昌奉命入黔，与记名布政使席宝田会同镇压起义。黄润昌再三请求，罗萱入军营掌文案，兼理营务处。每天白天出外领队作战，夜晚笔削奏牍。
黄润昌原受曾国荃的赏识，咸丰九年（1859）被召入安徽军营。次年，在攻复安庆中，黄润昌成功地策动了程学启反叛，后帮李鸿章立足上海，咸丰十一年（1861），又招抚皖南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因随攻金陵，加布政使衔。
黄润昌得檄令已是腊月，黔省极为寒冷，罗萱到营后随即开赴清溪。清溪是原邓子垣的军所。安营扎寨后，罗萱和黄润昌设水师、作战守，做大举进攻的准备。湘军进入黔境后，先后攻克铜仁、遵义等五郡，而南路进攻受阻。同治八年（1869）三月，黄润昌、罗萱遇伏战死。黄润昌年仅29岁，罗萱年4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