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特区的斗争
在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的前夕，两军团领导认为，在红军主力离开后，黔东的党组织仍应“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因此，组成了黔东特委，调红六军团宣传部长段苏权担任特委书记；重新组建了黔东独立师，调红六军团五十三团团长王光泽担任师长，段苏权兼任政治委员。独立师由黔东独立团、德江独立团、川黔边独立团和红二、六军团留下的三百多名伤病员组成，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共三个团，约八百多人，各种枪四百余支。
黔东独立师成立后，立即由南腰界出发，向西南前进，吸引敌军，掩护红军主力向湘西进军。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独立师返回苏区中心时，苏区大部分地区已为黔军占领，只有黔东特区革委会副主席秦育青领导的各区、乡游击队在瓦厂坝、铅厂、白石溪、谯家铺一带坚持斗争，处境十分困难。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发现黔东独立师返回，急令正在追击红二、六军团主力的李成章、王天锡两部迅速返回黔东，与川军配合包围独立师。
十一月上旬，黔、川国民党军共十个团、一个旅从四面向黔东苏区进攻。独立师和游击队同优势的敌人苦战十余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消灭了部分敌人，保卫了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策应了红二、六军团主力的进军。但自己也伤亡较大，而且弹药缺乏，给养困难。为了摆脱优势敌军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黔东特委决定，除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钳制敌人外，独立师立即向梵净山转移，依托那里的有利地形坚持游击战争。十一月十日，黔东独立师进入梵净山张家坝至护国寺一带。
由特区革委会副主席秦育青率领的特区保卫队和特区机关人员，十五日从白石溪去梵净山，途经枫香园时，遭到敌人伏击，在转向湘西寻找红军主力途中，又多次受到敌军夹击、堵截，伤亡很大。此后在四川秀山县境的百岁、坝芒一带，再次遭到敌军阻截，最后只有少数战士脱险。
黔东独立师进入梵净山后，拟以护国寺为中心开辟游击区。以第一团驻守山脚的烂泥沟，第二团驻守苏家坡，第三团驻守大园子，师部设在护国寺。
他们抓紧时间构筑简易工事，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的斗争，想方设法收集粮食和其他物资，多次打退了敌军的进攻。十一月二十三日，黔军李成章、柏辉章两部和印江、江口两县民团向梵净山的黔东独立师发动了进攻和“清剿”。独立师激战一天，歼敌百余人，但自己也损失严重，处于粮断弹缺和被困的境地，难以在梵净山立足，遂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晚，越过梵净山顶峰向北突围，去湘西寻找红二、六军团。二十五日凌晨，在梅邑遭当地民团和乡丁拦截，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政治委员段苏权负重伤。二十六日，在贵州松桃近驾又遭当地民团的夹击，牺牲战士二十多人，第三团团长马吉山英勇牺牲。鉴于敌情严重，师长王光泽将负伤的政治委员安置在秀山县群众家里，然后率部复入四川秀山县境。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达川湘交界的大板场时，再次受到民团的伏击。这时，独立师已经无力再战。为保存力量，王光泽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向湖南方向突围，寻找主力。在突围中，团长宁国学牺牲，王学泽被俘，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勇就义。最后，黔东独立师只有很少数人分散找到红二、六军团。黔东特区也只有小股游击队在坚持斗争，成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游击区域。
黔东独立师和游击队与超过自己数十倍的敌人战斗了一个月之久，完成了钳制敌人、掩护主力的任务。黔东苏区人民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在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北和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湖北的红军鄂川边独立团曾积极活动与之配合。这个团是由一九三三年底建立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到一九三五年春节时，发展到四百余人。二月中旬，由于川军和鄂军新三旅的“围剿”加剧，独立团决定撤往湘西。十九日，从鄂川边境的李子溪出发，经利川、恩施、咸丰、宣恩到达湖南省龙山县的石牌洞，于二十七日在永顺县龙家寨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合。后来编为红二军团第五师十二团。
鄂川边独立团独立地坚持了一年多的游击战争。他们紧紧地依靠鄂川边土家、苗、汉族人民，打破了鄂军新三旅、保安团和川军达凤岗旅、周化成保安团等部的轮番“围剿”，平息了内部叛乱，牵制了部分鄂军，配合了红军主力作战，求得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最终胜利地回到了红二、六军团主力的怀抱。鄂川边独立团和鄂川边人民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很大贡献。
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准备反“围剿”
龙家寨战斗后，红军第四十九团即分散在永顺、保靖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龙家寨建立了县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从此，开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湘西攻势的胜利，红军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和龙山、保靖、慈利县各一部分地区。这里是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的边界地区，国民党的统治较弱。桑植在一九二八年就建立过工农兵民主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曾进行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群众基础比较好。这里有崇山峻岭，便于开展游击战争。东部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有利于红军取得物资和人员补充。在战略上，这里是进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的侧背，革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威胁湘鄂国民党军阀统治的中心长沙和武汉，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基于上述情况，中央同意红二、六军团在这里创建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发出第一号《通知》：“（一）根据党中央电示，在湘鄂川黔边成立新的临时省委，为这个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以任弼时同志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及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等同志及少共省委一人为省委委员。（二）根据中央（革）军委电示，在湘鄂川黔边区成立军区，以贺龙同志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同志为军区政治委员。”当时红六军团司令部就是湘鄂川黔军区司令部，贺龙在前方期间，王震兼任军区代司令员。此外，还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
从此，原****湘鄂西分局、军委分会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都自行结束。省的领导机关先设在大庸，后于十二月十日迁至永顺县塔卧。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作出了《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今天中国苏维埃革命最有基础的地区是在江西和四川，把这两个基本区域联成为整个的一片，是争取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不可分离的当前的战斗任务。我红二、六军团是负着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最重大的责任。为着江西和四川两个基本苏区迅速的连成为一片，迅速夺取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为着开展和掀起湘鄂川黔苏维埃革命的巨潮，使得这一地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得到解放；为着我红二、六军团有着巩固的根据地，来实行他所负担的历史任务，省委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区创造巩固的新根据地。”
这时，湘鄂两省国民党军陆续地调到了根据地的周围，严峻的反“围剿”即将开始。省委鉴于这种情况，明确地提出：于建设根据地的同时，加紧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以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围剿”的斗争，将迅速准备粉碎敌人“围剿”的条件作为党和红军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围绕这一中心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建立各级临时政权，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组织地方武装，广泛地进行战争动员等等。但当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情况是：自红二军团退出湘鄂边苏区以后，原根据地的革命组织已被敌人破坏；地主武装和土匪很多，活动非常猖撅，加上国民党军“围剿”的威胁，群众顾虑很多，情绪也不稳定。而且临时省委和红军部队干部缺乏，一时满足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红六军团连续几个月行军作战，减员很大，相当疲劳，需要休整和补充。在红二军团内部，由于夏曦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也需进一步清除。所有这些，再加上建设根据地的摊子刚刚铺开即面临敌人“围剿”的威胁，这就使得各项工作的开展都格外紧迫和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号召党和红军：面向群众，深入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主张，了解群众每一细小的要求与意见，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扬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最大的决心抓紧开展各项工作。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红二、六军团回到大庸以后，加紧了组织建设和战术技术训练。红二军团恢复和充实了军团、师两级司令部。团司令部都委任了参谋长，增配了参谋人员。通信能力也得到加强，团以上指挥机关都装备了有线电话，师单独行动时也可携带无线电台。司号员过去是使用国民党军队的号谱，这时一律改用自己新编的号谱。同时，还加强了地面侦察和对敌军无线电电信的破译力量。在军事训练方面，抓紧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演练。印发了红六军团带来的由刘伯承等同志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及其他军事材料，编写和印发了《湘军的战术及其对策》，翻印了部分湘鄂川黔边的地图，组织指挥人员学习使用地图。在这些活动中，军团参谋长李达起了重要作用，他既组织领导，又当教员讲课，言传身教，堪称师表。另外，又从红六军团抽调了一些干部到红二军团任师、团领导和营、连长，并在全军上下加紧了扩红和筹粮工作。
****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于一月四日发出了关于地方战争动员的指示。并于一月六日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具体地布置了战争动员工作。任弼时在会上作了报告，说明了当时战争的形势和粉碎敌人“围剿”的迫切性，以及取得胜利的条件，提出了争取反“围剿”的胜利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的口号，要求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在群众中造成一个一切为着战争胜利的热潮；加强对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根据地内的地主武装和土匪，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后方。这次会议，推动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及反“围剿”斗争准备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为了筹集粮食和财物，党、政府和红军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根据地内向商人征收累迸税，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等。同时，省、县、区各级政权也都建立了粮食委员会、粮食保管委员会以及财政机关，统一各地财政，实行预算制度，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斗争。
丁家溶会议
丁家溶会议是在两军团领导人会议的基础上召开的，其目的是要纠正夏曦的错误。在这之前，红二、六军团会师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就曾详细地研究过夏曦的问题，任弼时积极支持贺龙和关向应的正确意见，并召开两军团主要领导人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批判。此后，在红军攻占永顺县城时，又开会作了进一步批判。但这两次会议都很仓促，没有解决问题。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对红二军团来说，已经成为深入战争动员的当务之急。因此，在建设根据地和准备反“围剿”的同时，****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再次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在大庸的丁家溶召开了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计划通过这次会议，使夏曦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丁家溶会议集中地批判了夏曦在根据地建设、“肃反”、建军和建党等方面的严重错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都发了言，省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任弼时做了总结发言。任弼时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总结发言中首先指出：“红二军团过去有他的光荣的成绩，他在湘鄂西的时候，曾经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取得了很多次伟大的胜利。”
他说，夏曦的错误是：“一、最明显而基本的错误，是看不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和作用。……他不相信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认为共产党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竟走到公开地解散党和团的组织，取消党所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工作，公开走上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二、夸大反革命力量，形成错误的肃反路线，造成党和部队中的严重现象，……在反革命活动面前，惊慌失措，认为部队中连长以上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改组派，逮捕的在二千人以上。……夏曦同志同样认为，湘鄂西地方党、苏维埃区、县、省级的干部，也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改组派。……夏曦同志不能正确估计反革命，夸大反革命组织力量，而采取扩大化的、简单化的错误的肃反路线，这正是帮助反革命达到破坏党、政府和红军的阴谋，上了反革命的当。……在这种恐怖与不信任，以肃反为中心的下面，没有人敢说话，或自动去工作，人人觉得有被人认为是改组派而遭拘捕杀头的危险。这种情况的严重的确可以走到自己解体的危险前途。三、由于不信任群众，不相信红军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没有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使红军长期过着流荡游击生活。……在黔东算是建立了一个小的游击区域，但没有真正去巩固它。……因为没有创造新的苏区，所以我们红三军，没有后方依托，只好东奔西走。打了仗，伤兵只好沿途寄居在群众家里。人员减少，得不到适时补充，弄成枪多于人的怪现象。部队疲劳的时候，也得不到一个安全地方休息、整理训练。这样就使红军受到不应有削弱。以上一切，都是夏曦同志过去所犯错误的实质。这不是什么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一条有系统的、与党中央路线完全相反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路线。”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省委未能认识到夏曦主要是坚决执行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而犯了严重错误，而把夏曦的错误和所谓“北方落后论”，“罗明路线”相提并论，因此，在这次会议中，有些批评不够中肯。任弼时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我们与夏曦同志的斗争方法也有错误。”
丁家溶会议精神，最后落实到了清除夏曦的错误在红二军团造成的严重恶果、加强红二军团的建设上面。任弼时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红二军团的成绩主要有：
（一）党的基础初步地建立，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去年十一月以前，党团员只有二百一十三名，现在除十一、十七两团外，有党员七百零三名，团员四百一十三名，三个月中党团员增加了四倍。现在各个伙食单位都有了党的支部组织。
（二）开始恢复系统的政治工作。在二、六军团会合时，二军团各师团无政治机关，连队中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已系统地建立起来了，虽然还不完备。其他如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等，也在开始建立系统的工作。
（三）指战员的积极性正在发扬，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现象逐渐消失，战斗员的胜利信心大大地提高了，所以取得了龙家寨。大庸、浯溪河几次战斗的胜利，创造了广大的新苏区。
（四）部队扩大了一倍以上，战斗力增强了。虽然我们还说不上是铁的红军，但是正在向着铁军的道路前进。
接着他说：如果看不到这些成绩，那就是机会主义；然而仅仅讲成绩，而不看到自己的弱点，这对工作转变是无益的。据最近的考查，现在红二军团的部队中还存在着以下严重的弱点：
（一）对于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部队中还不了解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甚至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以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形成一种不尊重政治委员制度，反抗政治工作路线的危险倾向。这种错误与过去取消政治机关是有连带关系的。
（二）对新战士的力量估计不足。如某团长说：“新兵带是好带，只是打仗就没有用。”有一排长说：“老战士提走了，要我带新兵我就请假不干。”这与过去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是有关系的。要晓得这些新战士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是具有消灭阶级敌人的决心的，只要我们从积极方面加紧对新战士的军事政治训练，又有老战士作里面的骨干，新战士同样是有战斗力的。
（三）提拔干部中非阶级路线的影响还没有肃清。不按干部的成分和政治觉悟程度与工作能力，只凭自己相信得过，甚至是以地方观念来提拔干部，这是极错误的。同时，还有一种对新干部不信任的倾向，这也是有害的。
（四）不了解我们已经是正规的红军，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我们不但要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意志下行动，而且要在它的战术意志下去进行战斗。我们检查部队中的军事技术工作，则可看到还有许多战士不会打手榴弹，不会刺枪。在慈利，某营担任游击，打了一千四百多排子弹而没有打死几个敌人，这可以看出我们军事技术上的弱点。但在我们提出要努力提高军事技术的时候，有的同志还说什么“我们已经不错了”。狭隘的经验论调还在那里阻碍我们工作的转变。
（五）在敌人新的大学进攻面前产生了新的动摇。如有个别同志以为：“打朱疤子、周矮子是有把握，但与湖南、湖北的敌人打仗就没有多大把握了。”这种不相信自己力量，缺乏战争胜利信心的状况，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
（六）我们的政治机关最近一个时期是作了一些工作的，但对于展开思想斗争，克服我们部队中的一切错误倾向，是没有能够尽到应有责任的。这是很大的弱点。
关于红二军团当前建设上的紧急任务，任弼时说：由于我们的胜利，敌人不得不向我们举行新的大学进攻。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这一战线上，我们是处在进攻西方军和四方面军的敌军的侧面和后方，在配合各方的作战当中，红二、六军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迅速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大学进攻，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
我们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应当是：
（一）以最高强度来提高军事技术。要作到短期内每个战士都很纯熟地使用手榴弹，会刺枪，会射击。班排长还要学会使用机关枪。干部要特别努力学习新的战术。这里必须反对保守主义和狭隘经验论，还要反对政治工作人员不学习军事和军事指挥员不学习政治的错误倾向。
（二）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加强党的领导。在扩大红军时要注意多吸收工人、雇农，提拔干部要特别注意工人、雇农，发展党的组织要做到部队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党团员。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来建立经常的坚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
（三）加紧战士的阶级教育。要保证每个战士具备红军读本中的基本常识，并且了解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流血到底。这必须经过党的组织、政治机关、报纸、列宁室等，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养。
（四）健全军事行政机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等军事行政机关，必须健全自己的组织，人员不齐的马上调齐，工作应有计划性、系统性。要严格纠正过去供给部工作中的混乱状况，杜绝贪污现象。各部门和机关应提高和发挥其工作能力，使首长不致忙干事务，而专力于部队整个工作的思索与实施。
（五）扩大我们的部队，创造新的师、新的团。要努力在短时间内使部队扩大一倍。同时应加紧干部的培养，加强新战士的教育训练，最大限度地巩固新扩大的力量。
丁家溶会议，在红二军团的历史上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后，红二军团有了明确而又具体的建军目标。在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等人的领导下，红二军团逐步地克服了会议指出的弱点，消除了肃反扩大化、简单化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指战员的革命热情得到了发扬，革命斗争的信心大大地提高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给任弼时并转省委的电报指出：“（甲）关于夏曦同志的错误，中央在你们同二军团会合后，曾明确指出，但并未说这种错误已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乙）最近期内夏（曦）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新犯的错误，应该指出批评，在领导机关内部开展斗争是应该的。但你们所采取的组织结论，是不恰当的；（丙）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及全党同志，而并不是在处罚这一同志。在苏区内经常发生‘左’的极端与惩办主义必须防止，尤其在开始纠正错误的肃反路线之后，只有这样，才能发扬同志们的积极性到最高度；（丁）湘鄂西（应为湘鄂川黔——编者）苏区目前是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环境，领导机关内的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戊）夏曦同志必须继续在领导机关内工作，以同志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说服与纠正他的错误……”。
任弼时和****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根据中央这个指示和中央书记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指示的精神，即“绝不抹杀二军团领导在三年来没有得到中央经常指导状况下的艰苦斗争，保存了红三军的有生力量，并在湘鄂川黔边建立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及部分苏区”的精神，对夏曦采取了团结教育的方针，继续保留了他的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省委委员的领导职务。一九三五年五月，又任命他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旬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末的两个多月中，****湘鄂川黔边临对省委和红军的领导者在建设根据地、准备反“围剿”的工作中，由于采取了坚决和敌人作斗争，积极实行土地革命，贯彻执行正确的建军原则和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方针，坚定地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披荆斩棘，英勇奋斗，所以，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土地革命、战争动员以及纠正夏曦的错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而使湘鄂川黔苏区的党和红二、六军团得到了生息和发展，积蓄与壮大了革命力量，鼓舞了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不仅为根据地建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同时，也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粉碎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国民党军对红军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开始了。
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为了确实保障其追击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的侧后安全，阻止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抓住红二、六军团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的弱点，以强大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将其消灭于湘鄂西部边境地区。国民党军的“围剿”，在军事上采取了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另一方面，收买、接济和利用土匪、地主武装，在红军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经济上，则实行封锁政策，企图断绝红军与外界的贸易关系，严禁药材、食盐、布匹和粮食等物资输入红军根据地。
湘、鄂国民党军根据他们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达成的作战协定，将进攻部队编组成六个纵队：陈耀汉纵队（第五十八师、暂编第四旅）由新安、石门向桑植进攻；郭汝栋纵队（第二十六师、独立第三十四旅）由慈利沿澧水北岸向大庸进攻；李觉纵队（第十九师和四个保安团）由龙潭河沿澧水南岸向大庸进攻。这三个纵队是主要进攻部队。南面的陶广纵队（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新编第三十四师），以第六十二师主力经过军大坪、四都坪进攻大庸；第十六师的三个团和新编第三十四师一部进攻永顺。徐源泉纵队（第四十八师、新编第三旅）和张振汉纵队（第四十一师、独立第三十八旅）由来凤、龙山地区向塔卧推进。国民党军合击的第一步目标是大庸。他们打算首先把主力迅速推进到江垭、溪口、断架山、四都坪、大坝、茨岩塘这个环形线上，建立堡垒，完成封锁线，然后逐步压缩包围，寻求红军主力作战。在防堵方面：湘军以陶广纵队的一部及几个保安团把守沉江沿岸及沅陵，防红军南下湘中；鄂军以第三十四师分布在渔洋关、五里坪、鹤峰、太平镇之线，封锁通向长江的各主要道路；在西南，将李云杰、李温琉两个纵队和第九十二师、新编第八师共六个师兵力放在铜仁、秀山、西阳地区和乌江沿岸，防堵红二、六军团向西与中央红军会合。国民党军用来直接进攻和封锁红二、六军团的兵力，共有正规军十一个师又四个旅，约十一万人。此外，还有一个保安旅又四个保安团和每个纵队配有的两队作战飞机。
此时，红二军团已发展到六个团约六千五百人，红六军团已发展到五个团约有五千二百人，两个军团共约一万一千七百人。此外，新组织的地方武装有三千余人，军区机关、学校、医院和兵工厂共约一千一百五十人。
双方主力部队的兵力相比，国民党军占有十倍的优势，且地主武装和土匪很多。而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刚刚展开，基础尚不巩固。所以，整个形势是很严重的。但也存在一些有利于红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的条件。在国民党军方面，他们内部有矛盾，指挥不统一，何键蓄意消灭陈渠珍的势力，兼并湘西。而陈渠珍则极力拥兵自保，害怕自身再受损失，对与红军作战态度消极。何键和徐源泉之间，也是勾心斗角，各图保全私人势力，争向蒋介石要求“主剿”红二、六军团的职权，并争夺对郭汝栋第二十六师和罗启疆独立三十四旅的指挥仅。国民党军这种明争暗斗，势必影响他们的统一指挥和作战计划的实施，造成许多可为红军利用的间隙和机会。此外，湖南国民党军，大部分经过追击中央红军的长途行军作战，士气低落；湖北国民党军不善于山地作战，客观环境也给他们带来很大困难。在红军方面，中央红军在贵州和四川广大地区积极活动，吸引了蒋介石的主要兵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民党军不可能把新的部队增调到“围剿”红二、六军团这方面来。红二、六军团本身比会师时有了很大发展，兵员增加了，装备也有所改善，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大大加强，两军团之间和部队中官兵之间的团结更加牢固，斗志也很旺盛。此外，从领导方面看，两军团已建立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指挥更统一了，行动也更一致了。这都是红军能够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
红二、六军团回到大庸后，曾专门讨论了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贺龙认为：主力“伸出去打比在里头打好”，可以先到“张家湾、丫子口、黄石。能打就打，不能打，过石门、澧水也可以。我们像一只拳头伸出去，可以威胁常德、桃源，他们的部队一定要往回调。我们在这期间，打上一两个好仗，就可以粉碎敌人‘围剿’。”然而，贺龙“伸出去”的主张没有得到通过，最后仍决定在根据地里头打，并制定了反“围剿”的具体方针：
“第一，利用广阔游击区域，最大限度地集结主力，依据决战防御战略战术原则，抓住敌人的弱点，在敌分进移动当中，选择有利时机，进行坚决的突击，以达到各个击破，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有生力量，破坏其合击计划，一直到完全冲破敌人的‘围剿’。
第二，以主力部队之一小部配合新创立的地方部队（独立团营、游击队），肃清新区内部的一切地主武装，掩护地方党及政府深入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分配土地，并在敌人翼侧活动，迷惑敌人，分散敌人，以配合主力进行决战。
第三，争取在胜利中来保卫新区的巩固发展，但不是去死守一个城市或地区而限制主力行动，消耗自己有生力量。在不利条件下，采取主动的退却，避免战斗，移动主力寻找新的机动。这一策略方针的目的是在于钳制和吸引住周围大量敌人，使其不能抽调去进攻正在艰苦奋斗中的（向）四川转移的中央野战军，同时依靠中央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胜利的配合，以及白区群众斗争的配合，争取在有利的革命形势发展的基础上，来击破敌人对我们的‘围剿’”。
根据这个方针，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致电朱德，报告了战役部署并请示了可能转移的地区。主要内容是：“我们认为要在击溃敌两路和消灭敌主力六团至八团有生力量条件下，才能击破敌人现有力量之围困。利用现在广阔新区寻求在运动中突击封锁，应首先侧击由沅陵前进之湘敌主力陶（广）、章（亮基）部队，求得迅速转移地区，各个击破敌人之目的。现集中二、六军团主力于大（庸）、永（顺）之间待机。以五二团位置溪口向慈利游击，钳制李部，以四九团在龙（山）、永（顺）、保（靖）地区钳制陈渠珍及龙山之敌，以十六团一营位置桑植”。“我们若能在永（顺）、大（庸）、沅（陵）地区迅速顺利地击灭敌人陶（广）、章（亮基）部队，则转移地区，争取侧击西进（之）敌是最有利的局势。否则，大（庸）、桑（植）、永（顺）城市均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主力将被迫转移至永（顺）、桑（植）、龙（山）较小地区进行战斗。二、六军团后方广大地域以龙（山）、来（凤）、酉（阳）、秀（山）为适当。但敌追剿第一路李、王两师将进驻于酉、秀封锁线，为割裂二、六军团与野战军联络，将来封锁线有延伸至彭水或龙、来之可能。其次是龙（山）、来（凤）、恩（施）、宣（恩）地区，唯靠近长江。究在何地区为适宜，请决定电示”。
这时，****中央已在贵州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中央委员会，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以******为代表的中央和军委在得知湘鄂敌人的联合作战计划后，于二月十一日致电红二、六军团，作了非常重要的指示：
“（甲）关于目前湘鄂的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是用了何键的全部兵力及徐源泉、郭汝栋等部。情形是很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目前，南京政府的统治正进一步崩溃，全国革命斗争是增长不是低落。一些苏区及红军虽然遭到暂时的部分的损失，但主力红军存在，游击战争是发展着，四方面军正在向川敌进攻，我野战军正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活动与你们相呼应。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面前。
“（乙）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丙）当目前敌人尚未急进时，你们可以向陈渠珍进攻，但须集结五至六个团行动，对陈部作战亦不可轻敌。
“（丁）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带。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戊）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肖、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上述指示，从根本上改变了“左”倾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仅明确提出了红二、六军团反对敌人“围剿”的基本原则，并且给予了红二、六军团在执行这一原则时，可以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处置的主动权。同时，还正式确定了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军事上统一的集体领导机构。
二月初到三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按照筑堡推进的政策行动，非常谨慎、缓慢。二月八日，东面郭汝栋纵队的一个旅进到慈利之溪口东南地区，对大庸造成威胁；南面陶广纵队在军大坪、王村地区原地未动。因此，红军临时改变原来的部署，将集结在永顺、大庸和四都坪之间的主力调到东面，在溪口方向迎击郭汝栋纵队。溪口战斗是反“围剿”的第一次重要战斗，对粉碎敌人“围剿”有重要意义。但这次战斗因为部队仍然存在消极防御的思想，发现敌人就匆忙正面迎堵，战斗准备不够充分，部队组织不够严密，执行扼阻任务的部队未能按照预定时间占领有利地形，担任突击任务的部队兵力也不够集中，结果战斗没有打好，第十八团政治委员熊仲卿牺牲。此后，红二、六军团即返回大庸、永顺之间准备打击陶广纵队。但这时陶广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削弱、排挤陈渠珍势力方面，并未向红军发动攻势。而红二、六军团却一直盯住这股敌人，以四个团兵力在军大坪以北地区与陶广纵队第六十二师对峙，进行持久防御。直到三月十三日，陶广纵队第十六师一部和两个保安团由王村渡白河（酉水）北犯时，这四个团才转到西南方向与北犯之敌作战。十四日，红军首先在高梁坪击溃两个保安团，接着又给赶来增援的湘军第十六师两个团以重创，歼灭其中一部。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因敌人主力尚未深入即从正面迎击，同样没有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这时，从正面进攻的郭汝栋纵队和李觉纵队，趁红二、六军团主力远在王村附近的机会，向大庸县城急进。红军为迟滞郭汝栋纵队的行动，派红四师十一团和大庸独立团与该敌保持接触，予以阻扰，后于大庸附近之子午台战斗后，放弃了大庸城。这次战斗中，郭汝栋纵队的一个排哗变，向红军投降。红军放弃大庸后，李觉纵队五个团继续西犯，企图与军大坪、王村北犯的陶广纵队夹击红军于石堤溪地区，然后再会同陈渠珍新编第三十四师进攻永顺。郭汝栋纵队也从大庸西进，企图从温塘和仙街铺渡过澄水，进袭****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所在地——塔卧。此时由三官市向西进犯的陈耀汉纵队，正兵分两路，迅速向桑植推进。新由湖北襄阳调到来凤、龙山地区的张振汉纵队，已进到了茨岩塘、准备向龙家寨、塔卧前进。国民党军的战役企图是，首先将红军压缩到永顺、桑植和龙山之间的狭小地区，然后集中主力决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