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季振同、团长黄中岳等率领下，在宁都宣布脱离国民党，投向共产党，举行了震撼中外的宁都起义。1931年的红军还很弱小，共产党的前途并不明朗，然而竟有完完整整的国民党一个军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后来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到中国苏区采访的埃德加·斯诺，还是20世纪80年代到中国重走长征路的索尔兹伯里，在他们相距半个世纪的著作里都着重提到了宁都起义。
要说宁都起义，还得从中原大战后的孙连仲说起。
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下野，他打算将西北军旧部交给鹿钟麟。但是鹿钟麟也心灰意懒了，他知道自己根本驾驭不了骄悍的十三太保，同时蒋介石也不允许鹿继续统兵。于是，鹿钟麟将烂摊子留给了西北军第五路总指挥孙连仲。
孙连仲也是十三太保之一，打仗不含糊，为人忠厚，还算有人缘。当时麋集在豫北新乡一带的西北军有第12师（师长高树勋），13师（师长董振堂），14师（手枪旅加炮兵旅一部扩成的冯玉祥警卫师，师长季振同），15师（师长李松昆），和38师（周永胜）的曹金声旅，共计4个半师的步兵，和张华棠、祝常德的两个骑兵旅，还有原西北军的重迫击炮团和野榴炮团，包括铁甲列车及车卫队也在这支部队里。共计约5、6万人。孙连仲一度进退维谷，离开吧，大家都眼巴巴看着他；不走吧，仅维持这些人的生计很就是个大问题。无奈之下，他也步了吉鸿昌、梁冠英等人的后尘，投降了蒋介石。而且手握数万大军，孙连仲也想弄一番局面。思虑再三后，孙连仲派田镇南、李显堂、冉寅谷为代表，赴郑州谒见何应钦，表示愿意服从中央，军队静候改编。10月18日，在新乡发出通电，声明今后“拥护中央，和平统一建国，决不参加内战”。
10月26日，经国民政府批准，孙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大璞任参谋长（不久由赵博生接任），田镇南任总参议，刘树栋任参谋处处长，赵安仁任副官处处长，李中立任军务处处长，袁其韨任军需处处长，董丹麟任军医处处长，马永安任政治处处长，孙步才任兵站处处长，郑锡安任炮兵团团长。
部队改编为三个师，即第25师、第27师和骑兵第4师。其中第25师和第27师为三旅九团制，骑兵第4师为两旅四团制。
第25师，师长由孙连仲兼任，副师长由马永安兼任，参谋长由刘树栋兼任，辖第73旅、第74旅、第75旅。其中原第13师缩编为第73旅，原师长董振堂任旅长，辖第1团、第2团、第3团；原第14师缩编为第74旅，原师长季振同任旅长，辖第4团、第5团、第6团；原第15师缩编为第75旅，原师长李松昆任旅长，辖第7团、第8团、第9团。
第27师，师长由原第12师师长高树勋担任，副师长由朱朋轩担任，参谋长由赵璞兼任，辖第79旅、第80旅、第81旅。原第12师、第8师第16旅、第38师第76旅进行混编，由冯安邦任第79旅旅长，辖第1团、第2团、第3团；施积枢任第80旅旅长，辖第4团、第5团、第6团；王恩布任第81旅旅长，辖第7团、第8团、第9团。
骑兵第4师，师长由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在学学员关树人担任，副师长由原骑兵第1师师长张华棠担任，参谋长由严惟悰担任，辖第7旅、第8旅。原骑兵第1师主力缩编为第7旅，由张华棠兼任旅长，辖两个团；原骑兵第2师第6旅附骑兵第1师一部缩编为第8旅，由原第6旅旅长祝常德担任旅长，辖两个团。
全军驻扎山东济宁。当时山东省主席是韩复榘，同孙连仲交情较深。孙到山东后，韩打起了如意算盘，企图利用孙的力量壮大自己。孙此时亦有与韩互为依托的想法。但蒋介石认为，韩复榘野心大，反复多变，故对其时加防范；而孙连仲勇于作战，忠于上司，一旦拉过来，定当甘为驱使，所以对孙极为笼络。蒋派曾任冯玉祥部参谋长的曹浩森去济宁做孙的说服工作；继而分批邀请孙部将领到南京一一召见，赠款甚厚。孙连仲派其军需处长兼秘书长袁其祓等赴南京谒蒋，蒋介石亲自设宴款待，席间对孙颇多称赞。蒋怀柔备至，孙连仲渐为感动，遂决意为蒋效力。
1931年初，孙连仲奉命开往江西，以江西清乡督办的头衔率领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4月初，第二十六路军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首战不利，损失了约一个旅的兵力。同年7月，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三十万大军又一次向中央苏区进犯。孙连仲部改番号为第二军团，属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指挥。在这次“围剿”中，孙连仲部连接打了败仗，损失惨重。另外，孙部官兵多出身于西北，不习南方水土，营中疟疾、赤痢流行，死亡日有发生。加上红军的政治瓦解，军心日渐不稳。于是潜伏在第二十六路军中的****地下党看准了时机，顺利的发动了起义，即宁都兵暴。
早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曾先后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中工作，特别是一九二六年，共产党员刘伯坚在该军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国民革命，给了这支部队以深刻的政治影响。但是，国共分裂以后，冯玉祥也开始清党，将共产党员礼送出境，西北军中除过去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以外，均被“清洗”。即使潜伏下来的极少数党员，也都失去了组织关系。二十六路军成立以后，只有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与河南军委接上了关系。
1931年春，二十六路军被驱向江西，开到浦口时，原西北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共产党员袁汉澄(现名袁血卒)，打进了七十三旅二团三营，改名袁零，补了个上士的缺。三月，他随部队开到宜黄，在黄陂圩见到了相识的刘振亚。刘振亚向他说了到江西后未能与江西党接上关系的情况，并给他路费，叫他回开封去汇报情况，请示办法。袁汉澄到开封接上关系后，经河南军委负责人方纪纲的介绍，同从归德(即商丘)来汇报情况的王超一道去上海找党中央。他们途经徐州时，与应约的李肃会合。他们三人一同到达上海，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接着，李肃被接受入党，三人一起参加中央军委办的兵运训练班（由朱瑞负责）学习。之后，王超奉命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偕袁、李二人赴江西打入二十六路军，秘密开展兵运工作。行前，组织上告诉他们：“二十六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胜利的大小，就要看你们的努力。如果需要红军援助，来不及请示中央，你们可以直接去接头”。五月下旬，他们到了宜黄，便各自利用同乡、同学等社会关系，分别打入了二十六路军。王超以差遣和住闲的名义住总指挥部；袁汉澄到二十七师七十九旅二团团部；李肃往七十四旅。刘振亚仍在七十三旅。这样，在二十六路军中，便有四名共产党员，开展了党在该军有组织的秘密活动。
他们打入二十六路军以后，就利用自己熟悉的关系，广泛交朋友，结人缘，在下级官长和士兵中，物色建党对象。起初，他们特别注意在原西北军军官学校出来的同学中，开展工作。因为，这些人多数是连，排长，接近广大士兵，对在西北军工作过的刘伯坚同志，有着深刻的印象，有较强烈的仇蒋或反蒋思想。发展党员的办法是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谁发展，就归谁领导，除特殊情况外，不发生横的关系，初期不形成组织。不久，王超和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罗亚平(又名罗致中)接上党的关系。罗亚平和他是同乡，1925年曾一起在鄂西搞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失掉了党的关系。袁汉澄发展了王铭伍(七十四旅二团三营机枪连中尉副连长)，王振铎(总指挥部执法队员)入党；李肃发展了李秉仁(七十四旅二团排长)入党；刘振亚发展了杨金镗、王文宏(此二人，后来退党)、李青云(七十三旅少校参谋兼学兵连教官，后任学兵连连长)入党；袁汉澄经王铭伍介绍，和七十九旅二团三营九连副连长熊伯涛(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接上党的关系；李青云入党后，发展了王际坦(又名王幼平，七十三旅学兵连上等兵)，郭如岳(七十三旅参谋)入党。从7月到11月，李青云、王际坦又发展了学兵连的学兵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清(现名谭志刚)、刘静生、霍万仲等七人入党；袁汉澄又发展了田玉珊(七十九旅二团特务排中士班长)，李春华(七十九旅二团特务排二等兵)入党；王振铎发展了孙步霞，杨履元(均是总指挥部执法队队员)入党；经特支讨论，由罗亚平介绍并经中央批准，发展了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入党；赵博生又发展了董俊彦、卢子美(均系八十旅的某连连长)入党。至宁都起义的前夕，二十六路军，共计有共产党员二十多名。六、七月间，遵照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特别支部委员会。刘振亚任特支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伍任宣传委员。并且，在官长和士兵党员中，各设了一个支部。
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在二十六路军“秘密开展兵运”的指示和当时该军的内部情况及时局条件，****地下党组织开始一段时间的活动，基本上不做宣传。到了后来，主要是该军陷入宁都以后，随着其处境越来越糟、内部纷繁复杂的矛盾愈加暴露，党组织才有意识地在官兵中进行宣传，开展兵运，分化瓦解。当时宣传工作的特点就是利用矛盾，抓住时机，将兵士的日常切身问题与党的纲领、红军的宗旨密切联系起来，二十六路军虽被蒋介石“收编”，但属于“杂牌”军，一切待遇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低劣，以至薪饷没有保障，生活困难，加上到江西后官兵不服水土，疾疫蔓延，死亡严重；而有的军官为了吃空额，竟把没有断气的士兵抬去活埋，引起广大士兵的不满。宁都四郊埋遍了病死的士兵，据统计大约有近五千人。士兵们指着一排排坟墓伤心的说：“我们都要来这里站队的。”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后，红军释放了一批要求返家的被俘官兵，而孙连仲抓到这些人就当众枪毙，妄图杀一儆百，阻止“****”。地下党利用这些事例来揭露蒋介石、孙连仲的阴险狠恶，散布“与其这样死去，不如留在那里当红军好”的思想种子。
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因为二十六路军的官兵以前长期受冯玉祥的反日爱国教育以及受到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所以他们思想上既关心中华民族的存亡，又惦念家乡父母妻儿的死活，都不愿在江西与红军作战，想回北方去抗击日寇。“回北方，打日本”的呼声，成了全军的潮流。总指挥孙连仲在广大爱国官兵联名敦促下，为了摆脱困境，也不得不电呈蒋介石，请准回北方，抗击日寇的侵略，并且不待蒋的回电，便率部离开宁都向北开拔。但蒋介石一面电令二十六路军的官兵“死也得死在宁都”，一面又指使他驻广昌的嫡系部队朱绍良部挡住去路。所以部队刚刚走到离宁都城六十余里的湖岭咀，便被迫返回。这时，一些高中级军官逐渐看清了蒋介石排除异己的险恶用心，觉得处境危险：前进将被红军消灭，后退乃为蒋之军令所不容。他们纷纷寻找借口离开宁都。孙连仲说是牙痛，离开宁都到上海、天津等地治牙去了，将部队指挥权交给了参谋长赵博生代拆代行；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口称身体不好，到南昌“治病”去了，七十九旅旅长池峰城、八十旅旅长王恩布借口招兵，离开了宁都；有的团长也告假跑了。留下的官兵，沉浸在消极、徨和绝望之中，思想非常混乱，军纪十分废弛。这种局面，给****地下党做争取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的工作，提供了一个空前未有的绝好时机。党组织把“联合红军，抗击日寇”作为团结二十六路军全体官兵的旗帜，相机开展思想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开始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或特长，比较大胆地作适量的宣传。赵博生同志利用军参谋长的身份，集合全体官兵，大讲日寇侵吞我国大好河山的形势。他挂上一幅预先绘制的特大地图，边讲边用红笔在地图上把日寇侵占的地方圈出来，然后激昂慷慨地抨击蒋介石的卖国投降行径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刘振亚、李青云在学兵连上课时，讲述“万宝山惨案”和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王铭伍擅长书法，借许多人求字的机会，与他们进行寻找出路的交谈。熊伯涛则借集合全连点名的机会，启发士兵们的觉悟。
要争取二十六路军整个部队起义，光靠在士兵中和下级军官中进行分化瓦解是不够的，还必须在高级军官中积极地慎重地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能参加或赞助革命的军官，为整个部队的起义创造条件。
当时地下党在二十六路军开展统战工作的条件是具备的，时机也是成熟的。除了这支部队的构成成份，历史缘由，所处环境等客观条件之外，二十六路军部分高级军官个人的思想动向也给他们做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孙连仲等各级军官离开宁都之后，官兵思想更加混乱，部队实际掌握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手中。当时，能否争取团结他们，就成为起义成败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