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在晨曦中醒来,就像第一次才看到这个世界。
我发现自己赤裸着,身边是同样赤裸着的杨帆。我必须回忆起来点儿什么。可是记忆恢复得异常缓慢。我看到了枕边的手机,于是想起昨夜我给宋朗打过电话。我跟他说我要去给他的画廊做艺术总监,不用他再付一百万,他已经付过了。我想起我跟那个叫左助的男孩喝了很多酒。我想起我们一同去了文化宫,看那个事故发生的现场。街上大雨如注。其后,我就真的再也记不起什么。我只确定,最后我一定睡着了。因为人只有先睡着,才会醒来。
我躺在灰白的光中。这里是杨帆的家。我想,这是半年来我第一次躺在她的身边。她的大腿温热。我从未问过她,我们之间的一切,有没有给她带来过羞耻感,她也沮丧、气馁吗?是什么驱使着她,让她用羊毛地毯,用缀满流苏的窗帘,将这栋老房子装饰得像一个梦?
是的,这城市很糟糕,那么空,却又人潮涌动,一个早上就会有七个人死于车祸,下着和山里不同的肮脏的雨;人的欲望很糟糕,可以和自己儿子的小提琴教师上床,可以让自己的手下去顶罪,可以利用别人内心的罅隙去布局勒索。可是,起码每个人都在憔悴地自罪,用几乎令自己心碎的力气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
夜以继日。
昨晚是一个节点。但它没什么不同。唯一的特殊,可能只在于我没有拍夜晚的立交桥,没有把照片发在微博上,然后写下:而黑夜已至。
我在晨光中摸起了手机,对着一片灰白的虚空拍照。镜头里没有焦点,我的手也在颤抖不已。我把这团白光发在微博上,写下:黎明将近。
当然,那意味着抑郁症患者晨重夜轻的节律即将启动。可是,那又怎样?
我开始哭起来。
杨帆醒了,默默地为我擦泪。
我本来想跟她说点儿别的,可是我说:“今天陪我去医院吧。”
选自《十月》2013年第5期
抑郁症:作为疾病的隐喻
——评《而黑夜已至》
段守新
作为一名70后作家,弋舟是随着这个创作群体在新世纪的集体成长而成长的。在文坛上,他们算是迟来的一代。在获得必要的关注度之前,他们大多有一个并不算短的沉寂期。但这对他们来说,也未必全然是坏处。至少,经过这种沉默的历练,他们一亮相,就少见青涩稚嫩或飞扬凌厉,而普遍带有一种成熟稳健的“中年气质”。此外,以我未必准确的观察,那些为前辈作家所特别倚重,也是文学史上荦荦大者的固有叙事型类,诸如家族、历史、乡土、社会等等,在他们这里似乎也殊少踵事增华的意念。相较而言,他们对日常化的世俗生活,以及游弋其中的个人,明显更感兴趣,也更擅长。
弋舟也不例外。但是,与许多人相比,他对城市生存图景的描述,对现代生存体验的传达,在细致、深切之余,却往往能产生一种难得的锐度。这种锐度,不唯指涉感觉的敏锐,更指涉灵魂自审的锋锐。他的小说,总给人一种锐利的,乃至酷烈的撕痛感。“我同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所以写作于我,不啻为某种自我原谅,因为我知道,他们所有的不堪,都是我的不堪。”(《重拾纯洁的碎片》)的确,弋舟对他笔下的人物,并不刻意保持一种理性审视的距离,而是常常有情感倾注的迹象。他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共同在现代性生存的涡旋里,经历心灵的煎熬和淬炼,堕落或救赎。外在的冷硬,与内在的温热和脆弱;对欲望的无能为力的顺从,与心有不甘的挣扎;这种种冲突和纠结,构造了他的小说叙事人的基本形象。
在新作《而黑夜已至》中,这个叙事人又作为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而出现。他习惯于每晚在同一个时间段,同一个角度,用手机拍摄同一个立交桥,并将照片配以“而黑夜已至”的相同文字发到微博上。这或许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正像他说的,“我只是喜欢这种绝对感,它有种单纯而稳定的特质”。但这也可能反向泄露出,他正在经历的或许恰恰是某种与之相背的生存感——不稳定性,暧昧,混乱,虚空、离散化,无意义等等——以及他对它们的恐惧和力图抗拒。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小说以“我”的视角和经历,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的生存情境,这样的生存状态:对欲望几乎毫无抵抗力的服从,对现实世界的冷漠和疏离,高度的手机或网络依赖,以及注意力减退、自我评价降低、躁狂、焦虑,情绪低落、罪恶感、自杀冲动等等。小说的叙事人兼主人公“我”,其实是被作为一个具有病案意义的“现代灵魂”,而予以集中地塑造和刻画。他的抑郁症,在广泛的意义上,也正是对某种“时代症”“现代病”的隐喻。而这些,在我看来,恰恰构成了这篇小说最富价值和魅力的部分。
但作家的叙事旨归,却又并不在此,或者说并不完全在此。他所真正企望的,是勾勒出一幅现代人通过“堕落—救赎”的灵魂淬炼重获新生的精神图示。小说的主体构架,是一个像情节剧一样复杂的故事:为了使自己“有点事做”,以减少抑郁症的侵扰,主人公答应了女歌手徐果的求助,决定帮她伸张正义,向横田企业的老总宋朗追讨一笔补偿金。而实际上,这却是她精心筹划的一场骗局。作家虽然将这个故事讲得一波三折、悬念横生,从而使小说充满了可读性,但他的着力点,却并不是放在对故事性的讲求上,而是经由这个故事,让主人公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启示或顿悟:在这个时代,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抑郁,而是近乎人人都在抑郁。在根本上,这是一场社会性、时代性的灵魂瘟疫。在小说里,抑郁症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理、心理疾病,在它的隐秘源头,其实总是搅扰着欲望的驱动和放纵,以及由此带来的灵魂重负或“罪恶感”。比如主人公曾经冷漠地拒绝了母亲在临终那天,希望他不要离开的请求,而在母亲死的时候,他却正躺在情人——也是他儿子的家庭音乐教师——的床上;再如宋朗在撞死人后,找手下的司机顶罪,等等。这些事后都成为他们心里挥之不去的道德阴影,并因此逐渐染上精神抑郁。
然而,更重要的是,主人公同样也发现,尽管他们都曾经在欲望的裹挟下败坏或者堕落,“可是,起码每个人都在憔悴地自罪,用几乎令自己心碎的力气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徐果之所以要布局勒索,是因为她想用这笔钱资助自己的男友留学,以及回报老师的恩情,由此完成对自己的过去的救赎。而宋朗之所以在明知是讹诈的情况下,仍然如数付款,是因为这可以帮助他稍稍减轻那些沉重的罪感。的确,在一个无根的,混乱而虚空的时代,或许每个人在欲望的诱导下,都无可避免地走向沉沦,或几近沉沦,但是,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同时却也总是升腾着良知的纠结和不安。正是这种自罪自疚,才使人向善向美的灵魂救赎成为可能,或者就像作者所说的,“这种永在的、对于完美的自我追逐,除了让人在歧途上屡败屡战,或者也从根本上保障我们的灵魂不至于彻底崩盘。”(《重拾纯洁的碎片》)这种对人、人生、灵与肉的重新认知和理解,成为主人公最终决心走出抑郁,“迎接黎明将近”的理由。并且,也是作家为现代人如何从生存困境中实现艰难的突围,投下的信念之光。
——只是,令人稍觉遗憾的是,由于作者处理的匆促,主人公精神的新生在结尾来得不免有些突兀和生硬。此外,作者也没有为他的人物,提供一个清晰而坚定的方向或目标,这使他的精神更新因为缺乏有力的价值导引,而变得虚泛可疑。在这一点上,主人公最后拍下的那张没有聚焦,只是“一片灰白的虚空”的照片,更像是一个再精当不过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