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讲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的信（8月13日），说：清华有人告迟群发酒疯，你们知道么？我把他们的信转给毛主席了。胡乔木问北大、清华的具体工作实际上是什么地方管？邓小平说：北京市委。胡乔木说：北京市委怕管不了。教育部也不会管得了。当初毛主席抓六厂二校，情况是正常的，现在毛主席不再管了，不知谁在管。清华、北大是全国最重要的两个大学，办得怎么样，对全国是要发生影响的。要管还得由主席管。可能有些具体事情主席不知道，有机会把北大、清华的有些情况向主席反映反映，这样北大、清华的领导工作中的问题才能解决。
在下午谈话前，当天上午，胡乔木把萧劲光给中央的一封信和所附7月上海报刊上发表的两篇反对军委扩大会议的文章转给了邓小平。
说明
这次谈话涉及四件事。
一、关于评《水浒》。
毛泽东8月14日审定关于《水浒》评论文本的当天，姚文元就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提出将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批示“同意”。胡乔木看到8月15日印发的中央文件后，从“四人帮”利用历史、小说、电影等搞阴谋的一贯伎俩，怀疑其中包藏祸心。所以在这次谈话中问邓小平，毛的指示是针对什么？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毛泽东这次对《水浒》进行评论的经过是这样的——
毛泽东于1974年7月17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上批评了江青，第一次提出“上海帮”，告诫“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以后，即离开北京到外地，于1975年4月中旬才返回北京。这时，毛泽东因患白内障双目近乎失明，已长期不能看东西了。为毛泽东读书的北大古典文学教员芦荻，先前曾听到传闻：毛泽东讲过《水浒》是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8月13日即向毛泽东请教此事。毛说，那两句话是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按：应是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讲的）。接着，芦荻又请教：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他还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他还指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毛泽东指示：“《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毛泽东对《水浒》的这番评论由芦荻记录整理，毛泽东于8月14日审定。
从上述过程可见，毛泽东的评论，是对《水浒》这部小说人物形象和认识意义而言的。他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主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确如邓小平在8月21日谈话中所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可是，韬晦一时的“四人帮”借评《水浒》又活跃起来，他们肆意歪曲毛泽东的评论，猖狂地制造反周反邓的舆论。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开会就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在9月12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前和17日会议期间，江青又在大寨大讲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明目张胆地影射诬陷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围绕《水浒》评论，开始了又一场尖锐的斗争。
这次谈话后不久，胡乔木提出政研室要写评《水浒》的文章，要“从与众不同的角度评论《水浒》”。9月上旬，胡乔木同政研室其他几位负责人一起议论了文章的构思，确定了写作班子成员，指定由吴冷西负责。胡乔木说，要研究《水浒》的各种版本，研究宋史中关于梁山的史实；要着重写农民战争的规律性，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对农民战争的局限性、皇权主义要作出分析，还要参照外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胡乔木企图从农民战争的历史、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论证毛泽东对《水浒》评论的意义。同时，他要北京图书馆选编马恩列斯论农民战争的语录和解放以来关于评价《水浒》的观点摘录等资料。
二、关于李春光的大字报。
李春光当时是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师。在8月2日和4日该系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的会上，他先后三次发言。会后，他把发言整理成文。8月8日，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旗帜鲜明，尖锐泼辣，针针见血，击中“四人帮”的要害。如批评扼杀《创业》的“十条”说：“我认为‘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利于安定团结，是和安定团结唱反调、唱对台戏的，是反对安全团结的。”“你们搞这个‘十条’，一不要马克思主义，二不要民主集中制，三不要群众路线，四不要无产阶级纪律，你们是目无王法！这么搞，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文化部几个头头不听周总理的指示，作者愤然写道：“总理的话，你们可以置若罔闻。你们是国务院的下属机构，你们竟可以不服从国务院总理……你们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为亿万人民所不容！”大字报对文化部在干部政策、理论研究、压制创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摆出具体事实，淋漓尽致地予以揭露。大字报还直指江青的样板团“搞什么乌烟瘴气的鬼名堂！”“大家有意见，但是不能讲。讲了就是‘炮打’。”责问文化部“负责人”：“什么时候讲过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什么时候容忍过半句批评意见？你们一句话就是玉皇大帝的圣旨，大家只能‘唯唯’，‘诺诺’。”大字报贴出后，震动很大，群众争相传告，“四人帮”则竭力封锁，不准传抄。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政研室负责人邓力群有一个侄子，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星期天到他家来，向他讲了这张大字报。邓力群认为这是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传达后，第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响，即让侄子去抄来。邓的侄子到音乐学院抄大字报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煤堆遮盖起来了（这也是“封锁”之一法）。他就找到了李春光家，征得同意，要来底稿，抄后送给邓力群。邓力群看了大字报，感到虽不免有用语尖刻、提法欠妥之处，但总的说来写得很有气势，击中要害，应该向上面反映。邓力群写了两三百字的简要情况，连同大字报抄件一起，第二天即交胡乔木送邓小平。从这次谈话可知，邓小平很快把李春光的大字报转送给毛泽东了。毛看后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据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四十三期（1977年3月7日），第6页；第四十七期（1977年6月28日），第7页。）
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此事被追查，作者遭迫害。于会泳竟造谣说“邓小平已将李春光的大字报作为十二月份搞政变的材料了”，立即下令将李春光隔离审查，并准备在1976年10月开大会批斗。
粉碎“四人帮”后，在1976年11月17日首都文艺界万人批判“四人帮”大会上宣读了这张大字报的一些主要内容，激起到会群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三、关于干部问题。
重视中年干部的作用，强调“最重要的是中年干部”，这是邓小平在干部问题上的又一个重要思想。这次谈话之前，他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就讲过：“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五十岁的、四十岁的，能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更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26页）这次谈话之后，他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9月26日在听取胡耀邦科学院工作汇报时，他说：“四十多岁的人，搞十几年了，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四十多岁的人来搞。好的管党，管后勤工作。”在9月底听取胡乔木、吴冷西汇报政研室调干部的一些考虑时，邓小平又说：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要调中年干部。调来了马上顶用。还要身体较好，可以出去搞调查的。在九、十月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他又指出：“老中青，现在要着重注意中。这里所说的中，就是现在四十多一点的干部。这些人至少有一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有些还有上十年的领导工作经验。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36页。）
四、关于刘冰等人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
这封信写于1975年8月13日，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写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重”等问题。邓小平所说迟群“发酒疯”，在此信所附材料中有具体说明：“十大和四届人大后，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摔碎，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骂这个‘混蛋’，那个要‘滚蛋’……”“在谢静宜同志面前讽刺挖苦，在背后骂她‘一个臭机要员’，‘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他突然闯来，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都给我传达。’影响极为恶劣。”
8月21日谈话以后，胡乔木曾经想了解清华大学调整院系的情况。他听说迟群曾多次讲过，清华所有的系第一专业都是斗走资派；迟群把系科搞得很乱，甚至把有长期传统的电机系取消了。胡乔木谈起这些情况，说应该向上面反映，好让上面知道这个学校的领导问题不解决不行。李鑫跟他说，清华、北大的事都是毛主席直接管的，你千万不要插手。但当李琦于10月13日找胡乔木转刘冰等反映迟群在清华问题的第二封信时，胡乔木还是当晚就亲自送到邓小平家里。
关于为萧劲光转信，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75年7月14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刁小三的逻辑》。同时，也是上海的杂志《学习与批判》第7期发表《八路军的“样子”》。这两篇文章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对解放军进行诬蔑，把解放军同胡传葵的汉奸部队相提并论。攻击我军“把革命功劳当作伸手要特权的政治资本”，“漫天要价，高人一等”，“做买卖”“以贵凌贱”，跟《沙家浜》中抢劫群众包袱的伪军刁小三一样。这两篇文章是张春桥授意炮制的，是针对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6月24日至7月15日）而来的。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为指导方针，讨论军队整顿，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会上通过了安排退役干部的方案，规定：退役干部一般转到地方工作，工资待遇按地方的同等级别。基层干部可以当职工或者回原籍地、县、人民公社当干部。这个方案完全适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张春桥（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却竭力反对这个方案。他的反对意见在讨论中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于是授意写文章公开咒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