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15—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五中全会选出中央书记处五人：博古、周恩来、项英、洛甫、陈云。博古为总书记。这个选举结果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在1934年5月的《红色中华》上，刊登了1934年5月17日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领导作的动员报告，登出的这个报告由党代表周恩来、总队长张爱萍署名。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对我们说：在今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和光荣的事业就是到前线去，到红军中去。”可见，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当时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不赞成说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总书记的理由，概括起来有三条。运用史证进行辨析，这三条理由，貌似有力，实则是经不起推敲的。
否定的理由之一是，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后不再设总书记。这是不错的。不仅陈云记得，洛甫、博古写的材料中都有记载。可是，实际上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个决定。上面已经说到，1933年1月，博古等到达瑞金后，主持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会议推选博古为总书记。对此，张闻天颇为不满，在1943年延安《反省笔记》中说，向忠发叛变后中央决定不再设总书记，可是一到中央苏区，博古却又弄起总书记来。
否定的理由之二是，中共五大党章有设总书记的规定（第27条），六大党章取消了，没有设总书记的规定。同事实对照，这一条是不足为据的。向忠发担任总书记，谁都承认，没有人否定。他这个总书记不是在六大以后担任的吗？事实是，六大党章虽然没有设总书记的规定，但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还是设了总书记。那时，党还在幼年时期，又在白色恐怖之下，离开党章办事的情况不是没有的。如几个人先后进常委，就没有经过中央全会。向忠发叛变投敌后，因为卢福坦想当总书记，又不合适，政治局确实议定不再设总书记。可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的会议上，又决定由博古担任总书记了。
否定的理由之三是，1938年4月12—14日武汉《新华日报》刊登的《张闻天（洛甫）启事》。张闻天针对1938年3月26日广州《救亡日报》发表的该报记者对他的采访记《张闻天论当前抗日诸问题》中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意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联系历史情况仔细辨析，这条史料恰好说明中共中央在“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之前是有总书记的。1937年12月中央书记处进行改组以后才不设总书记。对此，胡乔木在1981年1月5日复夏衍信中肯定了以下说法：“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于12月进行了改组，中央不再设总书记，而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领导全党工作，张闻天同志仍然是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同志在党内职务也是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的意思很清楚，在中央书记处进行改组以后，中央不再设总书记。也就是说，改组以前是有总书记的。
在党中央负总责，说的是担负的职责或职能，无法成为一种称谓。总书记的职称和负总责的职责是一致的。既然当时和后来，党内，包括像悼词，像《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这样庄重的中央正式文件上，都称张闻天为总书记，他实际也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且做得很好，称张闻天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是适宜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的考证得到各方面的认同。2006年修订再版的《张闻天传》，单列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节（该书第139—141页）。2012年出版的《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封面肩题写明：“讲述中共中央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
二、鲁迅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胜利的是“东征贺信”还是“长征贺电”？
鲁迅给党中央和红军致“贺电”或“贺信”一事，向来为人们关注。长期以来，一直说是鲁迅与茅盾曾致电中共中央祝贺红军长征胜利。但仔细查考下来，这个贺电并不存在。事实是，1936年春红军渡黄河东征，引起全国各界支持，鲁迅与茅盾致信祝贺。为证实是“贺信”而非“贺电”，通过长期搜集、积累史料，进行考辨、考释，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我写了“贺信贺电问题之我见”的文章，举出七条证据，证明“鲁迅、茅盾的‘东征贺信’史料确凿，应该肯定下来”。这七条证据是：
（1）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上刊登了鲁迅、茅盾获悉“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以后于3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信的主要内容，一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一是赞扬红军英勇斗争，祝贺东征胜利。
（2）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报告中，提到鲁迅、茅盾，说共产党新的政策“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
（3）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12人联名签发的给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一封谈目前形势和策略的长电中，提到红军东征后鲁迅、茅盾的来信：“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与七次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
（4）1936年7月24日，杨尚昆在《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1936年的“八一”》一文中（刊登于9月15日出版的《火线》第61期）引用了我们的战友、中国文化界人士鲁迅、茅盾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的一段话。
（5）1936年10月2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在“鲁迅先生的话”标题下“摘鲁迅来信”，摘录的这一段话就是《斗争》第95期上发表的鲁迅、茅盾来信中的一段，也就是《火线》第61期上杨尚昆7月文章中引用的那一段话。
（6）冯雪峰奉派前往上海，是在党中央收到鲁迅、茅盾来信以后。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张闻天、周恩来4月初回到瓦窑堡后，把还在黄河东山西前线的冯雪峰调回来，分别向冯交代任务。张闻天交代冯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刘英回忆派出冯雪峰的时间正是在收到鲁迅、茅盾来信之后，而张闻天说鲁迅、茅盾“是靠得住的”，其现实根据就是刚刚收到的他们的3月29日的来信。冯雪峰也多次说明，1936年4月党中央派他前往上海，同鲁迅、茅盾的“贺电”（冯又说贺电是书信形式）直接有关。
（7）最早以大事记形式记载此事的报纸山东军区滨海军区政治部《民兵报》（1945年12月），《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年7月27日），均说是红军东渡黄河，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综上所述，鲁迅、茅盾1936年3月29日的“东征贺信”全文登载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上；有关此信的情况、内容和文字，在5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在党和红军领导人5月20日的电报中，在公开发表于9月15日出版的《火线》第61期的杨尚昆的文章中，在10月28日的《红色中华》上，都有记载。可以确证，鲁迅、茅盾的“东征贺信”是客观存在的史实，没有任何根据怀疑它的存在。
三、邓小平怎样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邓小平组建的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经采访当事人得知，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是，通过同政研室胡乔木等7位负责人在“三座门”一起审读《毛选》第五卷文稿时的谈话。但这些谈话的具体时间、场合，谈话的内容，其背景、贯彻落实情况，当事人也说不清楚。人证不足，乃转而寻求书证。在1975年冬到1976年春“四人帮”刮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7位负责人不得不检查、交代、揭发邓小平在主持1975年整顿期间同他们的谈话以及相关的种种史实。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国务院政研室的40多期《运动情况简报》和各种检查、揭发材料以及会议记录。我们运用“辑佚”这种文献整理的传统方法，辑录出了自1975年1月6日至1976年1月17日问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的24次谈话，并通过对谈话所涉及的人和事的调查研究，获得大量人证、书证，弄清了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抓住了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主要线索，肯定了国务院政研室在1975年整顿中所作的四件大事。邓小平的24次谈话及谈话前后进行的活动和斗争，对于研究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于研究邓小平的生平事业、思想理论与领导艺术，对于编写胡乔木的传记，对于总结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都极有意义。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2004年9月），《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录了其中22次谈话。
四、华国锋对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阻挠还是拖延？
华国锋逝世后，2008年8月30日新华社发表《华国锋同志生平》，对他70年革命生涯作出全面评价，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肯定在随后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为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既然已经作出了如此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什么还要谈华国锋的评价问题呢？因为在华国锋评价问题上实际上还有一个虽不影响全局却也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华国锋是否有意阻挠邓小平复出？
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要看华国锋的言行。
应该说，粉碎“四人帮”，为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职务，重新出来工作，创造了前提条件。怎样对待和处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可供选择的办法有三种：第一种是让邓小平马上复出，再一种是尽快让邓小平复出，第三种是等一等，等条件成熟再解决。华国锋采取的是第三种办法。用华国锋的话来说，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这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12月初，邓小平犯病，中央采取了积极的治疗措施和安全措施。12月14日，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12月16日，华国锋批准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的方案。此后，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一起向邓小平谈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为什么不能马上出来工作或者很快出来工作的道理作了解释，说明“往后拖，这样有利”，提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