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指出，历史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生平两个伟大发现之一。要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解决问题，就必须从历史上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而不能离开那个问题的历史。胡乔木精辟地指出：历史问题本身就经常作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解答。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答案，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有许多现实问题的历史方面没有弄得很清楚，需要我们解答，我们不能回避。胡乔木提出若干重要的课题加以说明。他说，我们现在还缺乏一部把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完整地、系统地描述出来的历史。我们非常需要这样一部历史，哪怕是画出一个简单的轮廓也好。中国领土的历史，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都迫切需要研究。还有许多如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等比较抽象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回避。胡乔木还谈到中国历史学本身的继承问题，特别指出：对清朝的历史要进行断代的研究；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许多古籍和古代文献需要整理。胡乔木甚至还注意到，我们要发展旅游业，就要对我国的名胜古迹作出适当的、合乎科学要求的说明和介绍，这也要许多历史学家的合作。
胡乔木认为，当前史学工作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历史学的重要性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为解决这一突出矛盾，他提出了加强宣传、举办历史学的知识竞赛、搞好历史著作的出版、提高历史教学水平、培养史学工作人才等建议。他要求这次会议要讨论、落实全国历史学研究规划。
胡乔木就历史研究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问题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
首先，胡乔木指出，要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性的研究。如果仅仅是记录过去的史实，那么这还构不成历史学。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地存在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向导，而不能成为我们研究的终点。
第二，要掌握历史研究的基本功。他指出，掌握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不容忽视和不易掌握的基本功。但这不是唯一的基本功，还有其他方面的基本功。“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代替其他科学的独立的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也不可能把历史学的全部内容一概都囊括无余。”胡乔木肯定历史学家邓广铭提出的关于研究中国史必须掌握所谓“四把钥匙”的要求，并说：如果研究世界史，那么这四把钥匙就不够了。还应该有其他的钥匙。研究中国的历史不能不通晓古汉语，研究世界史怎么能够不精通外国语呢！
胡乔木强调：要把历史当作科学来研究。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满足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必须掌握原始资料，在这个方面，确实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向导，而路则是要我们自己走的，究竟能走多远，要看我们自己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第三，要放宽研究课题的视野。胡乔木指出，我们不仅仅要作通史的研究或断代的研究，我们更需要用更多的力量进行富有意义的专题的研究。没有专题研究的基础，发展前途显然是很有限的。他说，要把中国的历史科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有很多题目可以研究。我们现在也没有一部科学的文化史。经济史方面有些专题研究比较有成绩，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不多的。他提出：我们要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还要研究政治制度史、政治生活史，等等。
第四，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胡乔木说：我不倾向于提倡科学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我认为这个口号本身不能说是十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不是目的，政治主要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目的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实现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目的手段，是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手段。其他手段包括科学在内，在特定的条件下，不能不使自己的活动和政治要求协调一致。
胡乔木辩证地分析了历史科学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他说，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政治。他指出，事实是最有力量的。事实不能永远被掩盖住。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这样做，既完成了历史科学本身的任务，也完成了政治所给予的任务。这不但丝毫没有伤害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所应有的尊严，相反，它既增加了历史的荣誉，也增加了社会主义政治的荣誉。因为这种政治是科学的政治，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政治。历史学家能以自己的研究来为这种科学的政治提供科学的基础和依据，这是它的光荣。如果把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为政治服务理解成为一种从属于政治的临时的局部的甚至错误的需要，那就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破坏了政治本身。我们的历史学家当然要拒绝这种毁坏历史科学的做法。他还指出：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研究者，同时也应当是历史的促进者。做党和政府的忠实的、得力的助手，不是意味着做应声虫。如果要做应声虫，那就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社会科学家的存在了。
胡乔木讲话后的第二天，又致信周谷城（中国史学会会长），进一步说明历史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信中写道：“历史学家配合政治，提出与现实有关的科学见解或建议是一方面，这是直接的，但范围有限。写出高水平的著作，推动学术进步，争得祖国荣誉，这也是间接的‘为政治服务’，范围就无限。不指出这一点就仍然片面。”
对历史书应该怎么写，胡乔木在此前的一次讲话中发表了非常中肯的意见。他特别强调历史书要写具体的人和事。他说：中国过去的历史书尽管有许多缺点，但是还是写了许多的人和事。后来编的历史书，具体的人和事都没有了，郭老、范老的书都没有这么写，秦始皇、汉高祖是什么样的人，都不写，要了解就得去看《史记》。历史本来就是人创造的。马克思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其他历史著作，包括最近发表的《欧洲外交内幕》第五、六章，对人和事都做了详细的叙述、描摹，同时进行分析。
关于地方志胡乔木1980年4月8日在中国史学会上的讲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中倡导恢复地方志的编修工作。他说：“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不要让将来的历史学家责备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学家，说我们将中国历史学这样一个好传统割断了。”1981年7月15日，他又指示：新的地方志要比旧志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如各项社会、经济、文教、政治状况和统计，地方大事年表，各项政策、法令、制度，新企业、新事业、新技术、新风尚，各项公共工程和福利的发展变化，省、市、区的自然地理变化和人文地理变化，人名录，各种图片等，此事须邀请几位研究现代史、经济史、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社会学的学者事前有准备地共同研究一下。胡乔木的意见得到历史学界特别是对地方志特有历史文化价值了解的有识之士的热烈响应。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很重视、支持。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又适应了邓小平提出的“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的需要。这样，在1980年代初在全国掀起了一个修志的高潮，形成了由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指导，各级各部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委会（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实施的修志格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于新闻学胡乔木1980年2月6日在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希望报纸、刊物成为巩固我们国家、社会安定团结、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为巩固这种政治局面奠定思想基础。报纸、刊物是社会舆论的向导。社会舆论要靠新闻工作来引导。报刊要成为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要认真研究一下，有系统地、有计划地、长期地宣传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些基础、一些根据。胡乔木具体地分析了安定团结的基础，指出这就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因而也有共同的道德标准，形成共同的行动，共同一致的斗争。而我们能够共同行动，而且是很有效的一种共同行动，这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领导，还有共同的纪律。胡乔木希望充分发挥我们手里的新闻工具的强大威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号召全国人民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为着我们的共同的理想，在共同的领导下面，按照共同的道德标准、共同的纪律来进行共同的行动，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比较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3.《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的形成胡乔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所两级领导团结院内和全国的专家学者经过座谈讨论，补充修改，共同努力，形成了各学科的八年（或五年、三年）研究发展规划。在此基础上，按照胡乔木的指示，整理形成《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规划纲要》共五个部分：一、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二、重点研究课题和主要著作；三、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四、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五、主要措施。前面有一“导语”。这个规划体现了胡乔木自1978年1月以来在各种相关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和就规划问题所作的各种批示、指示的精神。
《规划纲要》提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规模和水平应该同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相适应，同我国的国际地位相称。”并指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认真做到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广阔，分支很多，古今中外都要研究，但一定要把研究现实问题摆在整个研究工作的首位”；“哲学社会科学只有适应时代和无产阶级的需要，才能发挥它的积极战斗作用，才能变成千百万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规划纲要》要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方面，要写出具有世界权威性的著作；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方面，要写出一批经得起时间考验，经得起反驳，有充分事实根据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世界人民欢迎的著作；在研究我国历史方面，要完成毛主席生前交给我们的任务，写出近百年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一整套历史著作；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方面，要写出占有丰富资料、具有较高水平的专著，取得有广泛影响的发言权。我们还要编写出具有世界水平的《新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其他各种学科各个门类的辞书，编写出各基本学科的教科书以及适应广大工农兵、青少年、知识分子和干部需要的通俗读物。”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性质、任务，《规划纲要》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应当是我国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
1980年10月，根据胡乔木的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拟定《对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发展规划的综合意见》报国家计委，作为国家计委确定地方规划的参考。《综合意见》指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是地方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主要是通过提供创造性的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地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根据胡乔木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构想和意见，《综合意见》提出地方社会科学院可以考虑本地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建立和加强建设一些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