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融合的利益协调机制
改革开放30周年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社会的深刻重组与变迁，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农村人口冲破城乡的藩篱大量涌入城市，从而带来城乡结构和城乡关系的深刻变化。此过程适应和催化了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顺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历史教训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有序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必须确保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协调发展，既不能因为工业化剥夺农业和农村的利益，也不能因为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而延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两者之间必须形成目标同向、取舍有度的利益协调机制。
当前，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建立有利于城乡人口流动和城乡人口相对平衡的利益协调机制，实现城乡人口在自由流动中形成最佳的城乡人口比例和人口结构，在城乡人口相对的静态平衡中确保城市发展空间与城市人口容量一致，确保通过发展农村实现城乡人口的合理结构。
一、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农民进城的动因
农民进城的主要动因来自于经济方面，城乡收入差距是推动农民或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力，其理由非常简单，如果在农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赚钱门路、更高的收入，农民不会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生活。当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个人收入差距时，农户将支付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弥补机会成本损失推进农村劳动力在产业之间流动和分配，追求收益最大化推动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与分配。
（一）机会成本与劳动力产业流动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对机会成本的定义是：为了获得已挑选的集体实物中具有更高价值而放弃或损失的价值，没有被选择的选择方案的价值就是机会成本。按照这一定义，机会成本是主观存在，但是，传统农业所带来的机会成本损失却是实在的，表现为农户选择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收益差距。传统农业机会成本可表示为：ΔI=I-I′（ΔI、I、I′分别代表机会成本、经营农业收益和非农产收益）。当农业的机会成本被农民视为收益损失时，农民存在着重新择业的动机。
农户重新择业需要支付择业成本（SC）。其货币支出形式包括处置原有职业的费用（如土地处置、放弃原有职业的技能等），选择新职业的成本（如职业介绍、培训、生活迁移等方面的费用）。当择业成本小于机会成本时（SC＜IO），农户会优先选择其他职业，但是，农户重新择业的方式和结果取决于农户对择业成本和心理成本的承受能力。心理成本亦即农户在决策时需要突破传统文化、生活习惯约束，作好承担择业风险的心理准备。在农户收入处于较低水平状态下，农户择业的方式为多种形式的兼业：①发展多种经营，扩大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规模；②劳动力的流动呈现季节性等。以上方式“离土不离乡”，传统农业仍然是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兼业收入对农业机会成本的弥补有限，由于兼业收入的低效率使低收入农户的家庭经营结构“小而全”，最终导致出现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小农“兼业困境”。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具备承担择业风险和择业成本能力以后，低效率兼业的状况将被改变，收益最大化成为农户的择业目标。此时，在完全市场化的状态下，农民将按照个人的意愿和能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二）收益最大化与劳动力城乡流动
城乡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劳动力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原动力，一般而言，在工业化进程中，传统农业地区的劳动力向优先工业化地区流动，在我国表现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化地区的城市流动。在完全消除市场限制壁垒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区域或城乡间的流动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并维持区域或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分配的动态平衡。在区域之间，农业地区与工业化地区存在较大的劳动力收入差距时，农业地区的劳动力将向工业化地区流动。从重庆民工流动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沿海城市开放开发时期，农民工主要进入广东、福建等沿海发达城市，而随着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加快以后，农民工输入江浙地区的比例大幅提高。当前，劳动力在区域间的分布更宽，但仍然以输出到发达地区为主，如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市奉节县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全县农村劳动力总量达468730人，其中劳动力流动量达171365人，占劳动力总量的36.56%。从输入地（省份）情况来看，在劳动力外流中，奉节县输出到其他省市数量在1000人以上的共13个，按输出数量排列。输出在10000人以上的有广东、浙江、福建、江苏4个省；输出数量在5000～10000人的省市有北京、天津、湖北、上海；输出数量在1000～5000人的有四川、贵州、河北、海南、河南等5个省。以上可直观地反映出劳动力流动量与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报酬的地区差距越大，流动的劳动力越多。
（三）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及约束
农业地区劳动力的流动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传统农业扩大外延、农业劳动力通过兼业实现收入多样化；二是通过非农产业吸引实现劳动力跨行业和跨区域间的流动。以上两种劳动力流动方式的规模和效率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①收入因素。产业间和区域间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流动或转移的原动力，收入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越明显。②成本―收益因素。劳动力流动对个人收入预期较高，但要支付由直接产生的费用、心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择业成本，同时在与收益预期比较中进行选择。择业成本高、收益低，流动趋势减弱；择业成本低、收益高，则流动趋势增强。③结构因素。因技术壁垒的存在，劳动力供给在知识、文化、专业、从业经验、个人素养等方面的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使供给与需求错位，从而限制了流动规模和效率。以上分析基于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理想状态，现实中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制度性障碍成为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的约束条件。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从业范围上既受到收入的影响，也受到本人素质的影响。总体来说，农民工在城市里还主要从事收入较低的体力活。如奉节县流动劳动力总量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达29845人，占17.4%，第二产业67200人，占39.2%，第三产业74320人，占43.4%。从成本―收益因素来看，择业成本越低的区域，吸引的农民工越多，重庆市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农民工的择业成本较高，农村劳动力仍然以输出市外为主。如奉节县流动劳动力中，输出本地（县内）15000人，占总量的8.75%，县外市内（重庆市）14900人，占8.69%，市外国内共141465人，占总量的82.55%。以输入地广东、上海、北京和重庆市内为对象，调查奉节县部分乡镇150名劳动力的收入和支出状况。其中被调查人职业及工种达21种，其中最为集中的职业可分为建筑、电子、服务和矿工四类，达124人，对这四类职业进行分析得出：外出劳动力的收入与支出状况不但存在地区差距，而且也与从事的职业存在较大的依存关系。
被调查的对象年收入按从高到低排列为矿工、建筑工、服务工及电子工；个人生活支出从高到低排列为矿工、建筑工、服务工及电子工，其排列顺序与收入排序相同，收入与支出呈相同趋势。据调查，外流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在消费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大多数的农民工仅仅维持了最低的生活费用支出。除去必需的生活开支，平均每个外流劳动力对家庭的贡献（家庭收益）也因输入地和职业不同而不同。大多数农民把家庭收益（预期）作为外出务工的决策依据，在信息较为充分的条件下，家庭收益越高的地区和职业成为他们的理想选择。
二、农民进城的经济效应分析
农民进城的经济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或城乡之间从产业的空间分布来看，农业分布在农村，工业主要集中在交通、市场条件较好的城市。在一个具体的区域内，国民经济构成中以农业为主的为农业地区，以城市工商业为主的为工业化地区。的劳动力报酬差异是区域或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工业化地区（城市）劳动力收益大于农业地区（农村）劳动力收益时，劳动力将从农业地区（农村）向工业化地区（城市）流动；二是农业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化地区（城市）流动将降低工业化成本，是有效率的过程，但同时对工业化地区（城市）社会福利带来影响。在工业化地区劳动力需求（D）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初始劳动力供给曲线为S1，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曲线相交于P1，此时，工业化地区的劳动力报酬水平为W1，农业地区劳动力报酬水平为W2，因W2＜W1，农业地区劳动力向工业化地区流动。农业地区劳动力向工业化地区流动的结果增加了工业化地区劳动力供给量，从而使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从S1向S0移动，与需求曲线D相交于P0点，此时劳动力报酬水平为W0，其结果W2＜W0＜W1。以上分析表明：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化地区流动，减低了工业化地区劳动力报酬水平，同时也降低了工业化成本农业地区劳动力输出结构是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信息不对称、不充分，劳动力知识、专业结构，以及输入地对外来劳动力的限制性规定影响到劳动力就业和收入水平，其中劳动力知识和专业结构是主要因素。以分散经营和承继传统农艺技术为特征的农业劳动力与以机器化大生产和高度组织化、专业化为特点的工业劳动力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壁垒，这也是产生输入地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的根源。
三、推动农民工进城的政策目标
从宏观上确立推动人口流动与城乡平衡的政策目标，需要协调好农民工个人利益与城市发展、农村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需要从制度上解除二元经济体制下的禁锢，建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调动劳动力参与城乡建设发展的积极性，并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从城市发展的需求上看，城市工业化对廉价劳动力有大量需求，特别在工业化初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也会带来城市居住、交通、入学、就医等公共项目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原住城市人口的公共福利；从农村发展的需求来看，农业在向市场化过渡中，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照产业化模式扩大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由此，农业土地需要从零星化向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应大幅度减少，才能缓解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民进城既是农村稳定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随着农村与城市统筹协调发展，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缩小，农业从业人员与工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缩小，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将趋于相对平衡状态。
当前，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从传统自给型向现代商品型转变的必由之路。同时，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是必然的趋势。劳动力的流动遵循收入诱导原则，总是从报酬相对较低的地区和产业向高的地区和产业流动，所以，推动劳动力转移的农村政策目标应把“减载”与“兴业”结合起来。减载就是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减轻极度紧张的人口对耕地占有矛盾。农村劳动力转移包括对外输出和就地转移两个方面，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区域差距长时期存在的前提下，农业地区推动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主动参与工业化和开展区域经济大协作的重要举措，加快劳动力流动与转移应成为输出地政府的长期经济政策，并建立多极目标的政策体系：制定扩大劳动力流动规模，降低劳动力择业成本，提高劳动力就业收益的目标；制定解决制度性约束，推进农业劳动力稳固转移的政策目标；制定劳动力流动和本地第二、三产业发展的经济目标；制定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政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