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函摘去岁总署复书，与泰西各国历届成案不符一语，为不能破西人成格之据。不知此语系指未经立约之国不准赴京而言，非谓条规即可照抄也。若欲照抄，则条规但载两国通商事务，各照西约办理一言可蔽，何必多费笔舌乎？总之，中国与贵国不能有来无往，则西约断不能尽同。今来函因字面稍异西约，即深惴惴。不知条约中并无可令西人生疑之处。即第二款大意一系美约所载，非创见也。贵国既有戒心，自可无庸相强。夫中国非有所希冀，欲与贵国立约也。特因去岁情词恳切，并送来十六条，均以两国立论。其中虽有数条未能妥洽，余尚可采。是以我中堂奏准，派使前来会议。此次尊处送到章程，全改作一面之词，荟萃西约取益各款而择其尤，竟与去岁拟稿，自相矛盾。翻欲将前稿作为废纸，则是未订交先失信，将何以善其后乎？我中堂又将何以复命乎？兹本帮办等会商，拟将前送条规章程，彼此再行酌商删并，以便早日定议，如尊意必不谓然，只好转请中堂，将贵国遽改前议、不欲守信之处，据情具奏。或仍照总理衙门去岁初议，照旧通商和好，毋庸立约，更可不露声色也。前此晤谈未经道破者，以执事皆通才卓识，一见条规，自必豁然，无事缕也。今来函如此云云，实非初念所及，敢以直告，即维照察不宣。《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41—242页。可谓义正词严、针锋相对，并且指出了1870年柳原前光所提方案与当前所谓津田等所提方案的矛盾指出。日方看到这封回函之后，作何反应呢？伊达宗城的《入清议约概略》中有如下记载：此虽为应陈之答书，但很明显，也是李鸿章的评论回答。这样宗城还进而出头加以辩论，争取要以我方原稿的形式来立约，李鸿章是否会首肯虽然未知，我方若进而阐明朝廷之实情而加以辩解，他如能推心置腹成我所望虽是万幸，万一其一时负倨大豪气，反而发出轻侮嘲笑之语，其时我虽然也有相应的答话，毕竟流于空论而于使命之实际无所裨益，空费如此往返而已。最终西人亦会皆暗笑我等，大家一同反复思虑酌议，认为条约的文体虽有变化，只要其条理之中与各国相同的事例无妨，用其原拟之本作为定约，有何不好？加之去年秋前光、义质、永宁等出使之时曾送条约拟稿，逐款记载两国；而且其所说不仅我欲往通商，彼国有数千人充斥我各港，苦于无管束之法，所述亦有道理。因此宗城即承担全权之重托，决意取彼之原本逐条逐款校合自他之条约书，……若将友谊之根本断送，而惟我之权利是论，彼将云我为何物？同上书，第242—244页。日方最终不得不同意以中方提交的方案作为蓝本来进行讨论。从6月22日起到7月1日，日方完成了对条约书的校读、增删。7月2日派人将条规章程等送交应宝时。7月3日应宝时派邱濬恪到日方使节处，有笔谈如下：邱云：连日阴雨，未获登门拜谒，抱歉。渴念之至，今天朗气清，特来相访。幸阁下平安，可庆可贺。诸公均各平安，希为致意，应、陈两位大人均问诸君好。
大丞云：多蒙盛意，感谢曷尽。弟闻顷日淫雨，多害民人，未识其数若干，想地方大员应设法赈恤。
邱云：连日雨水过多，损伤田禾并漂没房屋无数，远近皆然。但天津附近各村庄被难者以不可（“下”之误植？）万人。现在各大宪损廉添募救生船，四乡运济灾黎，每日救来七八百一千上下不等，均各按户口发给口粮、钱，俾资糊口。中堂又专摺奏以留江浙漕米八万石在天津放赈。先生客居于此，犹以灾黎为念，可敬可感。昨刘森送到诸公添注条规章程等，应大人已转送陈大人处，详细检阅，并将原本呈中堂核鉴。弟今早奉陈大人面谕，所有添注之处，大致皆可照办。足见两国合好，意见均属相同。唯其中稍有一二未尽允惬处，拟订于明天一点钟时会晤面商，一切省却，希免再用信函往复致多隔阂。弟特来请教，明天或应、陈两大人同来贵馆，或请诸公劳驾到陈大人署中，约应大人各集会商祈，即示明以便回复。
大丞云：明日会晤极妙。弟以此意告伊大臣以奉告。
顷之，又云：以尊示告大臣，大臣云：本大臣等四五名，明日一点钟到陈大人署，谨听高议以决，祈先生以此意善为转申谢大人。
邱云：遵谕办理。《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198页。此后经过7月4日、8日两次中日双方的讨论磋商，条约书基本达成一致。7月9日，应、陈二位函致日方：径启者。昨在中堂署中晤商，一切均已定妥。具征贵大臣练达明敏，无任钦佩。兹本帮办等拟明早十点钟，前赴贵寓，将文义格式再行斟酌，并其中有一二字句不甚妥洽之处，面商改定，以免两歧。《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199页。7月10日，双方定妥条约书字句。7月14日，日方使节致其外务省公文，报告条约决定之旨。7月15日李鸿章在《论东使议约》中透露：东使此来，貌虽恭谨，而中颇娇娇自负。始念不无奢望，又其国历届办过约章，称谓体制之间多非西人所著意，今遂妄欲施诸中国，不肯遽从贬损。而我所谓力争大体者，正在于此。竟与一体均沾及内地通商各节驳正同一为难。初八日会议之后，初十日复令应臬司陈道前往答拜，要约明白，以彼此赶缮正本，一字不能再有易移，计旬日内当画押竣事。……英国威使照会言及日本与中国商订和约一事，窥其用意，必非无因而来。等因查现在东约业经议定，威使固无所用其干预襄理。即令其言来在东约未定之先，鸿章亦当尊示所云恪遵谕旨，力持定见，不为外人浮议所慑，稍涉游移致滋流弊而贻口实也。《论东使议约》（译署函稿卷一），《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2922—2923页。29日，李鸿章和伊达宗城代表中日双方在山西会馆正式签订了条约，包括中日两种文字的修好条规、通商章程、大日本海关税则、大清国海关税则。30日，陈钦致函日方，曰：尊处送来缮正约本，其汉文约内亦书大清字样，殊为不解。从前两次定约，均经执事开写款式，注明汉文约内均书中国。曾几何时竟忘之耶？尔时本拟送回修改，以符前议。因奉我中堂钧谕，谓虽与前议不符，亦尚无关碍。且念执事物色善书楷字之人殊非易易，理宜体谅，故尔中止。因思两国交涉，事无巨细，最重守信，亦或爽约便易生疑。日昨执事系在客坐，是以未肯明言，嗣后总望有言必践，然诺不欺，庶彼此耦俱无猜，日益和好矣。敢布区区，惟祈亮察不言。《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25—226页。8月1日，日方回信如下：拜接来诲，承示送来缮正约本，其汉文内亦书大清字样，殊为不解等，因职等捧阅之下，亦不解其所不解矣。既以为不解，请试言之。乃去月之初八日，经诣中堂公署会同议定两国相称国号，贵国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字样，继于月之初十日复经大人等驾临本公馆，将所议定条约内有字句不甚妥洽之处面商改定时，因大人将译汉原稿内所有大清字样改作中国，职等以其由和文中照译出来，不可改写，当面勾没中国二字，遇称贵国号处，俱书大清二字，此系翻译和文之汉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当日即蒙大人依议批定原稿，照缮约本，何敢忘约爽信耶。总祈大人等烦为再行细思，幸孔又其两国交涉事无巨细，最重守信，有言必践，然诺不欺。句句金石，彼此当然。职等虽不敏，此等之处，已自理会，不可烦台虑矣。至中堂暨大人等曲赐体谅、关爱之处，敢不欣佩，即此布复，惟冀照察不恭。同上书，第226页。关于国号称呼下文还将论及，此处从略。8月5日，日方一行乘船赴京，14日到京，住金鱼胡同贤良寺，李鸿章安排此处为日方外交人员的公馆。15日参观京城，大家皆欲观琉璃厂。到琉璃厂，数百家皆买书籍古玩书画古董。历视两三家，晋汉以下诸名家书画山堆谷量，有法帖、有肉笔（原作）。肉笔赝品最多，纷纷如尘埃。“围绕京城一周，是东京的三分之二。而街衢石炭灰山积，车马来往尘土飞扬，其污秽不可言。于是想起我阙下之壮丽洁净乃环宇中所不多见。”同上书，第230页。
8月17日，日方使节到总理衙门，恭亲王在公堂前迎接。除恭亲王奕、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文祥、户部尚书董恂、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宝鋆、工部尚书毛昶熙、理藩院尚书崇纶、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大理寺正卿成林，皆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日方呈赠皇帝及两皇太后礼物。8月2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诸大臣回访日本外交使节，并赠日本天皇礼物。26日从通州发船，9月1日到天津。9月2日，日方主要使节上午10时到李鸿章公署，陈别后之情，感谢其对北京总理衙门接待的斡旋，并告知明日从天津出发，以申别意。李鸿章与日方的对话值得注意：鸿章云：互换本约之后，欲在贵国横滨置领事馆以管理在贵国之我国人民。贵国也将派钦差驻北京否？
大丞对曰：我国与贵国虽然邻接，我国民之通商往来者，如今只在上海口一处，故以品川忠道等来进行管理足矣。如另派钦差驻北京，非为急务。
鸿章云：方今欧洲各国置公使于北京，其中有挟虎狼之志以图吞并者，又有张皇其国威而欲压制清国者。如贵邦与弊邦，冀不要踏袭此等通弊。又轮船经二十日从横滨到天津，若有事，只需派一介使即可轻易办理。
大丞云：如遇有事，谨遵贵谕。如各国公使欲压贵国云云，弟未知其详悉，今不敢论。《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34页。下午二时，李鸿章来日方答礼。大丞云：在北京见文祥，请问文祥当世之人望如何？李答云：文中堂有干事之能，故专掌内事；如外事，鸿章任之。文中堂与鸿章议论颇适，故以相倚。如恭亲王只是推尊他。又问及我国政治风俗器械以及物产等，众人各自作答。李鸿章注视着伊达宗城大臣，曰：归朝之日，请为我向天皇陛下及右大臣三条氏、外务卿岩仓氏问好，祝锦帆一路福星。遂辞去。《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34—235页。9月4日，出大沽。8日到上海虹口公馆。11日发船，19日到横滨。21日，伊达宗城、柳原前光在太政大臣诱导下，受到明治天皇接见。9月21日，伊达宗城作成《入清议约概略》提交外务卿岩仓具视。日方入清交涉及签约之事，告一段落。
从条约谈判的过程来看，中国方面开始并不积极，甚至还有反对意见。在柳原前光的解释与请求之下，特别是1870年柳原一行中有主张“与清国合纵而行攘夷”的名仓信敦这样的中日联合论者，中国方面从“大信不约”到同意与日本“议章程”、“定条约”。但是到1871年日本正式派出以伊达宗城为全权代表的外交使节团来中国议定条约章程时，日本方面的主导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日本力图与西洋列强为伍，主张日本与中国的条约要依据欧美与中国所签订的条约惯例和条款进行，这当然不符合中国的愿望。在中国方面义正词严的驳斥下，日方不得不承认中方的道理所在，从而放弃了“惟我之权利是论”的固执，而不想“将友谊之根本断送”。同上书，第244页。最终以中方的方案为蓝本，签订了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互惠平等的条约。条约虽然是签订了，因为日方并不情愿，那么对该条约的效用与期待甚至解释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在签订条约的当日就表现出来了。
7月29日条规签订当日，伊达宗城及外务省方面给日本外务卿岩仓具视的报告中，提交了条约的写本，在修好条规相应条款下贴有标签，能见其当时心态。如在修好条规前文其前文为：“大清国、大日本国素敦友谊，历有年所，兹欲同修旧好，益固邦交，是以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办理通商事务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大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从二位大藏卿伊达；各遵所奉谕旨，公同会议订立修好条规，以期彼此守信，历久弗渝。所有议定各条开列于左。”见《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04页。处贴有这样的标签：除了修好条规的标签之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过，如通商章程中的禁品等与别国有差异，不属于通行的应对。这样可致彼我齐一对等，虽然知道这是没有根据的事，但是到各国条约改正之时，此等规则可以说如同一纸空文了吧。而且只对两个国家，十年中能否遵守，有待仔细考虑。
关于鸦片之禁外人亦有各种议论，修好条规第三条的意思只是对我国人民加以禁止，海关规则虽有禁止输入，也只不许我国输入。至今如清人犯吃烟之禁不许留在我国，又不能遣回本国。如果这样实行的话，就会触犯第三条。《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22页。可见日方对此条约并未抱有什么美好的期待。在第一条第一条的内容是：“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见《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04页。下有标签说：“两国所属邦土，只是由和谊无穷的字面所引申出来的意思，邦土二字并不特别指藩属领土之名。”《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23页。这为接下来的台湾、琉球问题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