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走向“脱亚论”
最近几年，中国学界发表了几篇专门讨论福泽谕吉《脱亚论》的文章，可以说是福泽谕吉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周颂伦这样概括《脱亚论》的特点及其复杂的历史意蕴：《脱亚论》的特点在于极端地蔑视中国和朝鲜两国“古来之政教风俗，即蔑视圣德太子曾顶礼膜拜的大陆文化。这种蔑视感比较朝鲜干涉论和对清朝作战论来，其意味要复杂许多。至少包括：（一） 确实含有对清朝中国和李朝朝鲜迟滞和愚钝的失望和失意；（二） 不消说，既然中朝两国如此不思进取，固守陋习，则不必再对其文明开化抱有期待；（三） 较之朝鲜来，福泽不仅蔑视中国，而且遣词更为恶毒，反映出他内心早已把清朝中国作为一个竞争对手，而朝鲜不过是日本想在竞争中夺取的对象；（四） 《脱亚论》不仅是一种绝交宣言，而且更是一种开战宣言，是向社会民众鼓吹对清作战。（五） 《脱亚论》全文，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西洋国的佞言媚语。（六）对清朝的憎恨中，其实也隐含着对清朝正在增加海军的警惕和担心。周颂伦：《〈脱亚论〉再思考》，载《日本研究》2005年第1期。韩东育则在《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对如何解释日本的民族主义的畸形结构等提出质疑：“一个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东亚总代表福泽谕吉，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忠君爱国’情结？为什么在谈到西方价值时会毫不犹豫地主张平等、独立，而面对东亚问题时那些近代化理念又倏忽间灰飞烟灭？日本民族主义的畸形结构固然应该批判，但畸形结构的发生前提又是什么？”他认为理解福泽谕吉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方面是福泽谕吉的‘大日本主义’的问题意识，“其内在逻辑可表述为：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西方文明才是真正的‘华’，而中国反而变成了‘夷’。在新文明主宰的世界中，由于日本已‘脱亚入欧’并跻身于欧洲列强，所以只有日本在亚洲才有资格称‘华’。福泽著作中之所以处处表现出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傲慢和无礼，就根本上讲，实根源于此；而日本近世以来处心积虑构筑的‘小中华’体系和为实现这一体系而亟欲颠覆‘大中华’体系的焦虑和冲动，也在福泽用西洋面纱包裹起来的传统东亚表述中，庶几得到了缓释。”另一方面是借助西方文明“普世主义”的权威，指出：“福泽东亚观的逻辑前提是：在西方这个‘当代’最高标准的比照下，首先必须把东亚的中国和朝鲜‘妖魔化’。只有这样，日本在该地区的利益攫取才会取得正当性与合法性，丰臣秀吉以来取代中国东亚权威地位的‘大日本’理想，才庶几有实现的可能。”要而言之，如该论文的提要所示：福泽谕吉思想中的上述“这种‘矛盾’性，取决于他要着力完成的两大任务：一是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二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札教‘华夷秩序’。前者诱因于西方‘条约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理念；后者催生于颠覆东亚‘朝贡体系’进而取中国而代之的百年夙愿。两大任务的显隐交替和互为前提，解释了《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之间的表层矛盾和内在关联。”韩东育：《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载《古代文明》第2卷第4期，2008年10月。就是说，福泽谕吉的“脱亚”就是要“脱儒”。以此为契机，此后韩东育将从“脱儒”到“脱亚”的过程放到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的思想过程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揭示了日本从近世到近代思想演变的深层逻辑。韩东育：《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
日本筑波大学的佐藤贡悦也在中国学界发表关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文章佐藤贡悦著、王根生译：《重评福泽谕吉的儒学观与“脱亚论”》，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着重分析福泽谕吉的儒学观与“脱亚论”的关系。他将福泽谕吉的儒学观与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进行对比，指出：杜维明所说的“孔孟之道”（或儒家传统）以及“封建之遗毒”（或儒教中国），与福泽所说的“周公孔子之教”、“腐败之余毒”竟是如此令人感到意外地合若符节。……可以说，杜氏是想在与政治层面（“儒教中国”）明确地分离开的地平即思想文化领域里阐明“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恰恰相反，福泽却又极端地强调了二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相即性。他进而评价说：“杜氏将二者截然分开的做法，倒不如说是暴露了二项对立的危险性。”而福泽谕吉对于“周公孔子之教”的态度，“可以说是一边援引儒教修己治人的图式，一边却对之做出标榜西欧式自主独立（民主）原理的解释，其宗旨最终收束为国民国家建设的理想。”他认为福泽谕吉的儒学批判，“其否定的言辞几乎都是针对儒学的政治思想领域而发，换言之，关于儒学道德思想的批判，乃是由于它与政治思想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无法分开的缘故，所以只不过是间接的否定而已。”也赞同福泽在“善骂儒”的同时有“真信儒”的一面。因此他认为福泽所说的“脱亚”，即表示要脱离中华世界帝国秩序观，同时也意味着加入所谓西洋近代世界秩序。但并非想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一切领域脱离“亚细亚”，要决然地舍弃儒家思想，使日本脱胎换骨为欧美型的现代国家。福泽所要排斥的乃所谓“恶友”而非东方文化之全体。总之，他想要辨明福泽的“脱亚”主要是指摆脱业已腐朽的、儒教式的政治体制而决非整个东亚文化；所谓“入欧”，也只是要导入其科学技术而非主张包括道德人伦内在的全面欧化。
前面的两篇文章对《脱亚论》的各种现实意义和历史成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于深入了解福泽思想很有启发意义。后者想从儒学观阐明福泽“脱亚论”的文化含义，也谈及福泽谕吉写作《脱亚论》的“郁闷的心境”，即“由满洲王朝所推行的不触动现行政治体制的洋务运动与福泽的理想明显地有着决定性的差异，而他所期待的以金玉均（1851—1894）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开化政权之建立与夭折，更足以将其推入绝望的深渊”。这些分析也是可贵的。但是《脱亚论》中福泽谕吉的政治与文化、现实与理想是纠结在一起的，如果只看到一面，就难免有失偏颇。而且如前所述，福泽的儒学观，常常随着时代形势的需要而变化，很难一概而论。
那么，《脱亚论》《时事新报》1885年3月16日。收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38—240页。又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第312—314页。到底是怎么说的？这篇文章全部翻译过来也不过一千五百余字，现全文试译如下：世界交通之道便利了，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草木无不靡于此风。盖西洋之人物，古今虽无大异，而其举动于古代迟钝而现今活泼，唯利用交通之利器而乘势之故。故为方今东洋之国谋，有该防止此强劲的文明东渐之势之觉悟虽可，苟视察世界之现状而应知事实上不可能，只好与时俱进而一同沉浮于文明之海，一同扬文明之波且与文明共苦乐。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如眼下东京之麻疹由西国长崎之地东渐，随春暖而次第蔓延。当此之时，厌恶此流行病之害而欲防止者，果有其手段乎？我辈确信无有其术。即便为有百害无一利之流行病，尚且不可抗拒，况于利害相伴而利益常多之文明乎？不啻不防，力助其蔓延，使国民尽早沐浴其风气乃为智者所宜之事。西洋近时之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开国为发端，国民虽渐知其可取，渐次而催发活泼之风气，而有古风老大之政府横亘于进步之道，无可奈何之。欲保存政府乎？则文明决不可入。无论如何，近时之文明与日本之旧套不可两立，如脱旧套则同时政府亦不可不废除。然则欲阻止文明及其侵入乎？则日本国不可独立。无论如何，世界文明之热闹场面不允许东洋孤岛之独睡。于是乎我日本之士人基于重国家而轻政府之大义，且有幸依赖帝室之神圣尊严，断然推倒旧政府而建立新政府，国中无论朝野，万事皆采用西洋近时之文明，不独脱日本之旧套，在亚细亚全洲中重新开出一机杼，所持之主义唯在脱亚二字。
我日本之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边，其国民之精神已经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于西洋之文明。然不幸的是于近邻有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之人民古来亦为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养成，虽与我日本国民无异，或许其人种由来有所不同，虽然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或许其遗传教育之旨有所不同，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那与韩国，相对于日本而言，其相似之状更加接近，此二国，无论是就一身而言还是关系到一国，都不知改进之道，于交通至便之世界中，虽然不是没有闻见文明之事物，然而耳目之闻见不足以动其心。其恋于古风旧贯之情不异于千百年之旧。于此文明日新之活剧场中，论教育之事则曰儒教主义，学校之教旨则称仁义礼智，自始至终只以外在之虚饰为事，其实际上不仅没有真理原则之见识，甚至道德扫地，残酷而不知廉耻之极，尚且傲然而无自省之念。我辈视此二国，于今文明东渐风潮之际，不可能有维持其独立之道。除非其国中幸而出现志士，先着手于国事之开化进步，计划大力改革其政府，如同我维新之大举，先行改革政治，同时使人心一新，否则不出数年即将亡国，其国土无疑将归于世界文明诸国之分割。在遭遇麻疹一样的文明开化流行之际，支韩两国违背其传染的天然规律，想硬性地回避它而闭居于一室之内，结果只能是隔绝了空气的流通而窒息。虽然有以辅车唇齿来比喻邻国相助的说法，今日之支那朝鲜不仅不能丝毫有助于我日本国，且在西洋文明人的眼中，因为三国之地理相接，有时或一视同仁，不是没有以评价支、韩之标准来对待我日本。例如，由于支那朝鲜之政府实行古风之专制而无法律之可恃，这样，西洋人怀疑日本也是没有法律之国；由于支那朝鲜之士人深陷沉溺而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学者或认为日本亦为阴阳五行之国；支那人卑屈而不知耻，日本人的侠义也因此被掩盖了；朝鲜国刑人之残酷，日本人也因此被推测为无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就好比当比邻的整个一村一庄的人都愚昧蛮横且残忍无情时，其村庄内即便罕见有一家人平行端正，也会被其他的丑恶所掩盖埋没一样。其影响表现在事实上，间接地对我国外交上造成的障碍实际已经不少，可谓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如此，为今日计，我国不可有期待邻国之开明以共同振兴亚洲之犹豫，毋宁摆脱他们不与其为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也不因是邻国而有特别的关照，而只是根据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来处理。亲近恶友者也一样不可免除恶名。因此，我乃为在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者也。以上是1885年3月16日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脱亚论》的全文。理解这篇文章，我想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① 关于文章本身的逻辑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