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蔑视中国的普及化(8)

简单地叙述本书的大纲，第一篇《大日本》，从列国之政治、自然的地理上来论述天下之形势一变，东洋的小国日本必须与大陆接近而进行大运动，同时经济人口等活力方面日本也必须有向外树立“大日本”的形势。第二篇《外交之忧不在欧美而在清国》，论述我们已经不得不建设大日本，而妨碍此大运动的首当其冲的是清国人。第三篇《清国自觉其大之日乃日本最危险之日》，从历史上论述清国的侵略、土匪性质，其国民产生自负时，对邻国而言是最危险的，而如果其自负现在达到顶点的话，这正是“大日本”的最大的妨碍者。第四篇《人种上侵略运动的大势》，英国的沃尔兹将军叙述了可以覆盖世界的支那人种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在人种之争上胜利了，由此论述大日本之危险由此而来。第五篇《日清同盟之迂腐》，世间以东洋和平为名欲使日清同盟，本文排斥对之让步之说，主张日本成为东洋的英国。第六篇《同盟论能赢得什么》，论述作为日清同盟的代价所得到的，无论在东洋还是在世界上，都不过是使清国的权力增强而已。第七篇《非兵火不能使清人觉醒》，论述如同古希腊那样，在世界上传播文明是我国之天职。如果要向支那传播文明的话，先必须要以兵火之光使之醒目。第八篇《战后的索赔》，论述应该索赔什么。一旦战局结束必不可再战，要通过索赔来养护战斗力。第九篇《应进而登上世界舞台》，论述为了贯彻对支那的大希望，除了兵力以外，还要以外交的力量作成日俄法三国同盟，以此登上世界的舞台。第十篇《二十世纪的权力平均》是将日清之争与“三十年战争”时的瑞典与意大利之争作比较，如同以瑞典的力量产生了欧洲的权力平均，论述应以日本的力量创生二十世纪的权力平均。在了解了《支那论》的大纲之后，我们先来看看隐含着“维新之大目的”、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的“大日本”的意义究竟何在。首先，将“大日本”的要求分为日本国内的统一和向外发展两个方面，他说：“‘大日本’这个词已经倡导了很久了。从昌平黉的儒者、从源光国、从新井白石、从绳带跣足的日本到开始成为衣冠礼乐的日本之时，到在四书五经之外发现日本的儒教之时，从豪强割据的日本一转而到开启二百五十年一统之端绪之日，‘大日本’这个词就被用来作为国民自信之标帜。”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进而道出了他的心中的纠结：“一统之日本的确比割据分裂的日本大，然而这只不过是拥有衣冠礼乐、表示文物宪章粲然这些国民自信的标帜而已，向外却未曾有‘大日本’之实。”竹越与三郎：《支那论》，民友社，1894年，第2页。他认为如果说日本过去没有向外发展，那是由于地理与技术的原因，那么现在的形势完全改变了，他认为当今英、俄两国要在东亚争锋，其胜负的裁决权在于日本，“与我为敌则将败，得我之援则可胜。胜败已经在我掌中。吾人已非东亚之僻壤小国，乃可以与世界之强国联袂周旋之一大国民也。”竹越与三郎：《支那论》，民友社，1894年，第13页。不仅日本现今已经具备了向外拓展领土的能力，他认为向外发展更是日本现实需要之所迫。他说：“国民的活力已经旺盛得达到顶点，景行天皇以来尺寸未增之国土已经不堪其容了。”同上书，第14页。景行天皇是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传承上的天皇。传说是垂仁天皇的第三子，曾亲征熊袭（传说中所见的九州南部的地名），后派日本武尊评定东国的虾夷。他分析日本国内资本的用途已穷，资本与资本相争、劳力与劳力相争、公司与公司相争，无论是劳力还是利率都开始减退，加上人口密度的增大，因此日本原有的领土已经不堪重负，“大日本”必须“在海外谋求新故乡”。他说：“大日本”不是爱国者的豪言壮语，不是预言者的梦幻，不是诗人的高调，而是实际的问题、利害的问题、必然之势，是日本国民生存竞争的唯一胜利法宝。日本国民作为其才能与繁殖力的报酬，现在只要波涛所及、暖流所至、南极星之光所能够照射得到、暖带的草木繁盛所在，都有寻求新故乡、建设“大日本”的天纵之权利。吾人有建设大日本的权利。吾人用此权利则可生，不用此权利则是吾人进行国民性的自杀。我国民只有通过大日本的建设，将内溢而致相争的活力发泄于外，以此来谋求国内的安排、调和与整顿，这样才能活下去。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24—25页。谋求日本的海外发展、建设“大日本”在这里作为一个生死攸关的现实问题郑重其事地提了出来。这很自然地使人们回想起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所立下的“开拓万里波涛，向四方宣扬国威”的海外雄飞战略，如果说这一“明治维新的大目的”在维新之初还只是爱国者的豪言壮语、预言者的梦幻和诗人的高调的话，那么这个“大目的”在日本军政各方经过处理琉球、台湾以及朝鲜问题的“历练”之后，在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政策初见成效之后，“大日本”这一日本“国民自信的标帜”变成了一种日本人可以在世界各地开疆拓土寻求新故乡、建设新家园的天赋的权利。他反复鼓吹：“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在世界——而不是亚洲——建设‘大日本’，是天所赋予日本人民的权利。自行放弃此权利，即自愿雌伏于他国之前而奉其册封。”他强调，如果安坐拱手，这种天纵之权必向他处移动，必须抓住这种千载难遇的机会，说：“我们不忍心自行放弃这种建设‘大日本’的权利，而以此祸遗子孙。”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26、27页。由此可见，“扩大大日本国民可生活之范围”是他所提倡的“大日本”的核心所在。他预测：“到五十年之后，东半球之全体、美国的南半部所到之处，日章之旗将随处可见。”如何建设“大日本”呢？他认为其方式可以有两种，“先因人民之利害而起，国家之政权由此而建立。或以国家之政权先行开道，而后人民之潮流随之涌入。”同上书，第30页。这样，他的建设“大日本”的意图就非常明确了，这种寻求新故乡、开辟新家园的活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海外移民，而是与“国家之政权”相伴而行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开发。

对这种建设“大日本”的“兴国之大业”，他明确地告示日本国人：“当前最大的妨害者，实际上是清国！”同上书，第31页。那么，他对中国的认识如何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与欧美比较而言，“在所有方面，妨碍我国家扩张的前途者是清国。苟欲建设大日本，我外交上的深忧大患不是欧美，而是在清国。”同上书，第32页。

对当时日本的外交形势，他分析指出，一般认为日本外交上的深忧大患在于现行的条约，所以将希望维持现行条约的欧美列国视为国民公愤的对象，他批评说这是不知敌我的短见。他认为欧美列强对日本的无礼与不义都是不平等条约产生的自然结果，一旦条约改正，就可以实现彼我同权，没有任何轩轾。欧洲各国的势力都在发展，任何一国难以专擅，而日本的国力也足以与其中任何一国抗衡。如果欧洲某国想与日本相争，它不得不考虑其在欧洲的力量权衡。即便它孤注一掷，也不可能单独行动，而必然与日本之外的东洋势力勾结。所以他的结论是欧西势力要想妨碍日本的生存，如果中国不加入的话，不足为患；从西力东渐的角度而言，中国也是日本的深忧大患。另外，他认为由于中国的法律不健全，法官无信用，这将对日本争取条约改正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他提出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吾人如何对应清国？是与之合谋结成亚细亚同盟，于和睦之间处理此利害冲突？抑或是断然排击它，迫使其屈从于我？这是日本国民在建设“大日本”之前首先要必须解释的至重、至大的问题。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37页。对这个问题，明治天皇的对清宣战诏书已经做出了回答。而竹越与三郎也以“征夷清国”这种独特的表述做出了回答。在不同的时期对欧美列强和中国的重视程度虽然或有不同，但无论是蔑视中国与西洋为伍、还是重视中国以至非要征服它不可，都是为了实现“明治维新的大目的”即建设“大日本”这一战略而提出的不同方策而已。

第二，对中国本身及中日关系的认识。他以曾纪泽（1839—1890）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作为批评的出发点，强调中国人的侵略本性。他说：秦始皇之国、汉武帝之国、唐太宗之国、成吉思汗的子孙之国，在几百年间都消沉于天下视听之外。至近世，其耸动中外之耳目的，乃是自已故兼任欧洲列国公使的曾纪泽，在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年离开欧洲之际，给《亚洲季刊》投寄的一篇论文开始的。① 曰：清国非垂死，入眠也。② 睡眠被烧毁皇帝所切爱之北京宫殿的兵火之光所照醒。吾人不以为清国为垂死者，亦不以其为睡眠者，故亦不以其为有睡眠而开始觉醒者。彼为如象之大动物也，尽管其生长由于非日月进步，故不惹人注目，但确实其于内乱、外患、苛政、酷刑、收敛中亦不废其生长也。吾人仅谓其生长，而不谓其进步，其唯使支那之形体增大而已。只是在分量上有增加，于其性质上，不能够称其为进步。虽然不进步，但确实在生长。世界看到此生长之大动物而惊骇曰：清国之将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