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诗歌结构单位是因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本质特征而有所区别的。然而，在英汉诗歌互译过程中，译文对译入语诗歌的诗律学以及文学形式的发展，发挥了显着的作用。
第一节 英汉诗歌结构单位的异同我们在此先探讨英汉诗歌结构单位的异同。由于汉语作为象形文学和英语作为拼音文字之间的区别，英诗和汉诗有着不同的结构单位。
英语诗歌的结构单位从小到大依次是：音节（Syllable）、重音（Stress）、音步（Foot）、诗行（Line）、诗节（Stanza）、诗（Poem）。
而汉诗的结构单位从小到大依次是：字、词、行、段、诗。
比较而言，英诗中与汉诗比较突出的区别是音节和音步。
音节是诗歌中的最小的一个结构单位，尽管在语音学的意义上，语言中最小的不可再分解的单位是“音素”（Phone），音节由一个不可分割的语音构成，该音可由一个元音、双元音和单音节辅音单独构成，也可由一个或多个辅音在前面提到的语音的任一个后面或前面与其共同构成。
音步是一种可计量的、由某种音节组合格式构成的诗歌节奏单位。在一种组合中由重读或不重读的音节形成。其中一个重读的音节称为“重读音节”（Stressed Syllable）。由于音步是分析诗歌韵律的一个重要术语，并且是用来确定一行诗的节奏和韵律的，所以，也被学者称为“韵步”（metricalfoot），“既是一行诗的节奏的长度单位，也是一行诗的韵律形式的计量单位。”譬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全是采用抑扬格五音步的形式写的，以下以第18首中的第一诗节为例，每一行诗都含有五个音步：诗行”和“诗节”则是诗歌与散文之区别的表现，但是相对而言，中西诗歌在“诗行”和“诗节”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中西诗歌结构单位中的最典型的区别是“音节”和“音步”与“字”和“词”的区别。这是由于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中西诗歌尽管结构单位不同，存有区别，然而，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这种不同的结构单位也彼此影响，一些作家甚至采用非民族诗歌的艺术形式进行创作，如对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国译者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不仅在译文中，体现原文的韵式，而且力图以“顿”等概念来表现音步。
西方诗歌在艺术技巧和形式等方面对中文新诗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被人们所普遍关注。中国古典诗歌在意境情趣等方面对英美现代诗歌所产生的影响也已受到广泛关注，但是，中国诗歌对西方英语诗歌在艺术结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却鲜为关注。本章以下部分拟从汉诗结构单位“字”的概念在英诗中的“介入”，来探索汉语诗歌在英译过程中所引发的英语诗歌在诗律学方面的变革以及这一变革对英诗的创作风格和发展趋势的影响，从而说明汉诗英译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发挥的巨大功能。
第二节 “字”与“音节”的功能和影响
众所周知，在英语传统诗歌中，音律一词来源于“Meter”（尺度），是指用音步以及诗行等来衡量诗体；是指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诗歌节奏（Rhythm），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可衡量的节奏格式，或诗歌节奏的理想格式。如西方学者所说：“音律基本上是一种帮助读者对作者构想的节奏进行复制的体系。”音律的基础单位就是音步（Foot），一种可计量的、由某种音节（syllable）组合格式构成的诗歌节奏单位。传统诗学即把英语诗歌的音步定义为由一个重读音节（但在扬扬格中有两个重读音节）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非重读音节组成的节奏单位。
然而，20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之后，尤其是意象主义诗歌运动之后，英美诗坛在诗律学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歌形式的革新和开拓成了与传统文学进行决裂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成就。
在英美诗歌这一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诗律学的变革过程中，汉诗英译所起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低估的。汉诗英译不仅使西方诗坛领略了汉诗的魅力，而且也在诗律学的意义上使英语诗歌得以丰富和发展。
汉诗的这一贡献充分体现在诗律学本身。如果按照一般的诗学理论来说，汉语诗歌应该属于纯音节诗律（如古体诗、近代民歌）和音节-音调诗律（如近体诗），而英语格律诗则基本属于音节-重音诗律。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汉诗中的结构单位“字”（Word或Chinese character）是不同于西方诗歌中的结构单位“音节”（Syllable）的。因为“字”的内涵要大于“音节”。英诗中的“Syllable”只是声音范畴的连接，而汉诗中的“字”却具有语义成分和声音连接的双重功能。只有以“字”（Word）作为衡量单位，才能真正领会汉语诗歌的独特品性。无疑，西方的汉语诗歌的研究者和翻译者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甚至有的学者把每一个汉字都看成是一幅幅寓意深沉的生动的画面。他们在翻译过程中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力图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因此，他们打破传统的音节-重音诗律的桎梏，不再以音步和音节来作为衡量单位，而是引进一种全新的以“Word”为衡量单位的模式。
第三节 以“字”为单位的翻译实践我们现以王维的《鹿柴》一诗为例，来看西方译者的探索。该诗原文如下：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这首诗的英译可能多达数十种之多。其中BurtonWatson于1971年翻译发表的译文“DeerFence”具有典型的诗律学方面的意义。
该译诗所使用的不是西方诗歌传统中的音节，而是以汉语中的字（word）为基本单位来进行处理，译文中也是以四行的形式，每一行以六个“word”为单位。这种以字（word）为单位，不以音步，也不顾韵律的译诗，与美国现代诗歌运动的发展是非常协调的，其简洁明快的风格得到了学术界的极高的评价，也影响了其后的一些译者的翻译风格。
而JeromeP．Seaton在更后的1982年的译文中仍旧追求这种风格，不仅标题以两字处理，译为DeerPark，而且全诗也是以每行6字总共24字的表达方式来进行翻译。
当然，这种不以音步和音节来衡量，而是以“Word”为结构单位的模式也并非Burton Watson首创，在西方译者更早一些的译文中时有出现。如Kenneth Rexroth在1956年就曾将李清照《声声慢》中的诗句译成：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
最难将息。
这首译诗清楚地表明，早在《鹿柴》的各种译文之前，就已经有了以“word”为结构单位的翻译实践。
第四节 汉诗英译及英诗创作的诗律学变革
我们很难追溯这种形式的译文究竟何时得以出现，但是，我们从西方诗歌的创作历程中或许能够查出蛛丝马迹。其实，受中国诗歌形式的影响，这种以“word”为结构单位的诗歌在西方的诗歌创作中早已占有一席之地。
庞德的《在地铁车站》（Ｉna Station of the Metro）可视为最初的代表，虽只有短短两行，但最能反映庞德的诗学主张：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
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
关于这首诗，庞德曾经在1916年的回忆录中作了介绍：“三年前在巴黎，我在协约车站走出了地铁车厢，突然间，我看到了一个美丽的面孔，然后又看到一个，又看到一个，然后是一个美丽儿童的面孔，然后又是一个美丽的女人，那一天我整天努力寻找能表达我的感受的文字，我找不到我认为能与之相称的、或者像那种突发情感那样可爱的文字。那天晚上，……我还在努力寻找的时候，忽然找到了表达方式。并不是说我找到了一些文字，而是出现了一个方程式。……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许多颜色的小斑点。……这种‘一个意象的诗’，是一个叠加形式，即一个概念叠在另一个概念之上。我发现这对我为了摆脱那次在地铁的情感所造成的困境很有用。我写了一首三十行的诗，然后销毁了，一个月后，我又写了比那首短一半的诗；一年后我写了这首日本和歌（俳句）式的诗句。”
由于庞德本人发话在先，所以人们无不例外地认为它是日本俳句式的诗作。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学者干脆将此列为俳句的范畴之列。
然而，无论庞德本人和一些评论者怎样声称该诗如何具有日本俳句的特性，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仅仅从艺术形式方面就不难看出这两行诗中所具有的汉语诗歌的重要品性。
尽管作者本人和一些评论者声称该诗具有日本俳句的特性，但我们从该诗的创作及修改时间上考察，就可以感觉到汉诗对他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庞德正是在1913年对汉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庞德系统地阅读汉诗也是发生在1913年春夏。而到了1913年10月，他早已读了法文版的孔子和孟子的着作。而且我们对文本进行分析，仅从艺术形式上也不难看出，这两行诗有着汉语诗歌的一些重要特色。概括地说，这些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偶句的特征；二是诗律学的“word”这一概念的介入。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对该诗进行分析，更能看出该诗所接受的汉语诗歌的影响。
先说该诗所具有的汉诗对偶句的特征。
这两句诗中，既没有动词，也没有人称，而是包含着两个复叠对比的形象：人群中隐约的面孔与黑树干上的花瓣。第一行描述诗人的具体经验：黑压压的人群中，突然幻影般地闪现出几个“美丽的面孔”，第二行进行隐喻，看见人群中清新美丽的面孔，犹如看到“湿漉漉的……花瓣数点”。第二行更加突出了色彩的对比：黑色树枝与鲜艳的花瓣。在情感力量方面，人群与湿漉漉的枝条，都令人感到冷漠、压抑；而美丽的面孔与花瓣，又使人感到耳目一新，有了爽朗轻快的感觉。
尽管表达方式是非个性化的，非抒情的，但仍然给人以情感方面的力量，或许，通过对比，还会引起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心灵对自然美的依恋，对中世纪的传奇的向往。该诗虽然形式短小凝练，但形象具体鲜明而又淳朴含蓄。这一风格上的特征尽管日本俳句中也有，但同样是受益于中国古典诗歌的。
而在结构形式方面，汉诗的特征就更为鲜明了，不仅有黑色树枝与鲜艳的花瓣这一色彩的对比以及强烈的画面感，而且也有将不同时间和空间意象巧妙连接的对偶句的特征。而日本的俳句主要着眼于诗的意境，是不具有这种对偶句特征的，俳句的“5-7-5”的三行排列，与对偶句形成了巨大的差异。更不用说庞德本人深深理解汉诗的这一技巧了，他曾在总结汉诗的特点时极其中肯地写道：“中国诗中常用对偶句，把抽象和具体描写、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意象巧妙地连接在一起。”可见，庞德对于汉诗对偶句的理解和运用并非出于无意识，而是一种主动的借鉴和移植。
而俳句的英译一般也是以3个诗行和17音节（即5-7-5形式）来处理的，有些英语诗人在模仿俳句进行创作时，也是用3个诗行和17音节的结构模式。正如美国诗人James Ｋirkup用俳句形式所写的对俳句的定义：
俳句应该是，
几个石子落下井，
发出溅泼声。
与庞德同时代但比他年长的另一意象主义作家，着名的美国女诗人AmyLowell就曾经创作过多首俳句，但是用的也是5-7-5形式，我们现以一首为例：
昨夜下过雨，
现在，在荒凉的黎明，
蓝鸟在悲鸣。
如果是模仿俳句，庞德对当时的这种俳句形式理应知晓，可见，他是力图以汉诗中的对偶句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感受和突出他的诗学主张。而正是庞德对这种叠加形式的“方程式”的苦苦探索，影响了一代诗人。
我们再看诗律学上的“word”这一概念在该诗中的介入以及所引发的诗律学上的变革。
从形式上看，该诗不符合传统英诗音节-重音诗律中的任何一种格律，也不符合可归于纯音节诗律的日本俳句中的“5-7-5”17音节结构模式（就音节而言，该诗是12＋7共19个音节）。
考虑到庞德对汉诗所作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庞德的复叠对比的两行诗中，每行各有4个实词，第一行为apparition、these、faces和crowd，第二行为petals、wet、black和bough。如果去掉虚词，该诗不就是以汉诗的“word”作为结构单位了吗？或许，这就是庞德苦苦探索的、影响了一代诗人的叠加形式的“方程式”。
在此，庞德的确关注实词，而其余的虚词，在庞德看来是可以忽略的。庞德是深知源自汉诗的这一特征的。他也曾经总结到：
“中国诗简洁、含蓄，意象之间不需要媒介，起连接作用的虚词往往可以省略；”该诗不以音节，而以实词作为诗律学意义上的结构模式。这种受中国诗歌形式的影响，以“word”为结构单位的诗歌在西方诗坛也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得以继承和发展，而庞德的这首《在地铁车站》可视为最初的代表。
随后的诗人在创作中对新的诗律学的探索始终没有停止。如坎贝尔（Joseph Campbell，1879-1944）的TheOld Woman一诗是这样写的：
该诗的独特之处就是将汉诗的以“word”为单位的结构方式和英诗的传统韵式结合起来。既有汉诗的每行4字的特征，又保持了英诗的音节数目以及韵脚排列形式。
一个诗人往往采用了“word”的数目就难以顾及音节的规则了。所以，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St．Millay）以下这几行诗句中每行9个“word”，而音节却是11、13、14各自不等了。
对汉诗结构单位的“word”与英诗结构单位的“syllable”两者之间的高度融合的追求，是这类诗作的一个重要特色。正是这种追求，使得不以音步而以字为单位来翻译《鹿柴》之类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方法有了现实的文化基础，而这类汉诗的英文译文又反过来促使了现代英美诗歌的诗律学上的探索和变革。这也是汉诗英译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和文化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英汉诗歌虽然结构单位不同，衡量标准不一，但是在互译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引发各自的诗律学的变革和文学语言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