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全国的调查分析，Harada着重指出日本人正朝着更“面向休闲的生活方式”转变。1983年生活方式公众普查第一次记录到日本人基本认为“休闲”与生活其他方面（如工作）相比，是生活最重要的方面。事实上，“认为‘休闲’是最重要方面的受访者比例到20世纪90年代还在增加”。调查同时也提示“在80年代，人们的偏好从对物质的关心转向更注意人文价值和更好的生活质量”。虽然到80年代早期，泡沫经济导致经济停滞，对日本人的休闲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受到诸如度假胜地开发、缩短工时等政府政策的推动，公众对休闲和娱乐的兴趣持续高涨。
从印度的视角，Sharma提出“根据吠檀多哲学的理解，休闲应该是一种与拥有或作为相反的状态”，被视作“人类追求幸福的实现”。Sharma同时也注意到通过休闲“获得的快乐和满足可以清除心灵的不纯”。例如，Sharma在谈到瑜伽作为“一种安静的精神提高训练”时解释说，瑜伽通过身体（行动）、心灵（思想）和精神（感知）的结合，使人体验“真正自我”。Damodaran等在印度孟买的研究找到了参加瑜伽和生活质量的积极联系。Kumar描述印度人生的三大目标都与生活质量相连，即，享乐性（以快乐为导向）、集体性（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与他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及超然性（精神上的生活质量和康乐）。此外，Sharma提出宗教礼仪和活动能提供“高度的休闲”，并被视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将个人同更大的社会结合”，让人们保持身体和心灵的健康。
Leung等对台湾老年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构成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把生活质量归为6个层次15个领域：身体健康（身体康乐、疾病的影响、医疗照顾），精神健康（情绪状态、生活态度和反思、生活的哲理、自我效能），社会功能（与他人的接触、运动和休闲活动、社会活动和服务），生活环境（环境、制度因素），经济地位，宗教和死亡。Leung等人发现，对于台湾的老年中国人，个人-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评估生活质量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家庭纽带也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和信仰对他们眼中的生活质量概念具有强烈的影响。Tao等对中国内地老年人群生活质量的研究中也强调家庭纽带的重要性。
Leung等重点指出“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以及每个家庭成员的康乐往往被放在首位。这一现象与中国文化完全一致”。
值得强调的是，诸如跳舞、卡拉OK、太极拳、绘画和志愿行为的休闲活动在Leung等人的研究中被确定为促进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Leung等人将志愿行为也归为休闲活动，他们注意到“具有帮助他人的能力可以增强自我能力的感受，而助人为乐的过程本身也会给老年人一种成就和自我满足感”。此外，这些老年中国人通过参加休闲活动表现了他们的活力，而活力一直被视为生活质量的关键部分。Kao等人着重指出老年生活中活力的重要性。他们对台湾老兵养老院的超过65岁男性居民的研究报告在两年的随访期里，689名研究对象中105人去世。“经常／每天”锻炼的人群组的死亡率大大低于“从不／极少”锻炼的人群组。
Marafa和Yung在香港的研究说明休闲（尤其是户外娱乐）能够有助于人们抵抗“在诸如非典全球大流行这样的健康恐慌所带来的焦急反应的出现”。他们发现随着人们试图承受非典流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大家的健康和环境意识普遍增强，许多个人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户外运动。Marafa和Yung强调在大多数社会里，包括香港，“休闲和娱乐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主要部分”，“欣赏大自然和参加户外娱乐运动成为促进生活质量的代名词”。Yuen考察了另一亚洲城市新加坡，报告称城市公园提供共同文化价值和意义的社会交往和休闲活动。Yuen"s特别注意到公园可以为公共生活提供“背景”，公园场合能有助于亲朋好友相聚，参加各类文化节庆。而这些活动能够提高生活质量。
中东的休闲与生活质量
本论文的下一章集中探讨中东的休闲与生活质量，包括埃及、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国。本章将描述该地区独特的文化特色、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休闲、康乐与生活质量。
首先，Martin和Mason基于文献以及休闲统计，探讨了三个中东国家（埃及、伊朗和土耳其）的休闲概念的相关性。他们认为“在有着伊斯兰教传统的中东国家里，休闲时间和休闲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对这些国家的许多人来说，“休闲的机会受到日常生活时间和金钱压力的制约”。例如，娱乐和消遣外加住酒店和旅游的费用不到伊朗消费者消费总额的2％，在土耳其也只略高于5％，相比英国的高于17％。Martin和Mason注意到这一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能解释人们持续偏好传统的低消费休闲活动，主要是与亲朋好友相聚（如用餐）和宗教节庆和宗教活动。虽然这一休闲趋势仍然占主流，一个较为富裕的都市中产阶级正在这三个国家里形成。西方式休闲也逐渐兴起。不过，“独特的伊斯兰心态和其潜在的对休闲行为的影响显然极为重要，而传统文化障碍的无处不在（如对女性参加运动的限制）以及适当设施和资源的缺乏也不可忽视。
其次，Kousha和Mohseni在1997年的研究显示，城区伊朗妇女的生活满意度与她们对休闲体验的满意度直接相关。然而，他们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影响伊朗妇女满意度的因素复杂；她们受到塑造妇女社会角色的各种复杂人际、传统和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影响”。例如，无论是买衣服还是日用品，购物作为一种休闲形式，涉及同家人或朋友共度时光，共同“与店主和售货员讨价还价，这是一种购物时经常出现的文化活动”。更重要的是，购物也说明妇女的经济独立和消费实力。而过去十年的经济萧条和八年战争给许多伊朗人民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包括他们的休闲生活。Kousha和Mohseni发现，“与家人和朋友团聚似乎成为人们一个重要——即使不是最重要——的消遣方式”。另外，正如上述购物例子说明的那样，“能够花时间去休闲，无论何种形式和形态，标志着妇女希望以她们喜爱的方式度过时间和她们克服休闲文化障碍的努力”。除了其他生活标志，如性别、阶级、种族、年龄、能力／缺乏能力以及性倾向以外，文化的确能影响伊朗妇女对休闲的理解，而且“休闲体验本身则对伊朗妇女生活来说至关重要”。
最近，Sheykhi观察到，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近几十年来伊朗的文化也因新体制和全球化发展而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这一现象引发伊朗人们新的期望，包括把休闲和旅游作为重要的需求。然而，Sheykhi提醒说，由于缺乏基础设施，情况很复杂，并颇有争议性。不过，他强调的一个关键信息是“在伊朗，休闲被视为对生活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休闲被看作是促进人类作用和职责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而承认独特的文化特色对于提高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是关键。例如，Sheykhi描述了伊朗的宗教和文化旅游。他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中东、南亚、中亚，甚至东亚的穆斯林游客拜访伊朗的伊斯兰圣地。
Sheykhi提议这一宗教和文化的旅游形式能够给许多人群提供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而且，Sheykhi还引述其他实例：在青少年身上，休闲在促进创造、探索和教育发挥着作用，另外，某些已经完成生儿育女和家务的年纪较大的妇女重新参加一些古老的传统休闲项目（如，绘画等）。Sheykhi总结说，“由于其直接的社会、文化、教育和经济益处，休闲和旅游被视为伊朗民族的关键活动。
证实这点能进一步推动个人和社会健康、民族团结和融合”。
在以色列，Ritsner等人运用生活质量快乐和满意度问卷，调查了339名精神分裂症或情绪障碍的病人，他们中有犹太以色列人，也有阿拉伯以色列人。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对生活质量快乐和满意度问卷做的因子分析，Ritsner等人发现，休闲是生活质量的四大关键因素之一，其他三个关键因素是社会关系、身体健康和主观感觉。而且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休闲时间的活动与自我效率意识、自尊和社会支持呈紧密正相关，与消沉和情绪压抑呈负相关。
最后，Shalhoub‐Kevorkian的研究目的在于发现巴勒斯坦烈士母亲的声音。这些巴勒斯坦妇女经受了失去儿子的极度痛苦和伤害。她们参加一个给自己增添力量的团体（称为“声音疗法”）。那儿给她们提供安全的环境，倾吐自己的心情，释放自己的声音。特别重要的是，Shalhoub‐Kevorkian发现，在遭受相同经历的巴勒斯坦妇女中间建立联系是治疗和康复的关键部分。这些妇女将这种团体当作家庭看待，因为她们应对失去亲人的主要方法是像一家人那样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下面这句话能说明他们的心情：“当我把这看成家时，痛苦就减轻了。”在一种家庭气氛中，这些妇女同其他烈士母亲一同参加唱歌、聚会、分享食物、祈祷、诗歌和写作等活动。Shalhoub‐Kevorkian描述道，“尽管这些母亲遭受巨大苦难，还持续遭到政治和社会机构的限制，她们没有崩溃”。她们没有成为消极的受难者，而是积极地成为“安全网的创造者”，并在同其他妇女相处时，表现出力量。结果，这个力量获得小组成为“一个避难所”，充满关爱、支持、保护和希望。
Shalhoub‐Kevorkian所做的描述与Wearing的“休闲空间”观点相似。
Wearing在讨论这个观点时，引用了澳大利亚土着妇女和波斯尼亚妇女难民所从事的写作、诗歌、艺术、舞蹈、歌唱、讲故事和幽默等例子。这些活动为寻找生命的意义，帮助个人成长和获得力量提供了条件。Wearing的“休闲空间”的想法将在下一章节原住民语境下的休闲与生活质量作进一步探讨。
原住民的休闲与生活质量
根据Salzman和Halloran的观点，尽管世界各地的原居民在历史上遭受殖民体系的压迫，他们正在通过寻找自己传统的文化世界观来重新获得文化复苏和意义。Salzman和Halloran借助夏威夷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生活的案例论述这一论点。首先，Salzman和Halloran注意到夏威夷复兴时期的特征是传统仪式的复苏，包括“草裙舞、语言和文化研究、音乐和传统的治疗形式”以及艺术、工艺和文学。这些都被夏威夷原住民用来构建文化和精神意义。正如Kanahele写道，这能帮助他们在自己的文化中强化认同，拥有更强的自豪感。夏威夷人在夏威夷文化传统和现代的演化进程中继续兴旺。
阿拉斯加的各原住民都在复苏自己的文化。他们努力复兴“分享、尊敬老人、合作、尊重别人、避免冲突、尊崇大自然、精神信仰和幽默等核心价值”。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文化复苏，是通过使用传统治疗仪式来解决问题（如，与健康相关的问题）并促进康复。这种方法看来卓有成效，也适合他们的文化。在上述案例中，原住民文化认同和复苏（其目的在于促进和谐和创造意义）对原住民的健康、幸福和生活质量都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