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德一到陕北，就被请去为王稼祥会诊。此时，王稼祥因残留在腹中的弹片未取出，伤口再次感染。马海德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由于病痛折磨和缺乏营养，稼祥同志面色发黄，身体又瘦又弱。他伤在腹部，伤口很大，始终未愈合，腹膜发炎。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会诊后，马海德建议：稼祥同志的病非开刀取出弹片不可，不然不能根本解决。中共中央迅即做出决定，送王稼祥赴苏联治病。然而，由于战乱，赴苏联的秘密交通线已经被切断，王稼祥辗转于西安、上海、天津等地，等待时机，最终转赴苏联。当时，王稼祥在苏方的安排下，很快在医院进行手术，取出了腹中的弹片。病稍愈，就接任了王明的职务，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7年7月7日，就在王稼祥到达苏联的第二天，日本制造了卢沟桥事变。
几个月内，中国各大城市相继沦陷。国难当头，曾经交战过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寻求合作，走共同抗战的道路并最终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论持久战》的精神，开始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然而，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了解，主要来源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于当时的中共代表王明实行的是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疑虑。那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施哲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向中国来的同志提了许多问题，“你们提出‘又斗争又团结’，既要斗争，还怎么搞好团结呢？还提出，‘在斗争中求团结’，这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还有人说：“你们提出‘磨而不破，破而不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敌人搞摩擦，那就坚决跟他们斗争到底，还怎么‘破而不裂’呢？”正因为此，接任王明这一职务的中共代表王稼祥，有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向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说明情况。王稼祥频繁地与斯大林及苏共高层领导人密切交往，他的交际艺术和外交策略，有效地打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通道，为日后的中苏外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8年7月，王稼祥启程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约请王稼祥和接替他任中共代表的任弼时做了重要谈话，明确指出，中共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共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在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下来解决，党内应该有团结的气氛。
22岁的朱仲丽就这样坠入了情网
1938年延安的秋天，天空格外明朗。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向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领导人地位确立的意见精神，对于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朱仲丽：会议开完以后，毛主席特别高兴，我们的党里头，都高兴。代表们就走出来，第一个是毛主席出来，后来就跟着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这几个重要人物。
毛泽东一眼就看到了在会场门口忙碌的驻会医生朱仲丽。
朱仲丽：毛主席说：朱大夫，你在这啊，我问你，你过来，你愿不愿意开一个“牛皮公司”？我们那个时候懂什么公司啊，还是“牛皮公司”，更不懂了。
我就不做声，鼓着个眼睛望着他。他说，我告诉你开“牛皮公司”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要有一批人马，就是宗派主义；第二个条件，要有会用笔杆子的，不是王明就写了个小册子嘛；第三个条件，厚脸皮；第四个条件是……。第五个条件，毛主席讲不出来了。王稼祥（补充）说：第五个条件，不能红脸。我那个时候脸红了。
毛泽东以幽默的方式批评了王明的右倾路线，同时无意之中给王稼祥和朱仲丽当了一回红娘。就这样，王稼祥记住了爱脸红的朱仲丽。后来他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女孩是刚到延安的大学生，兼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人们发现一向沉稳、内敛的王稼祥，忽然变得活跃了起来。一天，王稼祥派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给朱仲丽送来一张小纸条。
朱仲丽：他打听到我是肖劲光的姨妹子，就写了个条子（给肖劲光），说你能不能配几匹好的蒙古马给我，因为那时他刚从苏联回来。
另外，能不能带你的姨妹子来玩。
22岁的朱仲丽就这样坠入了情网。
朱仲丽：可能是有缘分，另外他也有仪表。还可以，外表看起来挺那个的，洋派。
一个冬天的午后，两个人围着炭火盆取暖，说笑了一阵，忽然两人一起沉默了。
朱仲丽：他说：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突然得要死，这恋爱阶段好像都还没有谈。我一下子就堵住了，我也不知怎么回答；但是我要回答啊，我只有说：为什么这么快呢？他说：那你同意了，好了好了。
婚后的照片上一直只有两个人，朱仲丽说，那时候因为战争，自己决定不要孩子，就问王稼祥是否同意。王稼祥笑着说，全中国的儿童，都是我们的孩子。调和什么？
从苏联回来后，王稼祥一直探索如何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943年，王稼祥发表了着名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
在这篇文章中，王稼祥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李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这套东西提出来以后，在党内影响还是很大的。我觉得王稼祥他是从心里面感受到，他是折服（于）毛泽东，觉得毛泽东这套理论，能够解决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一生中，非常杰出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这方面的修养，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发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两年后召开的中共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结束了坚苦卓绝的8年抗战。然而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此时，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调整了对华政策，派马歇尔为驻华特使，调解国共关系。次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令。与此同时，在北平成立由国、共、美三方人员参加的军调处执行部，监督实施停战协定。王稼祥作为中共方顾问，很快从延安到了北平。
里多夫斯基（时任苏联驻华使馆三秘）：王稼祥调和什么？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蒋介石不打共产党，不要打仗。
然而，停战协定的笔墨未干，蒋介石就出兵20万，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军调处随即解散。这一年，王稼祥再次病重，大量咯血不止。到北平中和医院检查病情时，不慎被X光烧伤，皮肤出现大面积溃疡，疼痛难忍，必须立即进行植皮手术，当时的医疗条件根本无法实施这一高难度的手术。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得知后，亲自拟写了致聂荣臻的电报，安排王稼祥去苏联治疗。这是王稼祥第三次到苏联，与前两次不同的是，他的身边多了妻子朱仲丽。在苏方的安排下，王稼祥很快治愈了伤病。此时经历战争创伤后的“赤都”，已经奇迹般地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经济复苏很快，这让王稼祥感慨万分。
朱仲丽：那些留学生，一听说中国共产党来人了，来了亲人啊，都纷纷地来看我们。首先就是毛岸青、陈昌浩的儿子、彭湃的儿子、刘少奇的儿女、林伯渠的女儿、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好多呢，合起来有20多个。
陈祖涛（陈昌浩之子）：当时我们这些人啊，20几个人啊，思想很乱。所谓乱呢，就是很多人不想回国，因为很多人在苏联那里出生，从小生在那里，所以对中国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们这些所谓大一点的人，还懂一点，一般的都不准备回国了。所以，真正对我们有教育意义的是王稼祥，他就教育我们，你们要成立一个大学生的组织，组织起来，要进行思想教育，保证大学毕业以后回国。
后来，这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后代，大多回到了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陈祖涛学成后回到了长春，成为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创始人。
新中国的开国大使，非王稼祥莫属
时间到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天，久经战乱和国难的古都沸腾了。此时，中共中央领导频繁地与北平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接触，开始筹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极具外交能力的王稼祥自然成了领头人。
朱仲丽：哎呀，忙得不得了。外交部的建立，是王稼祥一手创建的。就是从西柏坡，到北京，住在香山，周总理天天坐着车，王稼祥和我在里面。
到北京饭店，就是现在的老楼，二层楼是党中央的办公室，首先的工作就是建立外交关系。
当时的苏联，是我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友好邻邦，由于苏联在国际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及中苏两国的关系，对未来的新中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共中央当时制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
张历历（外交学院外交系主任、教授）：大概从194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向苏联共产党提出过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访问苏联的问题，但是苏联方面的反映并不是让我们感觉到很受鼓舞。这样到了1949年一二月份，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了，斯大林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要成立这么一个现实，也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所以，1949年3月，他派了他的领导核心之一、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秘密访问了河北的西柏坡。他当时肩负着斯大林交代的政治任务。
这个任务涉及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建设、援助，尤其是外交问题。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原则。一天晚上，毛泽东找王稼祥单独谈话。
朱仲丽：毛主席在西柏坡开了会以后就把他喊去，我也在。他说：现在形势大好，我们全国就要解放了，你当什么？一个是中宣部部长，一个是驻苏大使，你要哪一个？毛主席问他，他就说：毛主席你让我考虑考虑吧。主席说： 好，明天你告诉我。他要考虑就跟我商量，他说：宣传部固然要我，因为我搞宣传也搞了很久。但是呢，我对苏联很了解，我还是搞大使比较合适一点。
在西柏坡，当毛泽东把自己亲自选定的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第一位驻苏联大使的人选告诉米高扬时，米高扬没有丝毫的惊讶，在他看来，新中国的开国大使，非王稼祥莫属。
1949年5月，王稼祥陪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商谈新中国建国的一系列问题。
列多夫斯基（时任苏联驻华三秘）：王稼祥和刘少奇到莫斯科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第一，那个时候，解放军解放了（中国领土的）百分之三十，国民党还控制着百分之七十；西藏、新疆都还不通路。第二，那个时候，在美国，他们是非常反共产党的，所以啊，王稼祥、刘少奇、高岗，他们来跟苏联政府、跟斯大林商谈，他们需要苏联帮助。
这次秘访，担任翻译的是曾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处主任、比王稼祥大一岁的师哲。
师哲：在涉及贷款、领土、武器、军队建设等谈判中，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写一个书面报告，以确保谈判的全面和深度。在长达三个月的访问中，王稼祥协助刘少奇完成了包括签署《中A1苏双方贷款协定》在内的一系列预期任务，还随行带回了近百名苏联援华专家。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一边倒”、“另起炉灶”、“先打扫屋子再请客”这三大外交原则被写入《共同纲领》，从而在法律角度进一步确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中国的外交历史终于揭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天，王稼祥在观礼台上陪同专程从莫斯科派来的一个苏联文化代表团，站在他身边的是苏联驻中国总领事齐赫文。
齐赫文：第二天早上，无线电广播说是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消息落在世界和平大会现场，会场一片欢腾。世界媒体争相传报。三天后，王稼祥被任命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兼外交部副部长。此时苏联方面获得消息，英国可能很快承认新中国，为了获得第一个呈递国书的地位，苏联政府决定派遣驻华大使罗申立即启程。10月10日，罗申到达北京，王稼祥前往车站迎接。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从罗申手里接受了外国使节递交的第一份国书。
徐京利（外交部档案馆副馆长）：因为当时苏联大使派得很快，10月10日就到了北京，作为一种友好的姿态，他的使节到了，我们的使节不可能隔很久过去，所以很快也把我们的使节派了过去。在这种情况下，王稼祥就在最短的时间内起程，前往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