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小所受教育、竞争意识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太习惯不停地找事情做，不停地去努力获得什么、占有什么、改变什么。因此，相比去做点什么，什么都不做反而变得很困难，需要较高的悟性与修行。当负面情绪蔓延时，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看着，这并不代表消极逃避的态度，也不代表一切如常、什么都不会改变；恰恰相反，什么都不做是另一种积极的态度，是直面现实，也是改变的开始。
去年夏天我学了几次游泳，但一直感到无所适从，摸不着门道。我是个擅长跑步和登山的选手，很懂得用力、奔跑与攀登，在跑道和山道上我都健步如飞，但是在水里我却完全是笨手笨脚的旱鸭子。当我又一次在水里用力扑腾，打出无数白色浪花还是让自己的身体不停往下沉，并精疲力竭时，我沮丧地坐在游泳池边。这时我看到旁边一个人什么都不做，他只是四肢放平，就让自己的身体浮在水面上，轻松又安静，当时的我真是惊讶不已。
负面情绪也是如此，你越用力挣扎，它来得越迅猛，反弹得越厉害。你什么都不做，仅仅试着观望它、亲近它、了解它，然后做到理解它、接受它，它反而会平静下来，甚至消失不见，就像一个叛逆的小孩因为被理解和接纳而变得乖巧。
如何亲近你的负面情绪？不要费力抑制，不要刻意改变，也不要去评价，只要试着静静地观望它。这是了解的开始，就像我们认识一个陌生人，如果事先预设立场，脑中带着预期的想法、判断去认识他，或者带着想改变他的冲动，那么我们无法真正认识他、了解他，看不见真实的他，只有放下成见，放弃改变他人的渴望，花些时间静静地观察他，我们才能认识到真实的他是怎样的。不抑制，不改变，不评价。面对我们自身的情绪，也唯应如此。
有不少朋友写信给我说，当ta遭遇负面情绪的时候往往憎恶、讨厌，受不了自己。当我们遭遇生气、愤怒、悲伤、痛苦、无助、羞愧、绝望等情绪的时候，批判的大脑会跳出来，总在那儿责备自己。“你太没用了！”“我真受不了你！”“我讨厌你。”于是我们不仅遭遇之前的负面情绪，又添了自责，这感觉太痛苦了，以致我们的内心只想赶紧脱离这痛苦，无法忍受与这负面的情绪相处哪怕一秒钟。
我自己常常如此，因某事恐惧、生气时，带着羞愧会自责。前段时间，某大学邀请我作演讲嘉宾，去参加一个公益性的演讲大会。当时我欣然同意，也写了演讲稿，之后要安排一次视频试讲活动，但是随着试讲日期临近，我一天比一天焦虑，害怕自己讲得不好，我害怕试讲失败。我甚至想象自己站在200人的会场，颤抖、磕磕绊绊地在台上演讲，底下的观众发出笑声的场景。恐惧与压力让我喘不过气，也让我没有心思好好准备演讲。在视频试讲时我很紧张，又受到对方花了不少时间弄音频和视频设备的影响，可想而知，那次试讲虽谈不上很糟糕，但是一点也不成功，也无法让我自己和对方满意。对接的小姑娘提出再安排一次试讲，可是我已经被自己的恐惧牢牢控制了，还有羞愧、自责、负面的自我评价围追堵截。“你的表现实在太差了。”“你实在太没用，太懦弱了。”所以，我的内心根本无法动弹，只想尽快脱离这恐惧与压力重重的境况。第二天我告诉她自己严重的恐惧与不自信，同时带着深深的歉意告诉她我不参加演讲了，好在对方很理解我，也不勉强，我整个人才彻底放松下来。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却开启我探索自己恐惧的来源，也让我明白遭遇负面情绪时，唯有直面，唯有接受，才有出路。
Feel the Fear and Do It Anyway一书说，恐惧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恐惧事情本身；
第二个层次是害怕失去背后的价值；
第三个层次是真正的恐惧，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应对这个失去。
比如我害怕面对许多观众演讲这事情，就包含了这三层恐惧。我害怕演讲本身，害怕讲砸没面子，害怕没有办法，没有能力面对讲砸之后的状况。如果当时，我敢于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而不是逃避，我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觉得讲砸也没什么大不了，我相信那时我不会逃避。
我有个朋友第一次做主持人，她在台上紧张得口齿不清、脸色苍白，全身颤抖之际，她的内心升起这样一个声音：“失败了又怎样！失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当接受了最坏的结果，认为失败了也不能把她怎么样时，她就变得镇定和从容了。克服了最初的恐惧之后，她的第一次主持很成功。很多人会把这叫作“触底反弹”。已经到了最坏的情况，之后的情况就会变好。恐惧像一个欺软怕硬的主，当你触及它的底线，转过脸去直面它，准备跟它大干一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是的，但我想重点强调的是：真正的勇气并不是能够做到控制恐惧、摆脱恐惧，而是做到不逃避、不自欺、不缴械投降，始终直视恐惧，全然接受恐惧，并与恐惧和平共处，一起同行。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就讲了一个与恐惧同行的故事。印度少年派因遭遇海难，被迫与一只巨大的老虎理查德·帕克待在同一艘救生船上，一开始他对老虎极端恐惧，为了躲避凶残的老虎，将自己挂在船尾的一根杆上，离老虎远远的。后来他开始转过身来，直面老虎，他敢于直接与它对视，对着它大声嘶吼，开始像马戏团里的驯兽师那样驯服老虎，在恐惧中学习如何制造钓竿，如何捕鱼，如何寻找淡水，以及如何利用鱼肉和木棍，这样循序渐进地让帕克学会了安静，从而赢得一个和平相处的局面。到后来他甚至可以杀死老虎，但是他没有，而是选择与恐惧同行。他说：“对他的恐惧让我保持清醒，照顾他的需求让我得到意义。”
面对恐惧如此，面对其他的负面情绪也是如此。当你开始亲近它、直视它，并接受一切时，你会发现负面情绪的来源，看清它真实的样子，你会找到一个更真实的自我，发现更有力量的内在。当你进一步去拥抱自己的负能量时，与它共处时你会有所成长，变得强大。你亲近它、直面它、理解它、接受它时，一切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你的负面情绪就像一阵风吹来的一朵乌云，一会儿又被一阵风吹走了。
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罗杰斯说：“当我尝试着聆听自己，聆听发生在我身上的经验时，当我尝试把这同样的聆听态度更多地传达给另一个人时，我就越发地尊重复杂的生活过程。我越单纯地希望成为我自己，越希望能够理解和接受我自己以及他人内在的真实，就越有可能激发出较多的变化。”
请你亲近并接受负能量，同时也一并亲近和接受拥有负能量的自己，无论这是盛怒的自己，还是悲伤无助的自己，或者恐惧不安又脆弱的自己，都请你一并接受吧。因为这样的你是那么真实，那么值得爱与被爱。
灵魂的距离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
一、语言有时有助理解，有时也是误会的开始
我们常说，要做到理解他人、接纳他人。但知易行难，理论是一回事，实践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要做到理解与接纳他人并不容易。在沟通和理解的层面上，我常常怀疑一些词汇表达的含义并不经常存在，如“完全理解”“感同身受”“深有同感”“余心有戚戚焉”等，大量存在的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对牛鼓簧”的现象。因为无论外貌、语言、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思维模式还是表达方法，我们每个人都千差万别，是那样不同，要做到理解与接纳谈何容易，更何况还要达到深沉的程度。我甚至偏执地认为就算两个人面临同样的境地，有同样的行为，内心一样感受到愉悦或者痛苦，如果这愉悦或痛苦的感受是有具体指标的，如形状、颜色、软硬程度等，我相信这两个人的指标也会不同。就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我觉得世上也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感受。
有一个有意思的笑话，说，一老外上餐馆吃饭，问女服务员：“小姐，睡觉一晚多少钱？”结果被服务员大骂臭流氓。其实老外很无辜，他问的问题是：“小姐，水饺一碗多少钱？”这个老外说汉语引起误会的笑话非常经典，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对于老外来说，现代汉语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四声是相当难学的，他们往往由于没有把握好声调闹笑话。
因为语言不同引起了误会的例子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我有个朋友在日本的餐馆打工，顾客跟她说，请给我纸巾，我要擦鼻水。由于她日语不好，只听懂“水”这个词，凭借自己的猜测，她给顾客倒了一杯水，结果闹了笑话。
《圣经·创世纪》第11章里有个巴别塔的故事，试图为世上出现的不同语言提供解释。故事说，原来人们说一种语言，拥有一样的口音，他们齐心协力要建一座通天塔，已建成的塔繁华美丽、高耸入云。此举惊动了上帝，上帝想阻止这个工作，于是让人们说不同的语言，当语言不通时，这个塔便建不下去了。“巴别塔”隐喻人类情感交流受阻，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就算我们有同样的语言，人与人交流的阻碍也依然存在，沟通时还是会产生误会。阻碍的因素有说话时的噪声干扰、注意力不集中、肢体语言、观念习俗、思维模式、表达与倾听的方法等。
印度人平时表示赞成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晃”头，头像倒过来的钟摆一样晃，不懂印度肢体语言的人会以为他们在摇头，在表达“不”的意思，这就是肢体语言的不同导致的误会。
《水浒传》中宋江出于好心纳了卖身葬父的阎婆惜为妾，买下乌龙院金屋藏娇后，因为怕别人说闲话，所以很少去看望阎婆惜。听说学生张文远常去找阎婆惜，某一天，宋江就决定去探查一番。其中有段对话非常有趣。宋江问：“大姐，你白天都在做什么？”他其实是在探阎婆惜的口风。阎婆惜回答：“我干什么？我左手拿了一个蒜瓣，右手拿一杯凉水，我咬一口蒜瓣喝一口凉水，咬一口蒜瓣喝一口凉水，从东边走到西边，从西边走到东边……”阎婆惜想要传达的意思无非是生活无聊，却用了一大串无意义的话拐弯抹角地陈述。这种带有隐喻和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也同样会使交流受阻。
有一次，我做好一份红烧肉，将前一天的一小碗剩饭倒进锅中，与残留的酱汁翻炒。我跟男友说：“这份剩饭我吃吧。”男友带着不满抗议：“这么好吃的东西，你怎么不舍得分一点给我吃？”这句话让我吃惊不已，在我的观念中，剩饭不仅不好吃，吃剩饭也不利于身体健康。我的本意是自己吃剩饭，将今天新焖好的米饭留给他吃，这是一种爱的表达。而在他的语意中：炒饭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不应独享，要与喜欢的人一起分享。这种对比，暴露出我俩在“吃炒饭”这件小事情上持有的逻辑差异。
共同的语言有时有助于理解，有时也是误会的开始。语言本身会自设障碍，成为理解的绊脚石。池莉写过的一篇文章叫《话语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讲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长得比较难看、不会一句德语的中国女孩嫁给了一位德国人。朋友们都认为她为了梦想放弃语言交流，牺牲太大。但是几年后，发现虽然她依然只会说简单的对话，但和德国人养育了两个漂亮的混血儿，他们非常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告诉作者：“说话不重要，最简单的对话足够用，亲密的人之间，最重要的是眼睛，是表情和动作。”这真是接近于真理的体会啊！作者又说：“任何一种最细微的因素都能够改变话语的顺畅流通，使之产生多重意义。于是，我们的生活中便充满了絮叨，充满了隔阂和攻击，也充满了谩骂和扯皮。”
蒋勋在《孤独六讲》中关于语言孤独，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作者那时在巴黎读书，房东是个开餐馆的宁波人。有一天，他听到房东的妈妈——一个宁波老太太，在和一个法国人说话，说话速度很快。她以为老太太在说法语，仔细一听，才知道原来她说的不是法文，是音调如同唱Do Re Mi的宁波话。“宁波老太太说宁波话，法国老太太说法文，两个人说了很久很久，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误会——也没有机会误会，这是我第一次思考到，共同的语言是误会的开始。我们会和人吵架，觉得对方听不懂自己的心事，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影星苏菲·玛索做客杨澜的《天下女人》时，有网友问苏菲：“你是否因为貌美而收获更多爱情？”苏菲回答说：“爱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即便肤色不同，说着不一样的话，只要一颗心懂得另一颗心，理解便可达成，爱也在此间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