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亦曾对表达自由价值做过一个简洁而集中的概括。他说：“吾国立国先贤秉持有一信念，亦即，国家的最终目的乃是协助个人自由地发挥其天赋才能，并且国家在治理国事时必须深思熟虑，切不可仅凭一己之喜怒而恣意行事。他们认为，自由同时具有目的性及手段性之价值。他们相信快乐的秘诀在于自由，而能够享受自由的秘诀则在勇气。吾国之立国诸贤同时也相信自由自在思考以及把你的思考自由地表达出来乃是发现及散布真实政治之不二法门。如果缺少了言论及集会自由，讨论即不具有任何意义。有了言论及集会之自由，公众讨论即能发挥其平常之功能，提供大众一适当的保护以对抗邪说之散布横行。立国先贤也告诫吾人，对自由最大的危害就是人民的消极冷漠。他们认为参与公众讨论乃是人民之政治义务，这也是美国政府运作时之一项基本原则。虽然他们承认任何一种人为之制度都存有一些风险，但是立国先贤却强调，社会秩序之维持不能仅依持人们对刑罚的惧怕，对人们自由思想、未来的希望及想象力的吓阻是危险的；因为恐惧会导致自由的压抑；长期之压抑将导致怨愤；而怨愤则将威胁政府的稳定。欲求长治久安，必须给予人们机会以自由地讨论表达既存的委屈以及如何加以补救之道。”
以这段话为依据，博克将表达自由的价值归纳为四类：（1）促进个人才能之发展；（2）自由表达带来快乐；（3）促进社会的稳定；（4）保障政治真实之发现与传布。而尼莫则归纳为三类：（1）民主对话功能，亦即表达自由为一个民主自治的社会作出明智决定所必需；（2）自由表达本身就是目的，它是自我实现的组成部分；（3）言论自由是一个社会安全阀，缓解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爱默生教授则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能动的言论自由体制建立在四个主要前提之上：（1）作为“一种确保个体自我实现的手段”；（2）作为“一种增进智识和发现真理的基本过程”；（3）作为“一种社会全体成员参与决策的基本手段”；（4）作为“实现一个更具适应性并从而更稳定的社会的一种方式”。我国近年来对表达自由的研究逐步加强，对其价值也更为强调。甄树青在中国大陆第一本关于表达自由的专著《论表达自由》中，将表达自由的价值具体化为九种功能，分别是：健全人性功能；探索真理功能；弘扬民主功能；疏导社会功能；昌盛文化功能；捍卫自由功能；和平亲善功能；娱乐大众功能；润滑经济功能。
王锋则在归纳综合众多学者的观点后，指出表达自由有五种价值：知识碰撞与获致真理；健全民主与民主监督；健全人性与自我实现；社会疏导与和平亲善；推动经济与繁荣文化。复旦大学法学研究者侯建在《论言论自由及其限度》一文中，则将言论自由（即表达自由）的基本价值和近代社会的观念演变勾连起来，认为“言论自由的价值与近代社会的一定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观念构成逻辑上的根据，舍此根据，则无作为结果的价值。承认某种观念，即意味着要承认某种形式的言论自由或言论自由某一方面的价值。这些观念都包含着对于言论自由的某种价值的认可。因此归纳、梳理、彰显言论自由与近代社会的某些观念的渊源关系，以表明言论自由的深刻的理论根据，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言论自由在一个社会中所能发挥的价值，无疑是有助益的。这些观念主要是知识与真理观念、民主观念和有关人的观念等。”笔者愿在此结合自己的观点，转述其对这三种观念的历史梳理和内涵分析。
真理论或思想市场论
如果真理确是存在的，那么真理是绝对的、普遍的和不变的，还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和发展的？思想必须统一于某种真理还是允许有所背离？追求真理的方式是藉说服自由讨论还是藉强力和压迫？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决定了一个社会中言论自由的存在和限度。
当今之世，大体上绝对的真理观已为人们所扬弃，人们越来越多地推崇相对的真理观。如果真理是相对和有条件的，那么自由的讨论不仅必要，而且应当。近代以来，各种知识和学科的发展证明了真理的相对性。事物的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使得我们在某一阶段上获得的知识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只是为以后进一步的认识奠定了基础，而不能阻断后人的认识。除非一个时代能够使世界停止发展，并能够全部、正确地认识了停止发展之前的世界，便不能禁止后代的自由讨论。每一时代所认识的真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这种真理观是言论自由的知识论基础。
笔者愿在侯健博士所阐述的基础上，引入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论以深化表达自由的价值。对真理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哲学的重要内容，不同时期对真理的理解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本体论范式主导时期，真理被认为是世界本原的属性、规律和特性。而到认识论范式主导时期，本体论真理观则被真理符合论所取代，所谓真理符合论指命题表达的内容与客观事物的本质相符。可以说，这是至今为止仍然通行于世的观点。但哈贝马斯则对之大加批驳，并指出真理符合论忽视了作为交往中介物的语言在真理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基于此，他提出真理共识论，认为，所谓真理就是人际间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的实现，真理是话语主体通过言语交往而达成的共识，检验真理的尺度并非其是否与客观世界相吻合，而是主体之间形成的共识。可见，在哈贝马斯看来，言语行为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的过程亦即合理论证的过程。而这种真理共识达成的前提就是主体的表达自由。
民主参与论
民主观念的核心是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近代以来，这种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即政府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与授权的基础之上，政府是人民的代理人。
“人民主权”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成为最流行的政治话语。这种观念实践上来源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上来源于约翰·洛克等人的学说。洛克等人认为，人民亦即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有着法律不能剥夺或取消的自然权利，出于理性的考虑，个人将自然权利的一部分让与政府，俾使自然权利获得更妥当的保障，政府的目的亦在于此，而且政府是权力有限的政府。
这种观念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利益最深切的了解者和最忠实的关心者，因此每一个人对于影响到他的利益的公共决定都有发言和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权利。这种观念还认为，个人享有一个不可侵犯的私人生活空间，个人的价值藉自己的行动来体现。这种私人空间意味着他的思考与言论的自由。
与民主观念相对立的是专制思想。专制主义有很多种，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视人民从属于统治者。而民主理论正相反，视执政者从属于人民，为人民的代理人。专制思想认为，人民议论国事超越他们的本分，批评政府更是大逆不道。而民主观念认为，既然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人民的同意和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存在，由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所以人民批评政府为理所当然。
民主参与的观念对表达自由的意义重大。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在宪政体制下，表达自由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通过实现表达自由而获取真理，因为作为一种法权，其价值目标取向首先是权利，而不是所谓真理，是通过实现表达自由而制约政府的权力。因此，所表达的内容是否正确不是其能否公开发布的根据，表达自由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对于民主宪政具有的实现价值。
而李敖则在他1983年时《与虎谋皮的先决条件》一文中指出“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其中第三个条件就是“表现自由”，其英文表达式为“free dom of ex-pression”，也就是本文所讲的表达自由。他写到：“思想辩证是‘实行民主’的心理条件，‘菁英’抗暴是‘实行民主’的先驱条件，在这两个重点以外，‘表现自由’（free dom of expression）是最根本的，它是‘实行民主’的‘武器’条件。”李敖引用明朝沈明臣的两句诗来说明暴政的恐怖。诗曰：“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李敖感叹道：“‘杀人如草’是恐怖的，但是‘杀人如草不闻声’更是恐怖的扩大与延续。只有让声音出来，才是消灭恐怖的起点，而‘表现自由’、‘意见自由’，就是这种扬声器。”最后，他举美国、日本甚至菲律宾为例证，说明没有“表现自由”的地方，就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这从反面印证了表达自由的民主参与价值。
自我实现论
在有关人的观念中，民智未开一向是各种形式的压制言论自由的理由。民智未开不仅用来指民众的理性水平不足，而且指他们在道德上是不能自立的。
当民众的理性水平不足时，他们便不能够对纷繁复杂的各种意见和观点作出正确的分析和明智的判断；当他们在道德上不能自立时，他们就易于受到各种“危险性”言论的蛊惑，就有堕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接受高明人士的指导，必须将他们与各种“危险性”言论隔绝开来，同时也必须肃清他们本身的“危险性”言论。这种观念的实质是人们在理性与道德能力上的不平等。它主张领袖与群众判然有别，只有少数人堪膺领袖的重任。领袖的理性、智慧、经验和道德品质高人一等，总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领袖掌握着一切的真理，因此也必须掌握着芸芸众生的灵魂与舌头。压制言论自由的思想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神学的，另一个是世俗的。
近代以来，人被视为自由意志的主体，意即道德自治的主体。除开某些例外情况外，每个人皆被认为有能力评判某事某物的道德意义，从而决定接受还是拒绝，有能力判断自己行为的道德意义，并且有能力控制它和承受它所带来的后果。说一个人或一群人需要接受他人的道德指导，即是在表明他们在道德品性上存在着等级区分。这种说法违背道德自治的原则。这意味着，只要一个人的行为对社会没有构成危害，他都可以自由选择外在的信息以发展自己的道德个性。政府不能借口保护公民的道德不受污染而将公民与“非道德的”信息和意见隔离开来，否则政府便是一个道德教化的机构而凌越一般公民的品行之上。
当代则明确主张表达自由的价值之一就是个体的自我实现。马丁·雷迪士在《表达自由的价值》（frees peech）一文中提出：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表达自由的原因，或者说表达自由的价值，就是个体的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保护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表达自由可以帮助个体发展他的能力和本领，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体身上的潜质；其二，人的一生需要在许多影响其生活、前途、提升的问题上做出决策，这些决策会影响个体发展的方向，而只有在信息、意见、观点不受无端限制地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只有在个体能够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信息，结合自己过去的经验作出决策的时候，这种决策才能最有利于个体，其人生的价值也才会更加圆满地实现。相反，如果信息不能自由流动，观点、意见不能自由交流，个体不能由着自己掌握的情况、信息，运用自己理性思考的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个体的存在就会失去意义。这三种观念分别对应表达自由的三种基本价值：（1）增进知识与获致真理；（2）维持与健全民主政治；（3）维护与促进个人价值。它们构成表达自由的逻辑前提和根据。
最后侯建在对与表达自由相关的观念进行历史爬梳的基础上，结合爱默生教授总结的框架，认为“维持一个有效的言论自由制度，有助于：（1）增进知识与获致真理；（2）维持与健全民主政治；（3）维护与促进个人价值。并认为言论自由具有以下两种重要的衍生价值：（1）达成社会的稳定与变化之间的和谐以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2）推动和繁荣文化建设。虽然分列这几种价值，但是用以支持和说明它们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易言之，它们是相互支持和相互说明的。”可以清晰地看出，前面提到的王锋给表达自由总结的五种价值，基本就是脱胎于侯建的框架：表达自由具有三个基本价值和两个衍生价值。相关论述已经汗牛充栋，在此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