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谈政治”的情结及其一厢情愿
胡适的天性大概就是喜欢政治的。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热衷于考察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还曾实地观察美国的选举，现场聆听总统候选人的演说，实地观察选民的投票。1916年11月9日在美国的胡适是这样记下日记的：余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与闻之。不独与闻之也，又将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附于吾所以为近是之一派，与之同其得失喜惧。故吾居绮色佳时，每有本城选举，我辄有所附同，亦有所攻斥。于全国选举亦然。一九一二年，我衣襟上戴Bull Moose（野鹿）徽章两月，以示主张进步党也。去年则主张纽约女子参政权运动。今年则主张威氏之连任。显然，胡适是带着极大的兴趣去对待美国社会的政治与社会改良活动的。
他不仅观察，还实地参与，并且很认真地在参加竞选的两党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胡适绝不是简单凭兴趣投身其中的，他把自己视为社会一分子，而社会一分子是不能对社会活动冷眼旁观的。他当天的日记还有他解释热衷政治的原因：
此种行为，人或嗤之，以为稚气。其实我颇以此自豪。盖吾人所居，即是吾人之社会，其地之公益事业，皆足供吾人之研究。若不自认为此社会之一分子，决不能知其中人士之观察点，即有所见及，终是皮毛耳。若自认为其中之一人，以其人之事业利害，认为吾之事业利害，则观察之点既同，观察之结果自更亲切矣。且此种阅历，可养成一种留心公益事业之习惯，今人身居一地，乃视其地之利害得失若不相关，则其人他日归国，岂遽尔便能热心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害得失乎？
看来，胡适当时在美国热心美国的政治与社会活动，既因为他是美国社会临时的一员，要责无旁贷地关心公益事业；也因为立志要改造中国社会，所以有意识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这个“他山之石”，而要真正了解美国，就得沉下心来，像一位美国人那样尽可能多地融入美国社会，转换角色，换位思考，自然感受更深。胡适的态度是对的。
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特别是总统选举给青年胡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甚至影响到胡适的一生。1922年，胡适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工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当1912至1916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1937年胡适回忆说，“我在美国七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施行”，专门学习政治理论和制度，而且运气不错，政治学的老师Samuelp.Orth并非纸上谈兵之辈，“做过多年实际政治改革”。这位先生“教我们‘政党论’，从不用书本子；那年正当1912的大选年，他教我们每人每天看三个大党（那年罗斯福组织了进步党）的三种代表报纸，每周做报告；并且每人必须参加各党的竞选演说会场；此外，我们每人必须搜集四十八邦的‘选举舞弊法’，作比较的分析。……我对于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完全是因为我曾实地观察这种政治的施行，从实地观察上觉悟到这种政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理想制度，不过是一种有伸缩余地，可以逐渐改进，逐渐推广政权的常识政治。”
胡适之所以发起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本人喜欢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充当领军挂帅的人物，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领域那个特有的“胡适”而不是别的什么形象，归根结底是美国政治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影响和塑造的结果。如同胡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所说的，他在美国参加的同选举有关的各种集会，特别是康奈尔大学的两位教授分别代表民主党和进步党进行辩论的集会，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批教授们直接参加国家大政的事，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可以说，由这些集会引起我的兴趣也一直影响了我以后一生的生活”。胡适在美国读书期间也同样关注中国的政治，并对政治的弊端有着较深刻的认识，他1916年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吾国几十年来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无有罗盘，不知方向，但能随风漂泊。这种漂泊（Drift），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终身无成；一国犯之，终归灭亡。”胡适在日记中针对“漂泊”提出了改进的设想：
中国应定什么方针，我亦不配高谈。总之，须要先行通盘打算，照着国外大势，国内情形，定下立国大计，期于若干年内造多少铁路，立多少学堂，办几个大学，练多少兵，造多少船（依吾的意思，海军尽可全行不办；因办海军已成无望之政策，不如把全力办陆军，如法国近年政策，即是此意。），造几所军需制造厂；币制如何改良，租税如何改良，人口税则如何协商改良；外交政策应联何国，应防何国，如何联之，如何防之；法律改良应注重何点，如何可以收回治外法权，如何可以收回租借地：……凡此种种，皆须有一定方针然后可以下手。若至今尚照从前的漂泊政策，则中国之亡，“岂复须大疾”吗？然而，从美国留学归国的胡适最初是打定主意不谈政治、不干政治的，而如此立志却是受1917年张勋复辟时国内舆论界、教育界缄口沉默的刺激所致，其情况如同1922年胡适所回忆的：“1917年7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显然，胡适痛感中国人尤其属于精英阶层的知识界的普遍麻木和愚昧是民主制度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专制人物可以为所欲为的原因，因此中国必须要搞一场类似西欧文艺复兴那样的一场运动，进行文化重建、道德重建，在普及科学、繁荣文艺和解放思想等方面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
换言之，也就是要补上类似于西欧反封建大革命之前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课程。胡适的设想是，文艺复兴非朝日可成，只有心无旁骛，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方能日臻完善。如同《胡适口述自传》中说的，他曾向北京大学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同事们建议：“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我并且特别地指出我们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胡适眼里的“政治”，应该是指现实的政治，也就是政治制度、政局、政策、施政及政坛人物，所谓“不谈”，也就是不以公开形式对“政治”进行直接评价；所谓“不干”，就是不从政。但胡适从美国回来后毕竟生活在一个充斥着黑暗政治的社会之中，他埋头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理想时时处处与政治现实相矛盾、相冲突，他做不到心如止水，必然主动或被动、理性或非理性地一步一步地靠近现实的政治。独处世外桃源，完全置身政治之外大概只能是一厢情愿。胡适认为他自美国留学归来到创办《努力周报》之前，仅有一次破例“谈”了政治，他说：“我这四年多以来，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内中只有一篇曾琦《国体与青年》的短序是谈政治的，其余的文字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
胡适是怎样“谈政治”的呢？我们来看：去年总算是“中华民国”的大选举的一年。有省议会的选举，有国会的选举，又有大总统的选举。但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却完全不曾与闻这种大选举，完全由几路财神和一班武人、政客随意支配，糊里糊涂的就派出十几个省议会和一个“新国会”来了。这个财神、武人、政客派出的“国会”里又糊里糊涂的选出一个“大总统”来了。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真容易做！我们中华民国的青年肩上的担子真轻！张勋复辟帝制失败后，冯国璋当起了代总统。到了1918年10月，冯的代总统任期届满，于是一向与冯国璋明争暗斗的段祺瑞指使徐树铮，利用“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把冯国璋赶下台，“选举”徐世昌为新一届大总统。整个“选举”过程，充斥着肮脏的交易，军阀、政客、财阀视选举规则为无物，编织出一幕幕武力、金钱和权力相互勾结的政治丑剧。胡适所作书序对此深感气愤，但胡适认为，固然“财神、武人、政客”足够卑鄙和无耻，但出现这种“选举”结局，国民特别是青年人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青年人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去严肃、有效地履行自己的政治权利，那些操纵选举的家伙们也是很难得逞的。胡适说：
我们中华民国的青年应该知道这种政治的腐败黑暗，别无他种救济的方法，只有一种方法，须要全国青年出来竭力干涉各地的选举，须要全国青年出来做各地选举的监督。
……
……那些委派或任命的官吏现在且不必说，单说那些议员。既然名义上是由我们选举的，我们就应该保守这“选举”的权利。有选举资格的自然应该去投票，自然应该监督选举，就是那些未成年的少年也应该结成团体，调查选举内容，监督选举场所，宣布选举黑幕。……
政治的肃清不是大总统一张上任告示就可以办到的，须要全国的青年公民大家都爱护共和国体的觉悟，大家都有保护公权的观念，大家都有痛恨贪官污吏、无耻政客的心理，大家都有不惜因纠察选举而起大革命的胆子。如此才可以使财神失其灵，武人失其威，政客奸人失其伎俩。如此方才是“青年”对于“国体”的尽忠。这样一篇专门抨击黑暗选举、寄希望于青年国民有效行使政治权利的书序，的确算得上是真正的政治论文，一篇抨击国内恶劣政治制度的论文。
胡适还说过，他的另外与“谈政治”有关的文章，就是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后他接办《每周评论》，在上面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站在实验主义的立场上，声称发表此文是因为看不惯当时中国“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胡适原本准备多发表有关文章，深入“谈”“政治问题”，但未能如愿，因为《每周评论》很快就被军阀查封了。所以胡适自嘲《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仅算作政论“导言”，正式的“文本”胎死腹中了。
胡适在《努力周报》之前的谈政治除了上面所说两篇论说文章，还有演讲等。5月9日是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日”，1921年5月9日胡适受邀到清华园演讲《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胡适的演讲中主张废止纪念，理由是：
（1）机械的纪念全无意思。
（2）四年五月九日之屈伏不是纪念，五九以来可以纪念的国耻多着呢！如①五年的帝制；②六年的三大政变；③七年的无数日本借款；④安福的国会与政府；⑤外交的失败。
（3）纪念过去使我们忘记现在。
（4）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
这个“谈政治”的演讲着眼于批评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并试图激励国人勤奋努力，埋头苦干，把国家搞好，用实际行动爱国。胡适自我评价说，“这篇演说似乎不大受欢迎，但这是我第一次在演说台上谈政治。”胡适日记并没有说明演讲不受欢迎的原因，但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听众可能并不认为纪念“五九”国耻与抨击军阀倒行逆施及发奋努力之间是矛盾的，或许有的青年人会认为取消纪念是不爱国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这次“谈政治”的性质，或许在于想让听众明白，最可取的是“不谈政治”。实际上，在创办《努力周报》之前，胡适公开“谈政治”还不止上边他自己所说的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