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人生道路，似乎应该以《努力周报》为转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胡适在《新青年》时代是不主张“谈政治”的，理由是坏的政治源于坏的社会基础，要彻底改善政治，就得建立一个好的社会基础；好的社会基础要由好的民众来体现，要改变民众的素质，就得靠长期不懈的启蒙，即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但新文化运动刚刚落幕，甚至登台的演员还没有完全卸妆，胡适就在友人丁文江的极力主张和劝说下，办起来了《努力周报》。周报的前期主打的是论政牌，后期则鲜明地举起了思想革命的大旗。论政的无功而返，令胡适等人似乎又回到了“不谈政治”的原点：他们决定休整一段时间待条件成熟后，办《努力月刊》，从事思想革命。然而，即便在酝酿下一步计划的过程中，胡适等同人在继续办周报还是月刊上一直犹豫不决。最终月刊没有出世，但同人们似乎更倾向于办周报，理由如同任鸿隽所说的：政治太坏，月刊论政有些力不从心。其后，胡适等人把精力放在了《现代评论》上。
《现代评论》是一本周刊，不是胡适创办的，主编也不是胡适。这是一本论政、启蒙内容兼有的刊物，启蒙类的多属于学术研究论文，也有一些文学作品。这是一本四平八稳的刊物，棱角不显著，锋芒不突出，论政不尖锐，倒是陈源（陈西滢）和鲁迅之间的笔账文章登了不少（如今看来，这类文章中有不少应该算作非原则性的意气用事）。尽管胡适不是《现代评论》的主笔，但依胡适的地位和影响，他必然会在刊物中扮演着非同一般的角色。胡适为刊物撰写学术论文，也发表时评。一系列的动作表明，胡适显然已经从留美归来的“不谈政治”的立场上改弦易辙了。胡适的新轨道的第一颗道钉，就是《努力周报》的创办，确切来说是周报发刊词《努力歌》。
《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时期应该算作胡适的“双轨制”阶段——论政与启蒙并行，有时论政为主，有时启蒙为主。《新月》的初衷，是要办成一个地道的启蒙刊物，特别是进行思想革命的启蒙刊物，如同徐志摩写的《〈新月〉的态度》所说的，“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不敢赞许伤感与狂热”，“不崇拜任何的偏激”，“不能归附功利”，反对“标语与主义”，“我们相信一部纯正的思想是人生改造的第一个需要。纯正的思想是活泼的新鲜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胜，可以消灭一切致病的微菌。纯正的思想，是我们自身活力得到解放以后自然的产物，不是租借来的零星的工具，也不是稗贩来的琐碎的技术。我们先求解放我们的活力”。
《新月》最初一段时间也的确没有直接涉及政治，缠绵朦胧的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和清丽温情的《再别康桥》就是发表于《新月》上的，胡适的作品则有谈翻译、译诗及《禅学古史考》等。但刚刚上台执政的国民党政治极权和思想控制的程度远远超过北洋政府，“学阀”“侵略”“反革命”的大帽子漫天飞舞，使得爱好自由的胡适等人忍耐不住了。于是国民党夺取政权后国统区最大的一场论政风波“人权运动”在《新月》上揭开了帷幕。这说明，胡适不再继续恪守“不谈政治”的“约法三章”了。如果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和《新月》时代胡适还是论政、启蒙兼顾的话，那么到了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则标志着胡适办刊告别了思想革命，放弃了“双轨制”，走上了完全意义上的单一论政的道路。可见，《努力周报》作为转折点在胡适人生道路上的意义。
从1917年胡适立下“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到20年代年论政、启蒙的“双轨制”，不过5年；再到30年代初专谈政治，前后共历15年。这个变化说明了什么呢？是胡适有野心，想当官吗？不是的。胡适一生，对从政并没有显示出兴趣，也没当过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官员。20年代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任校长是临时“救火”，因为原校长在学潮面前束手无策，胡适根本没打算长干；30年代汪精卫送上门的教育部长他不稀罕；抗战时出任驻美国大使是为民族救亡效力，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与40年代后期的北大校长性质差不多。
胡适谈政治，是因为他觉得思想革命远水不解近渴，有点儿阳春白雪，影响有限，形成了启蒙者“启蒙”自己的尴尬局面；中国政局太坏了，坏政局下居然没有挺身而出的批评家，他担心政治局面会进一步败坏，从而导致思想革命不仅没有成果，甚至已有成绩也会一朝丢失殆尽。胡适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在恶劣的政治面前，勇于抵制和袖手旁观的最终效果是大不一样的。中国人长期以来受专制政治的深重迫害，对政治如临深渊，避犹不及，这反过来倒会进一步助长专制势力的淫威和气焰。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批评政治，除了唤醒民众外，也会对统治者起到警告的作用，使得统治者不得不有所忌惮、收敛，对已有的启蒙成果也会起到捍卫的作用。既然胡适谈政治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那就说明是政治良知和勇气驱使他站在他自认为正确的实验主义立场上去批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黑暗、腐败、专制的政治统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