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学术机构和地区学术影响研究报告（2000-2004）(1)

——基于CSSCI的分析

■段京肃、白云

像其他任何一个学科一样，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研究中，起关键作用或惟一作用的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水平直接决定了该学科在整个科学研究领域的水平，决定了该学科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也就决定了该学科在科学研究中的命运。所以在科学研究中，人们始终很关心本学科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情况，尤其是那些知名的学者和知名的研究机构，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关注到了对学者和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除了对已经故世的、在学科发展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外，也有对目前仍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学者和研究机构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些优秀的成果。本文是在CSSCI的帮助下，通过对CSSCI全部数据的分析，得到关于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主要作者和主要研究机构的情况。限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这里提供的是2000-2004年五年间的情况。本文的着眼点完全是客观的分析，不做主观的评价，更无“学术排名”的意思，因为无论是学者个人，还是学术机构，其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并不能完全凭借发表论文的数量来确定。

一、作者学术影响分析

同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情况相类似，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的作者主要包括：

高等学校教师、高校研究生、中央和省级新闻传播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各类新闻传播媒体的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近年来随着新闻传播类研究活动的活跃，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人员，已经扩大到与未来信息社会有关的几乎所有领域的人员。不同领域的学者同时介入这一领域，既反映了该学科不断扩大的学术包含力量，又反映出了新闻传播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一）学者发文统计分析

表1给出的是2000-2004年间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作者的数量。由数据可以看出在这五年间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的作者数量相对比较稳定，与其他学科相比作者的数量增加幅度不够大。作者的总数由5326人增加到6070，平均每年增加100多人。

作者个数（合并同名作者）由4435人增加到4855人，平均每年增加近100人。增长幅度较大的是被引作者数，由4444人增加到7980人，平均每年增加近千人。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是作为论文作者主力的高校教师数量相对稳定，一些新办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师在学术研究中尚未拿出足够的研究成果；二是新闻传播类专业的研究生进入新闻传播实践领域的时间还不够长，在学术研究中还不能唱主角；三是在新闻传播实践领域中的许多作者在完成了升职需要的“硬件”后不再撰写论文。

表2给出了2000-2004年间新闻学与传播学发表论文最多的前52位作者，表中的排序以5年间发表论文的总量多少排列，论文数量的计算方法按照CSSCI的惯例，将每篇文献的分值限定为1，当出现多个作者合作的情况时，按照一定的权重分配这个1。两人合作时，第一作者得0.6分，第二作者得0.4分；三人合作时，第一作者0.6，第二作者0.25，第三作者0.15；四人合作时，第一作者0.6，第二作者0.2，以后每人0.1。需要说明的是表中给出的发表论文的数量不是每一位作者在5年间发表论文的总数，这里统计的只是作者所发表的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的数量。

通过对表2中名列前52位的学者进行查询和统计，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中享有盛名，有90％以上的为教授、研究员或兼职教授，其余人员也都是本领域中有影响力的优秀中青年学者。这52名学者中大多数又来自全国各高校，他们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华通讯社、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也有学者进入（有关的杂志如《中国记者》、《中国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分属于上述的单位或系统）。从进入表中的学者所属的单位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有6人和5人进入，表现出了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教学与研究老牌基地的实力，反映出了他们具有雄厚的研究基础、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和良好的研究团队。南京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分别有4人和2人进入，反映了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学术团队不断扩大的趋势，也表现出了综合性院校和专业型院校的各自优势。除此而外，清华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也有学者进入。

（二）学者论文被引统计分析

在CSSCI中，新闻学与传播学论文平均每年引用的文章作者约为5741人，其中2000年为4444人，2001年为3933人，2002年为5492人，2003年为6857人，2004年被引人数已达7980人。可以看出，这几年中被引人数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对照相关的数字，2000-2004年中每位作者年平均被引达到了1.63篇，表3给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被引次数最多的前41位作者。表中没有将被引很多的革命导师和已经过世多年的学者如鲁迅、梁启超等人的被引情况列出。

如果同其他学科比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被引情况是不乐观的。被引超过100次的只有3人（陈浩元125次、喻国明116次、王立名112次），与本学科最接近的图书情报档案学中被引超过100次的学者有将近50人。为了准确反映每位学者在本学科领域的实际影响力，我们专列了排除自引后的结果一栏。分析表3可以看出，它更能表现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的实际影响力，可以说表中的学者都是目前在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中正在产生实际影响的重要学者。虽然由于表格的限制有些有影响的学者未能收入其中，但表中的数字足以说明目前在本学科领域中有影响的学者的情况。老一辈的学者仍然在发挥重要影响的数量已经不多：方汉奇、甘惜分；正在步入老年的一批学者是目前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旗帜性人物：李良荣、刘建明、童兵、魏永征、孙旭培等，他们为我国新时期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曾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青年学者则是本学科领域中目前的主力军：陈浩元、陈力丹、喻国明、郭镇之、张国良、展江、胡正荣、黄升民、李希光、黄旦、陆晔等，他们正在主宰目前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潮流。值得注意的是，在表2中所列出的发表论文数量靠前的一些学者，在表3中的排名却很靠后，或者干脆榜上无名，而一些发表论文数量不多的学者在被引数量上却很靠前，这充分说明学术研究绝不仅仅是靠数量取胜的，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更应注意提高研究的学术含量，尽可能避免目前存在的“自言自语”的状况。

对被引次数最多的学者所属单位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都各有5位以上的学者进入，清华大学有3位进入。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等自然科学技术期刊编辑部门有许多许多学者进入，充分反映了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对论文的规范性、科学性和论文发表过程的规范性的重视。这是值得本学科领域中其他学者和论文发表媒体所学习的。

（三）作者合作研究分析

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这似乎是大家的共识。但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学者们的合作研究，尤其是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并不突出，总的合作度明显低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合作度，其合作论文数只占论文总数的15％左右（人文社会科学的合作比例为26.9％）。如果同自然科学领域相比，如此之低的合作度更令人感到不安。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分析》的数据，中国科技论文的合著比例已经超过了80％。虽然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体性比自然科学要强一些，但在现代科学发展的潮流面前，这种合作度很低的研究状况仍然值得深思。

表4给出的是2000-2004年间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合作发表论文的情况。

如果对合作情况再作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在高校学者的许多合作主要是研究生导师同自己所指导的研究生的合作，这种合作虽然也无可非议，但同我们所倡导的不同学者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毕竟不是一回事。其中也不排除学生借老师之名完成任务的情况。从今后的发展情况看，合作发表成果仍然将不会有大的发展，在高校和一些科研部门对学术成果的认定和计酬方式都决定了论文发表将仍然以个人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