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比较研究中，转型模式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渐进和激进是社会转型两种主要模式，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对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社会子系统，中俄传媒系统的转型同样体现出渐进和激进的不同模式选择，对二者进行辩证的比较，对于两国传媒发展，特别是从未来的路径选择来看，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节模式与转型
模式（Pattern）最早用于建筑学，后广泛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也成为经济、社会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模式一词指涉甚广，关于其内涵有多种描述，如模式表示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形式；模式是标志物件之间隐藏的规律关系，而这些物件并不必然是图像、图案，也可以是数字、抽象的关系，甚至思维的方式；模式是前人积累经验的抽象和升华，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是解决问题的经验的总结。只要是一再重复出现的事物，就可能存在某种模式；模式是对客观事物内外部机制直观而简洁的描述，它是理论的简化形式，可以向人们提供客观事物的整体内容，等等。从上述定义来看，模式实际上是客观事物发展、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概括，各个学科和行业均必然存在自己的模式，这也是模式一词广泛用于各个学科领域研究的主要原因。
从社会转型研究角度来看，模式也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世界各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变迁，都是以建立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实现多元文化为目标，在诸多方面具有共通性，但由于各国的初始条件、资源优势、时空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也会反映出不同的转型规律。对这种不同规律的理论化、简单化、抽象化的概括，就形成了各国不同的转型模式。
从当代世界各国的转型规律来看，转型模式主要体现在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包括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为代表的激进转型模式，和以市场社会主义为指导，包括中国、越南、匈牙利等国为代表的渐进转型模式。这两种模式的不同选择也最终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其中1989年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激进转型，其主要特征就是尽可能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尽可能快的私有化，并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强硬措施，即经济自由化、快速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化，其中宏观经济稳定化主要指政治民主化。北京共识为代表的渐进转型，则体现出转型经验的独立性特征，认为社会转型不是先验的，而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强调必须在国家的有效控制下，以坚持传统体制的延续性、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稳定发展为前提，通过实验方式阶段式的稳步推进。
就激进转型模式和渐进转型模式比较而言，关海庭教授在其专著《中俄体制转型的模式比较》中，对两者的内涵差别有过深刻论述。他指出：从原有体制触动的真正起点来看，激进转型模式以政治体制转型为起点；而渐进转型模式以经济体制，特别是以生产关系较为简单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从原有体制触动方式来看，激进改革一开始就对旧体制进行改革，以此为新体制的成长铺平道路，是总体推进的改革，渐进式改革是先在旧体制周围建立起新体制，造成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通过比较逐步改革旧的体制，是部分的逐步展开的过程；从对原有体制中关键因素采取的具体措施来看，激进改革倡导不经过实验，一步到位，而渐进改革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总要先进行实验。总之，在当代世界各国的转型过程中，激进转型模式和渐进转型模式，体现的是首先进行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的问题，是由内向外，还是由外向内的问题。世界各国社会变迁中两种不同模式的施行，建构了错综复杂的社会转型现象，使得各国转型路径、内容、绩效的探索和比较研究，成为当代多个学科的热门话题。中俄社会渐进和激进模式转型的比较，更是成为代表性的研究范本，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为分析中俄两国传媒转型模式提供了条件。
第二节中俄传媒转型的模式选择
显而易见，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大系统的转型模式选择，也会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具体反映，以大众传媒为主要构成要素，作为社会重要子系统的信息传播系统的转型模式选择也不例外。中俄社会转型体现出渐进与激进的模式差异，在两国传媒转型的过程中，从模式选择的角度来看，同样也体现出渐进和激进的不同选择，而渐进和激进模式不同转型策略的实施，也构成了两国传媒转型特征的本质差异。
一、中国渐进式传媒转型的特征
中国传媒转型，是指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传统大众传媒系统的现代化转轨，也就是要改变僵化的传统信息传播思维，突破把大众传媒当作宣传工具，进行集中控制的理念，根据信息传播规律，确立新的传媒发展路径，最终实现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社会雷达、文化教育、娱乐等多种功能，发挥大众传媒在政治民主建设，以及经济市场化、产业化过程中独特作用的过程。中国传媒转型，受到社会变迁的总体制约，始终坚持渐进式改革的模式，体现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媒改革与发展的独有特征。
首先，中国传媒转型过程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充分考虑传媒意识形态属性，坚持媒体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原则，重视舆论导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是一种以保持传统社会主义新闻体制为前提的转型过程。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我国传媒转型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期的洗礼，传媒在社会稳定和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体现，使党和政府充分重视社会转型期传媒的核心价值形塑功能，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总书记，无论在什么历史阶段，无论社会发展的程度如何，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新闻制度的重要性，也就是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原则，坚持党管媒体，政治家办报等原则，强调新闻传媒的社会黏合剂、舆论引导功能，重视社会效益。邓小平曾指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要使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强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江泽民在任国家领导人期间，曾多次对宣传工作进行指导和总结，形成了独特的新闻思想，他指出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在坚持党性原则上，不允许有任何的含糊和动，强调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强调舆论工作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等等。
胡锦涛总书记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新闻思想的基础上，针对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新形势，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制度进行了完善。特别是他2008年6月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时视察该报的讲话，标志着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闻传播工作指导思想的形成。在讲话中，胡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新闻宣传工作的首位，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更加自觉主动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严格宣传纪律，做到守土有责，在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上把好关、把好度。把坚持党性原则和正确舆论引导放在新闻工作首位，再次表明了党和国家对新闻工作发展和变革的指导原则。
其次，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改革前主要被视为政治上意识形态宣传和斗争的工具，这在革命战争年代具有符合时代的特性，但在和平时期，过度凸显意识形态属性，无论是对新闻传播系统本身，还是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来看，都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作为社会的稳压器和黏合剂，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和舆论引导功能必须强调，党性原则是新闻变革的底线。因此，我国的传媒转型，主要体现在对传媒经济属性的逐步认识与深化方面，体现为一种增量变革和外围变化到存量变革和内涵变化，体现为自下而上的自发微观改革到自上而下的自觉宏观改革，由观念更新到制度创新等为主要内容的规律，体现出渐进式转型模式的典型特征。
比如说传媒转型在经济属性的认识和深化方面，从理论上主要表现在关于党性和人民性、新闻和宣传、新闻信息传播规律、新闻是否是商品等方面的交锋和争论上，逐步廓清认识，最终确定了传媒的双重属性；从实践上则体现在传媒经济政策的不断制定和推行。包括1978年在《人民日报》等7家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8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颁发的《关于报社、期刊和出版社开展多种经营和有偿服务的通知》，对多种经营与有偿服务的具体规定；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规定》报刊列入第三产业；2001年中央颁布《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推进文化行业集团化建设，组建一批主业突出、品牌名优、综合能力强的大型文化集团，实行多媒体兼营、跨地区经营；2003年国务院颁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决定》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对试点地区和单位包括传媒机构在内的文化机构在财政、税收、信贷、投融资、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2004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要逐步加大广播影视市场的开放力度，逐步放宽市场准入，吸引、鼓励国内外各类资本广泛参与广播影视产业发展，不断提高广播影视产业的社会化程度；2009年国务院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等，均是围绕推进传媒产业化发展，凸显其经济意义而言的，从政治意义角度出发的传媒体制改革涉及总体上比较少，或者处于被暂时搁置的地位。
由增量到存量，由外围到中心的传媒变革历程，是我国传媒转型渐进特征的核心体现。所谓增量改革，简单说来就是指改革尽量不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体制内，保持原有格局运作的同时开发新的增长方式。传媒由增量到存量的变革，就是要保持传统的传媒体制存量和传统的主流媒体传播的前提下，对传媒经济增量的大力挖掘，释放传媒的产业功能，在经济上做大做强，补充新的媒体形式，丰富传播格局，形成增量和存量并存的局面，然后再对存量中影响增量的因素进行改革。这种改革的本质当然也就决定了传媒发展总体体现为微观的经营管理、广告经营、自办发行、扩版、频道多元化、多种经营、制播分离等方面的变化。传媒业的核心部分，新闻报道改革却进展缓慢。如《洛阳日报》打破邮发合一，自办发行；《广州日报》率先扩版；《南方周末》、《华西都市报》创刊等。各地、各媒体根据社会发展实际和需要程度，自发地进行传媒发展模式的探索和改革，政府整体的、宏观的、全局性的改革偏少，体现为包括新闻业务改进、经营管理改善、体制上改良等要素的观念创新为主，制度创新涉及较少的现实，这也是当前我国传媒转型急需且正在解决的问题。
最后，在传媒变革的关键策略实施方面，采取试验方式，先试点，再稳步推进成为惯例。
以报业集团改革为例。1994年5月18日，新闻出版署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组建报业集团作了几条规定：一是目前只作少量试点，不能一哄而起；二是不组织股份报业机构；三是不吸收与报纸无关的企业参加；四是不组织跨省区集团；五是报社组建集团要写论证报告，报新闻出版署审批。1994年6月10日至12日新闻出版署在杭州举办的全国首次报业集团研讨会上，对组建报业集团的必要性、可行性、基本条件再次作了论证，达成了共识，提出了组建报业集团的五个条件：一是传媒实力。除一张有影响的主报外，至少应有4个子报子刊。二是经济实力。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沿海地区报社年税利在5000万元以上，中西部地区报社年税利在3000万元以上。三是人才实力。报社在职采编人员，具有副高以上新闻职称者，占总数的20%以上；经营管理技术人员中，有各类专业中级职称以上者要占总数的15%以上，并要有高级职称者。四是技术实力。要求拥有独立的印刷厂，拥有现代化的照排、胶印设备，具备彩色胶印的能力。除保证本社所属报刊正常印刷装订以外，能承接一定数量的代印业务，每日总印刷能力在对开200万份以上。五是发行实力。要求主报及子报期发行总量在60万份以上，或在本地区每150人拥有一份报纸；有畅通的发行渠道，有逐步建立自办发行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