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层面来看，传播科技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直接体现在加剧社会变迁，并通过改变发展速率决定这个社会变迁进程的紊乱与否，这个判断深刻揭示了媒体产生后，在文化与文明的函数关系整个进程中，作为影响文明体，进而改变文化重大系数的作用。这个系数的作用是可以通过这样的过程发挥出来的：“卫星电视首先是个经济问题。而且随着对该领域投资的增多，该领域的进入所需要的资金量越来越大，小国无法支撑这些投资，英语节目变成是最经济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帝国主义的探讨也自己放逐”（Ferguson S，1976，121-129）。英语作为一种西方文化载体，西方经济资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国际传播秩序中的卫星电视节目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传播媒介，此二者结合的结果，还必然是西方经济利益不断增长背后西方文化的推广，而且，最主要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传播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跨国媒体和卫星电视节目的市场准入标准的提高，又制造了一个经济资本控制的屏障，从这个角度来说，提供的是和其他工业、农业、技术等生产领域一样对世界其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帝国主义”经济秩序，这个经济秩序伴随英语文化和跨国媒体的媒介帝国主义，打造西方传媒的文化帝国主义。由此，不仅仅是佛古森所说的“自我放逐”，而是被“弱化”和“驱逐”出境。
综上，新媒体在国际范围内推动着一系列的、多层面的深刻变革：资源整合、产业升级、政策调整、主体改造、空间重设、文化变迁……在这一历史洪流中，中国的位置又在哪里？中国如何理解、接受、融入这一历史洪流，在中国自我特色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新媒体服务于建设中国的道路？首先所面对的，应该是一个思维的转换，即从以前的“应对”策略：以“封堵”对网络，转向“应用”策略，为我所用，成就中国。对于互联网的认识从积极“应对”向合理“应用”思路的转化，此认识转变时间的早晚和起点的高低，直接影响21世纪的中国发展进程。
3.新媒体成就中国的理由
此时再回头细研一下本书所建构的文化与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媒体为中国提供的历史性机遇这一理论假设：
从逻辑函数关系示意图中我们看到，从单数的媒介（medium）到复数的媒体（media）可谓身兼数职：第一，媒介（medium）作为文明的要素；第二，媒介（medium）和媒体（media）同时发挥推动文明其他要素演进的系数变量；第三，媒体（media）本身还是文化诸多分支中的一种，有自身的主体、时间和空间等系数作用于媒介（medium）而形成媒体文化和媒体主导的社会主流文化。
也许这个示意图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那就是，从“文明—文化坐标系”的原点（文明）出发，经过时间和空间以及主体的作用，借助媒体这个系数，如何就实现了文化的建构和变迁的呢？美国传播学界家丹尼斯·麦奎尔的理论模式从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填补了这一头一尾的空白，他勾勒了传播与技术和文化变革的相互作用顺序，有效地填补了我所建构的文明和文化函数关系的作用过程空白。
从上面我们看到，技术（在这里我们特指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传播技术）应用于传统媒体、信息传播方式，促使旧的方法发生改变，并在这个过程中孕育了新的信息和知识生产的方法，这样的方法逐渐反哺到传统主流的社会机构，包括传播机构和社会教育机构（广泛采用互联网进行新闻播报和远程教育等），于是，既往的内容为了能够跻身这些新的传播方式，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有效地调整，才可以传播和生产，于是新的文化形式和意义逐渐形成，那么，技术和文化在新的高起点上继续演进和发展，开启新一轮的从文明元素历经文化系数作用，再到新文化生产的长途旅程……
从个体角度来看，媒介成了个体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甚至改造世界的梯子、窗口和工具；从社会角度来看，媒介打造了一个媒介化生存的社会生态；从产业角度来看，媒介兼跨两大部类生产，成了产业整合和产业创新的龙头；从国家和文化层面来看，传媒成了多方利益思想的汇聚地、新旧文化价值观碰撞激荡的摇篮。媒介和媒体在人类文化发展变迁历史上的作用如此巨大，一方面它是文明演进的重要核心要素，世界范围内的利器，可以为任何文化背景下的人群所利用，推动国际社会文明的进步或者后退；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文化变迁的重大系数，对于新媒体的不同利用方式以及利用程度，将极大地作用于文明演进的进程和文化变迁的速率，甚至还会根本性地改变一种文化的生态，推动繁荣或者加速灭亡。
反观20世纪的历史，作为现代性集大成和载体的传统媒体曾经在锻造美国梦和美国文化方面作用显著，如今，中国文化的重建和传播过程中，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新媒体将成就中国呢？
（1）从互联网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上，东西方都处于一个摸索和实践的阶段，大家是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
技术的变迁不会为某个主体和空间所停留，对于新媒介的认识，是一个不能停顿的过程。但我们可以从不同技术的变迁特点、轨迹、过程中发现趋势，总结规律，指导思想和实践。
总体来说，中国在数字技术和基于数字技术的互联网硬件建设上，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落后，但从互联网的管理思想和体系建设上，东西方都处于一个摸索和实践的阶段，大家几乎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从互联网诞生以来，美国和欧洲国家一直在摸索对互联网的管理和利用模式，对于互联网的领导作用毋庸置疑，但对于美国将这样的作用发挥到了何种程度则存有担心，2010年7月1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宽带成就新美国》就表达出了这种担忧：“不管创新如何困难，我们必须将之解决掉——否则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就会受到威胁。美国发明了互联网，而且是将网络发展扩大的领头羊。我们的国家也应该是利用宽带彻底改造教育、医疗、公共安全和其他政府部门运作的领导者”。“为了我们孩子和我们国家的竞争力，美国应该大规模发展利用高速电脑网络的教育新范畴”。“不幸的是，美国没有抓住宽带为我们带来的机会”（Slevin，2000；布莱尔·莱文，J·埃里克·加尔，2010）。该文章从某个侧面体现出在如何将互联网等新兴传播技术延伸到文化建设领域，美国也还处于初级阶段。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互联网有“畏惧心理”的人来说。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还来得及。
（2）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媒介将突破传统媒体的边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技术支撑下的复兴和传播，并有力地支持新文化的涵蕴过程
中国的文化重建，从1919年打出“科学”和“民主”两大旗帜以来，就已经沿意识上的革新和现实中的革命两条线索同时进行。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加速了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30多年积累的成果推动中国屹立于世界。但在经济成功基础上，文化建设的问题也暴露无遗：如果说1919年以后的文化重建努力是为列强欺压下的中国探寻强国之路，那么，如今的文化建设则思考如何从经济上成为一个新兴强大国家向文化上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过渡（姜飞，2011）。如何带领中国从强大走向伟大，这似乎成了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目标。
但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形势异常严峻。两岸（大陆和台湾）政治不统一，四地（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经济差距大，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裔难以形成某种文化认同。1919年以后传统文化粉碎性骨折，1978年以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上的某种成功的同时，在文化建设上绝对性地落后了。当下的局面是：传统文化在国际和国内大气候下改头换面重登舞台；西方文化价值观借助各种文化载体由以前的强行进入到现在自主、快速传播；官方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正在上述背景下展开。
中国文化建设中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朝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过程中，传统中华文化价值观和外来西方文化价值观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美国学者罗伯特·路威提到，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造”；“转借”（borrowing）实为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罗伯特·路威，1984，p.5）。香港学者余英时也认为：“即使我们承认某些技术是从外面传来，也并不妨害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的肯定。文化的个别组成因子和文化的全貌，其实是两回事。”（余英时，2004，p.138）“今天世界上最坚强的力量既不来自某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出于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唯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基于我们今天对文化的认识，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余英时，2004，p.430）
在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无论是着眼于长远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建设，还是着眼于多元传统文化的当下复兴，余英时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都需要调整和转化。但如果把中国文化的重建重心全部放在整理国故上，与当前世界文明演进和文化变迁的现状也不太相符。首先，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中国民族文化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的交叉感染下边缘模糊，内涵不完整了。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文化学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提出了“文化杂种”（cultural hybridity）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不同民族文化无论优劣大小，总是呈现出一种“杂种”形态，特别是在全球市场经济、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文化交流如此迅捷和频繁，民族文化之间的杂交及由此引起的形变广泛而深刻，民族文化要保持自己鲜明独特的民族性已成为不可能（H.K Bhabha，1994，p.5）。其次，曾经协助英国、法国、德国等早期资本主义成功的、奠基于18世纪以前的那种民族文化知识生产的体制已经被彻底改变，大众传媒的出现以信息的提供混淆知识的生产，以整编后的信息生产取代知识的生产。
中华文明是在广泛吸收海内外各种文明成果，不断融合海内外多元文化形态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整合性概念；同时，也是文明演进和文化变迁平衡与和谐发展的结果。但从当前的状况来看，中国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尚未成功，就已经开始面临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新一轮的基于工业文明高级阶段上的生态文明转型的压力。另外，基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混合形态的中国当下文明演进的特点基础上，符合中国发展当下和长远发展阶段的文化话语形态尚未成型。那么，从平衡与和谐发展的思想出发，从文化视角探究传统媒体成就美国的经验，借助当下的新兴传播科技，推动中华文明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播，就具有了某种战略性的意义和价值。
传统媒体，即报纸、电台、电视等，通过信息的提供几乎全面覆盖、甚至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知识的生产，使得每天读报、看电视、听广播成为现代人的消费习惯，并成为现代工业消费体系的重大支撑。传统媒体是配合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也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媒体工业（Media Industry）；从媒体工业的起点、运作程序和规律以及结果来看，它将现代工业所带来的原本分散居住模式下的人群，通过信息的采集、编辑、发布和消费的整个传播过程聚合为一个新的社区（community）——传媒社区，具体体现就是通过读报、看电视、听收音机的信息消费行为进行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将受众的视线引导到现代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消费行为轨道上来，尤其是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人的再生产牢牢绑定在资本的物质生产的链条上，使得人群获得极大的物质满足，但是，从精神上却日渐空虚。为了填补这样的空虚，也为迷途的羔羊找到方向，于是，传统媒体形式通过提供海量的但有明确主导性的信息帮人们消费时间（kill the time），也通过政客、文人的这些现代传媒信息提供逐渐混淆、甚至取代了知识的生产。阅读变成了快餐式的，深入地、通过字里行间以及个人想象参与式的阅读成为极少一部分人的专利，而在现代传媒诞生之前，阅读是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