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看到，权力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对国际新闻传播具有压制性，但是实际上权力也对国际新闻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福柯作为当代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曾经对权力问题做过精深的研究，虽然他也看到了权力所具有的消极价值，但是，“若把权力的效果定义为压抑，那就是采纳了一种纯粹法律的权力想法，把权力与禁律等同起来了，法律首先被当成具有禁止的力量。福柯现在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否定的、狭窄的、概括的权力想法，曾经奇怪地广为流传。
如果权力只是压抑的，只是禁止的，那么真的有人会遵守它吗？使得权力有效的、使得权力被人接受的简单事实是：权力并不只是作为一种禁止力量作用于我们，它还产生事物，导致快乐、构成知识、产生话语。我们需要把权力当成一种贯穿于整个社会机体的起生产作用的网络，而不是一种起压抑作用的否定力量。”一种合理的权力的实施过程是具有良好的积极价值的，而对社会民众而言也有着重要的价值，我们不能仅仅看到权力的压制性，而必须看到这种压制性仅仅是一种表象和直观，同时压制性还具有一种稳定性的功能，而这种稳定性是任何外在的看待权力的方式所难以把握的。我们虽然不应该对权力进行歌颂，但必须看到权力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国际新闻传播中渗透了权力的力量，这种权力对社会的协调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社会需要控制，虽然控制并不是一种目的。
三、网络对政治中心的消解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在传播新闻方面生成了一些新的规律，而国际新闻作为新闻传播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必然会遵循网络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网络自身的特点导致国际新闻传播中以政治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得到逐步消解，虽然我们说政治在未来的国际新闻传播中仍将占据重要的地位。
首先，网络新闻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改变了中国国际新闻报道以政治为中心的模式。每一种媒介都有着其自身的主体，在传统媒介中新闻信息的发布者必须是某个机构，比如报社、电台、电视台等，这些机构的运行特征决定了新闻信息的整体面貌。在这种传统媒介运行的过程中，一旦政治控制了媒体机构本身，则整个的新闻传播必然都要渗透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而使得批判的民主力量难以生成。传统媒介的传播主体是固定的，并且很容易受到控制。但在网络媒介中，发布主体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不仅网络机构本身可以发布各种信息，而且任何一个上网的个体都可以通过网络公共论坛、聊天室、博客、播客等多种形式发布信息。也就是说，在网络时代每个主体都有可能成为“记者”和“编辑”，这就是网络信息发布主体的多元化局面，这种局面正在日益影响着中国国际新闻传播以政治为中心的模式。“信息的散播正在创立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信息权力已经分散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电脑之中。其中很大一批电脑不仅接受信息，而且生产信息，比如网页、网址。总之，它们成了分散的中心，不仅是阅读、收听和收看的中心，而且是生产和广播的中心。”由于权力具有一种扩展性，它期望所有的信息发布都能够有利于其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理念，于是控制是它的一种自然的行为期待。然而我们发现，在网络时代政治权力对于网络的控制已经难以像对传统媒介一样可以施展无限的威力。由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这就使得国际新闻传播必然要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这是无法阻挡的潮流。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网络发布主体也是日益多元化的，而每个主体的价值观念以及评判事物的标准都是有差异的，有差异而又难以被限制的主体必然会发布更多的多样化的信息，使得信息结构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中国的国际新闻传播在网络的推动下，以政治为中心的模式实际上正在发生改变。网络时代由某个人或某种力量控制信息的局面已不再可能。“政府控制信息的企图，一般说是不成功的。”“政府越是极权，它越是不能控制信息。”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好事，因为我们只有了解到好的和坏的信息，才可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发展，单方面的信息结构只能抑制我们的发展规划和战略。个人听取了坏话，会明确自己的缺点，而国家听取了坏话，则会更加切实有效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方略，从而使得国家发展得更好。中国是一个宽容的民族，在网络时代我们正在改变过去那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而真正构造一个良好的多元化的国际新闻传播模式，对于中国形象的确立有着重要的价值。
其次，网络新闻传播内容的多元化正在改变传统的以政治为中心的中国国际新闻传播模式。传统的国际新闻传播从其内容上看，主要是围绕政治这个中心运行的，人们从国际新闻中所得到的其他信息内容是十分有限的。这样在国际新闻传播中权力为人们构造了一种纯粹的政治性知识和真理，然而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了更多的信息内容。各种信息的发布者同政治信息的发布者一样，成为权力的主体，这些权力主体也同政治权力一样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并不仅仅是政治生活中的现象，而是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每一种权力都在网络上发布自身的信息，从而充实了人们的生活。中国网络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社会诞生了众多的权力形态，而每一种权力形态都在制作着它们所感兴趣的知识系统。“我们必须把权力确实地理解为多重的力量关系，这些关系是它们借以在其中起作用并构成它们自己的组织的那个领域所固有的。其次，权力是通过连续不停的斗争和对抗而转化、强化或逆转的过程。再次，权力是这些关系相互之间的依托，并因此构成了一个链条或体系，或者相反，权力是使它们彼此孤立的分裂和矛盾。最后，权力是力量关系借以实施的策略；其一般设计或机构具体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条文和各种社会统治权中。
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有特权能把万物巩固在它战无不胜的统一性之下，而是因为它不断地产生出来，产生于每一点，或确切地说，产生于点与点之间的每个关系。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包罗万象，而是由于它来自四面八方。就其是永恒的、反复的、惰性的和自我生产的而言，权力简直就是在所有运动中产生的综合结果，是由它们所支撑的并反过来设法抑制它们的运动的相互联系的事物。”我们完全可以将福柯关于权力问题的探讨发挥得更加广泛，从而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媒介主体看做是权力的主体，并同时将权力主体所发布的各种信息看做是权力所制作的结果。对于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而言，信息的多元化以及多元化信息存在的合理性，完全可以从权力关系的错综复杂之中加以把握。
中国目前的国际新闻传播实际上不仅仅是政治权力在创造着国际新闻信息，而且各种社会主体也在制作着他们的信息内涵，从而生成了一个知识的综合形态。在这种知识的综合形态下，中国国际新闻传播的内容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多元化的内容是中国国际新闻传播的重要特征。无论是政治信息，还是经济信息，抑或是文化信息，都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人们所接受的国际新闻的重要内容，人们正是从这些信息中获得了国际观点，同时也达到了一种多元化的知识综合状态。无论是哪一种信息形态，其所受到的政治影响正在减弱，应该说，这是人的胜利，是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和表达。而从人的生活意义上说，中国国际新闻传播体现出人学的发展趋向。
最后，网络对政治中心的消解是与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电脑网络中，每一部电脑都是一个终端，不存在统辖所有电脑的某个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每部电脑既是中心又是边缘。中心是对使用电脑者而言，其他电脑的信息资料都可以被我这部电脑共享；边缘是对其他电脑终端而言，这部电脑的信息资料只不过是其他电脑可以调用的一个节点而已。网络上的所有电脑都处于平等关系，并且形成一种四通八达的多通道联系。就是网络的某个部分被毁坏，其他部分也不会瘫痪，而且不会影响整个网络通讯的运行。中心的消解和电脑终端的边缘化，使整个网络充满着生命活力。一个中心的消解，激活了所有局部的潜能。一元向多元转化，是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规律。”
在政治中心的模式下，政治的扩张性往往会损害媒介的广延性，这在传统媒介中是很容易发生的。但是在网络媒介的运作过程中，由于技术起到的关键作用，那些网络高手总是能够看到网络即时发布的多种信息。网络难以控制的特征也正是与网络媒介之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密切相关的，因为多元化意味着控制的艰难，而且从权力关系结构的角度而言，当多元化成为一种局面的时候，中心必然就要受到削弱。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网络对政治中心的消解只是表明在网络时代政治新闻在整个国际新闻报道中比例的降低，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它仍将是国际新闻报道的核心。实际上，在传统中国，政治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主要话题，而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的这些言论提供了更公开的表达平台。有人甚至将互联网上的言论堆积形象地比喻为“舆论的狂欢”。比如，有些明确说明是以房产、购物或技术为主题的论坛，如果遇到突发国际事件，大部分人都会立即转向该事件的讨论，而不会因为与论坛主题不符而放弃说话的机会。而国际事件往往又牵涉到政治。网络虽然有众多主体的参与，但政府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某个人或机构的主观意图，而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最自由、最独立的新闻系统也不同程度上受到规则的约束，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控制大众传播，而在于控制的性质和程度。“完全的表达自由只能是一种神话。”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媒介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但控制仍是必需的，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充分掌握网络媒介的规律，更有效、更合理地实现政府的控制，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生活化的、符合人性的国际新闻传播模式。
中国已经提出了和谐发展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在权力的运行中会对社会发展起到协调性的整合作用。在中国国际新闻传播中，将政治权力的运行与和谐理念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会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国际新闻传播秩序，一方面维护社会的秩序，另一方面促进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我们应该从一个方面的价值看到另一个方面的价值，用真正的辩证法的理念对待中国国际新闻传播的发展。
第二节 网络挑战国际新闻报道中专家意见的咨询模式
在媒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专家提供信息和评论的模式得到了日益迅速的发展。我们能够看到报纸上有各种专家对多种多样的问题的评论，而有的报纸则将读者来信作为一个重要的栏目，由读者提出问题，由相应的专家给予评点。我们可以从广播中听到专家在为听众的疾病答疑解惑或为听众的苦恼开解劝导。我们还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法律专家在解释案件，时政专家在评论，足球专家在慷慨激昂，甚至还有美食专家在教人做饭。这难免使人感到无数个体已经在媒体中失去了自我。人们似乎不再相信自己的智力，而单纯地将媒介的知识看做是神圣的真理，不对其加以反驳。然而随着网络的兴盛，这种现象得到改观。虽然网络里专家依然存在，但网络毕竟提供了更多的声音，这必然会瓦解传统媒介中专家那种“高高在上”的形象。网络揭开了传统媒介神秘的面纱，从而也使得专家化的思维方式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一、专家：权威创造知识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专业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知识得到了空前的增量，每个人都不可能习得所有门类的知识，于是一个人只能是在某个方面有着独特的知识把握，而在其他领域则只能是“文盲”，这样不同领域的专家就成为人们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一个群体。
北京大学的汪丁丁教授曾在《网络技术与人文精神》一文里分析过哈贝马斯的“过程理性（procedural reason）”。“在理性化过程中，经验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理性地审查过、设计过、改造过，以便与预期的功利效果相比较，从而获得进一步改善的方案，凡是没有理性根据的，与过程所规定的功利目的不相干或相冲突的东西都被视为‘偏见’而放弃。这便是所谓‘理性法庭’对宗教和审美的审判。过程理性在分工社会里表现为各个环节上的‘专家’意见以及这些专家意见之间的交换，由此产生了上面说过的‘专家文化’，和专家权威对宗教或传统的其他权威的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