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传播与国民性格(8)

在《感动中国》栏目中，框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在前文引用的“推选标准”上，这些标准就如同一个看事物的框架，只有符合其标准的东西，才能被选入。在年度人物评选过程中，包括推选候选人、候选人展播等环节，都调用了“推选标准”这一框架对年度人物进行遴选，这也可以看成一种限定作用。《感动中国》制片人朱波在其《穿越历史的目光》的文章中提到一个典型例子，能说明这一作用的存在。2003年有人提出一个日本人“尾山宏”作为候选人，这个时候出现了争议和疑问：“有那么多感动中国的中国人，非要入选一个敏感的日本人吗？”但是，尾山宏还是被列入了。事实上，他的精神确实打动了中国公众，最终成为2003年的年度人物尾山宏的颁奖辞是：一位70岁的日本老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用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对日本政府侵华战争的罪行进行着不懈的追问。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跨越国家和民族的正义力量，这力量启示着人们，在捍卫正义的道路上，人们可以超越一切界限，而唯一不能失去的就是正义响在心中的声音。可见，在这里起限定作用的框架不在于国籍，而在于其精神是否足以感动；同时，在这一案例中，还能说明框架具有某种凸显、引领的作用，即从这位70岁的日本老人身上凸显了正义的精神与坚持的力量，引领公众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顺便指出的是，这一案例的意义还在于它突破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建构还可以广泛吸纳非本国国籍的人士所体现的精神气质，从而，在中国语境中生产、合成、或汇入中国民族精神。

此外，在《感动中国》电视节目的制作和传播文本的写作上，在许多环节上同样是凸显感动中国的精神或品格，在节目风格和品位上起到引领时代的作用。在年度人物的电视展播节目，框架的作用也体现在一种架构过程中，即从普通和平凡中，架构出一种时代精神的丰碑，这在一些获选的普通人身上较多应用和展现，特别是在第五类展现诚挚之爱的性格特征中的人物。此外，2009年的获奖者翟墨的获选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翟墨本是个人探险性的环球航行行为，被架构出丰富的象征意义，在电视节目的传播文本中，节目主创者更多强调了他悬挂中国国旗、细心保存国旗这些情节，以及描述他路过拿破仑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并留言说“……中国这头睡狮已经睡醒了”这样的细节，事实上，就是在架构意义。

从整体上看，每年的节目都显示出节目主创者的这种精心架构的良苦用心。例如：2009年的10个人物就用10个四字短语，分别是：平凡至伟、壮志凌云、母爱最真、光明心生、勇者无敌、母爱齐天、一家之主、践行信念、心灵放歌、云帆沧海，进行了总体上的架构，除了“母爱”出现了2次事实上，给暴走妈妈陈玉蓉以“母爱齐天”的短语评价，固然极佳，但也不妨换一种表达，比如“爱之奇迹”，似乎更准确和震撼，她与前一例“母爱最真”的差别在于，其爱之切切而化作行之切切，最终出现了医学奇迹。陈玉蓉的颁奖词是：“这是一场命运的马拉松。她忍住饥饿和疲倦，不敢停住脚步。上苍用疾病考验人类的亲情，她就舍出血肉，付出艰辛，守住信心。她是母亲，她一定要赢，她的脚步为人们丈量出一份伟大的亲情。”显得因重复而不够完美外，这些短语具有一种严整的韵律之美，具有整体架构的作用。

五、《感动中国》的受众参与及其年轮式的精神成长模式

以上从《感动中国》的内容上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说明了这一节目展现了什么样的民族精神风貌，并以传播学的框架理论做了分析。《感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其受众的广泛参与性，它以一种波浪推进的形态累积持续性的传播效果，形成了自己年轮式的精神成长模式。

八年运作的历程表明，《感动中国》这一节目在客观上已经具有一定的累积效果，它被媒体报道称为是“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既然是史诗，那就是具有英雄气概和精神气节的叙事。因此，其传播的效果，应是持续的、长久的，并且是具有震撼力，能够激荡民族心灵的。

《感动中国》通过设置一个“推选年度候选人”的环节，实际上在大众媒介上、在公众舆论中制造设定了议程。根据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McCombs＆Shaw，1972），媒介议程对于公众议程重要性的排序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达成“不能让读者怎样想，但能让读者想什么”（Cohen，1963）的传播效果。中央电视台由于其媒体的影响力，会对地方媒体的议程设置产生影响，每当《感动中国》提名年度候选人的时候，一些地方性的媒体，特别是以报道社会新闻为特色的晚报、都市报往往会发起征集本地候选人的媒介议程，从而，扩大了《感动中国》的社会影响面。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国网民迅速加入到《感动中国》的投票评选和网络提名推荐等活动中，从而形成了一轮轮受众参与的高潮。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官方网站没有具体投票人的数据，只有投票获得者的百分比数据。根据新浪网的《感动中国》专题网站上保留的历史资料和数据记录：200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共有166，525人参加网上投票，2008年投票网民数有307，450人，而到2009年，这一数据变为38，714，203人以上数据只是单一来源，说明参加者众多，并不一定能确证该数据的精确性。另据资料，2009年共收到大约七千万张选票根据王斯敏：《至真至柔情怀至伟至刚力量——“感动中国”2009年度人物掠影》报道中的说法。当然，留言者的评论数更为可靠一点，2008年新浪网《感动中国》专题网民评论数为8351条，阅读这些留言评论的内容，大都是讨论某一候选人的感动之处或支持理由，以及对相关议题的各种评判意见等，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批评意见，但总体上，参与的网民对此事件和活动多少都倾注了一种关注，当然，有的还创造了新的感动。例如，有的说：“每一种感动都是中华民族的财富，我无从选择谁更让人感动。”

在媒介设置议程后，特别是有本地的候选人，对于受众往往会形成某种悬念和期待，吸引公众参与，如此一来，年复一年，整个活动以一种波浪推进的形态累积持续的传播效果，并形成了自己年轮式的精神成长模式。主持感动中国颁奖晚会的白岩松在《感动是一种支撑》中说自己主持完节目后：“我会有一种真实的清洁感，就像一次精神上的沐浴，而同时，走路的脚也更结实一分……”正如《感动中国》制片人朱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感动中国的，绝不仅仅是每年评出的年度人物。那些被百姓众口推荐的候选人、那些隐没于人群中默默付出的优秀中国人，都是感动中国的英雄。他们事迹不同，精神内核却是一致的——传扬中华传统美德，固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正是这样千千万万的平凡英雄，构成了中国的‘生命之链’。”根据王斯敏：《至真至柔情怀至伟至刚力量——“感动中国”2009年度人物掠影》报道中的说法，载《光明日报》2010年2月11日。

六、从民族精神角度看《感动中国》的局限性

当然，从民族精神的角度看，《感动中国》还不足以完全覆盖中国精神的整体风貌，关键在于其遴选的框架侧重于“感动”，因此，它总是被一种软性的东西占据了主流，常常让观众泪流满面。然而，民族精神在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热血沸腾的豪气、自信和力量，就是要刚柔相济。

因此，在本书论及至此，希望今后会出现题目是《骄傲中国》、《自信中国》、《中国性格》、《中国精神》的节目，以补《感动中国》之局限。我们不仅要发掘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还要铸造新的中华民族精神，不仅要酿造中国感动，更要辛勤耕耘，发现中国骄傲和中国力量。

小结

本章是全书中的“分论”之一。之所以把国民性格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察分析，除了“性格决定命运”的传统说法的影响外，更关键的是“性格”因素具有某种稳定性和关联性，是勾连微观与宏观、个体与族群、行为与效果的桥梁。

本章通过心理学的“性格—行为”的理论分析，构建了“传播与国民性格、民族精神的熔炉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国民性格居于中心地位，受到两大类因素的影响：一类是自然性的和经济基础类的因素；另一类是人文社会性的和上层建筑的因素；两者组合起来，犹如在熔炉中用薪柴燃起炉火对国民性格进行熔炼锻造。国民性格驱动国民行动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消极的、负面的，如“窝里斗”、殖民扩张等；一类是积极的、正面的，对于国家命运起到了主导性的提升作用。然而，通过对日本、德国、俄罗斯的案例分析，同样可以发现国民性格本身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具有“成亦性格，败亦性格”的特点。特别是对于日本的两个典型的传播文本案例分析后，发现日本国民性格中大致呈现出两类不同趋向的特征，而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和环境下，这两类性格趋向又可能出现正反难辨的复杂的效果。因此，在对之进行理论建构性分析的同时，还应该保持一种理性反思的头脑。

在传播与国民性格关系研究中，最为困难的问题恐怕还是对于本民族的自身观照。本章对中国国民性格的两个传播案例进行了分析：《狼图腾》侧重于反思历史既往和国民性格改造的主题，反思的是游牧与农耕进行战争、朝代兴亡更替的五千年历史；《感动中国》则关注当下现实和民族精神铸造主题，关注的是家庭角色、社会责任与时代进步的年度新闻人物。这两个传播现象成为21世纪中国的文化焦点，说明了传播对国民性格塑造、民族精神提升的重要意义，说明了中国崛起过程中，全民族对于具有根本价值的精神力量的自觉发掘与积极传播。这种传播本身也将构成一个民族精神的成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