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传播与国家认同(3)

以加拿大2007年国庆日海报征集活动中获奖的一幅画为例，来说明这一观点。在这幅海报中，这位叫做Sharon Huang的15岁孩子用了一些典型要素勾画出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图景，在这里既有古老的印第安文明的图腾柱（最右侧），也有代表加拿大联合在一起的太平洋铁路的象征——一列火车，在火车上是打着各省省旗（包括魁北克）的加拿大公民，还有加拿大现代化建设的标志性景观：加拿大联邦跨海大桥（左侧）和最高的多伦多电视塔（左侧）。在这幅画的正中人物队列中，是一位冰球运动员，冰球是加拿大民族最喜欢的体育运动之一。在前方还有一位往前奔走的小伙子，这也是加拿大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Terry Fox，在他后面的是骑着马的加拿大联邦警察——皇家骑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在画面的上方，飘扬的是一面巨大的加拿大国旗，矗立的是加拿大的国会大厦，还有巍峨壮观的落基山，以及远方的佩姬湾灯塔。当然，还有一只展翅的加拿大大雁非常醒目地高飞在天空中。这么多的符号元素浓缩在一张图画里，确实是表现了孩子内心中的“想象的共同体”——加拿大，这幅画作为国庆海报是很有艺术张力和精神内涵的。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加拿大国家认同的传播影响力深入到孩子的心灵世界中。

综上所述，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是解决其潜在国家认同危机的良方，其实施的基础在于加拿大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完善的民主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认同可以在下一代人那里不断传扬下去。

苏丹：南北内战与国家认同危机

说起苏丹，似乎离我们遥不可及，在媒介的形象上，“这个曾经出产优质长绒棉和阿拉伯树胶的非洲国家，长期以来几乎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以及“一个战乱国家，穷困潦倒，民不聊生”。这些说法里面，尽管有其事实的基础，却不能揭示苏丹国家危机的真正根源。在此，仅从国家认同危机的视角来考察：这个国家持续了40年的南北内战究竟是为何而战？苏丹的国家命运将走向何方？

就国土面积而言，苏丹是非洲最大和世界第十大国家，它拥有2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大约等于整个西欧的面积，但是，全国人口却只有3500万。根据考证，苏丹的阿拉伯文全拼为“bilades sudan”，意思是“黑人之地”，其范围跨过大西洋、红海，直抵印度洋。直到19世纪，现代苏丹的地理边界才基本确定下来，至20世纪中叶，最终由英国人划定。根据Craig Calhoun（1997）提出建构国族的基础条件，苏丹只有第一个条件“界线（boundaries）”是完全满足的，即苏丹国家的地理边界是清晰的。然而，后面的诸多基础条件都存在着种种潜在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苏丹地理范围内形成了南北两个具有“异质性”的地方认同，双方长期对峙，无法统一。

在苏丹北方，主要是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天下，其建构的国家认同是阿拉伯主义认同；在苏丹南部，则是非洲黑人和基督教的世界，在这里，非洲主义认同是主流。对于苏丹究竟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国家，南北之间根本就没有统一的意见。作为苏丹人，当面临着“我们是谁”的问题时，来自不同地域和部族的人，回答也是不尽相同甚至是完全两样的，而对于移民异国，包括移民阿拉伯地区的苏丹人，其回答可能就更为复杂和多义。这一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在一个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有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教对于非洲的长期渗透和影响，也有英国殖民者的统治给这一地区带来的影响。

先看苏丹国家中的阿拉伯主义认同。它可以说是宗教认同、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结合体，宗教是其核心部分。对于生活在苏丹北部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非洲人苏丹的很多自我认同为阿拉伯人的人，根据学者研究实际上是阿拉伯化的努比亚人（Nubian）、丁卡人（Dinka）、努巴人（Nuba）、希卢克人（Shilluk）、富尔人（Fur）、贝加人（Beja）等等。来说，阿拉伯伊斯兰是他们的一种感情依附，一种群体的归属意识阿拉伯部落民以自己是阿拉伯人而自豪，他们往往称南方人为“贾努比”（Janubi），语意中带有歧视南方种族低劣、文化落后的感觉。特别是在抗击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时，在中世纪创造辉煌文明的阿拉伯主义成为北方人寻求自我解放的情感基础、信心来源。在苏丹的独立运动中，伊斯兰宗教力量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安萨派和哈特米教团与世俗民族主义力量联合赶走了英国殖民者，因此，苏丹在1956年独立后，来自尼罗河流域的穆斯林一直实际控制着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苏丹的南北内战是在1955年8月打响，早于国家独立，也就是说，从苏丹民族国家诞生之前，国家认同问题就已经存在了。

再看苏丹国家中的非洲主义认同。它是南方人的一种本土文化认同，南方部族社会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虽然南苏丹部族众多，但是，由于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宗教情感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自己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认同对象。根据Craig Calhoun（1997）提出建构国族的基础条件，在文化（culture）——“包括语言、共同的信仰和价值以及风俗习惯等”这一项上，苏丹南部社会中盛行的是非洲传统的宗教、语言和价值、风俗，以及后来英国殖民者传入并扎根的基督教和英语，与苏丹北部的差异很大。自从1960年以来，南方的抵抗运动（例如阿尼亚尼亚运动、南苏丹解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南方对自己的文化认同和地方认同的坚守，北方往往被他们构建和想象成具有“侵略性、威胁性”的北方，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和加剧了政治对抗。

简单概括一下，苏丹南北之间的国家认同的差异源自地区之间的人口、社会、文化构成要素之间的现实差异，而这种认同差异又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政治力量的对抗和军事冲突。正如一位学者（刘辉，2008）对此所总结的那样：“南北社会发展的差异为不同认同的出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可以说，是发展的不同导致了认同的分歧。而反过来，无论是阿拉伯主义认同，还是非洲主义认同，都强化了南北的差异和分歧。”总之一句话：环环因循相报，结果没完没了。

分析到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断言，要根本性地跳出国家内乱的阴影，要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建立一种超越于阿拉伯主义认同和非洲主义认同的新的国家认同，否则，就无法走出历史的怪圈。

2005年1月根据新华社消息新华社：《背景资料：苏丹的和平进程》，苏丹政府和南部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在肯尼亚中部的奈瓦沙签署了永久性停火协议和全面和平协议的执行步骤协议。南北之间的这一纸和平协议尽管来得太迟，但毕竟是来了，不过这也仅仅是和平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该协议允许在6年的过渡期后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南方的命运，这意味着苏丹依然潜藏着国家解体的分裂因素。可以说，苏丹国家认同危机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有期待苏丹政治家发挥政治智慧，期待苏丹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伊拉克：战后重建与国家认同危机

2003年，美国借口反恐和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仅用了24天时间，美国就以绝对的军事优势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是，自2003年7月13日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后，美国试图在伊拉克主导战后重建，建立“民主样板”的愿望，并没有给伊拉克带来繁荣和安定，相反，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伊拉克国内教派暴力冲突不断，重建深陷安全困境。种种社会现象折射出伊拉克在国家认同上的严重危机，笔者在此，从一些重要数据和现象入手来分析其产生缘由及内在动力机制。

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人口比例约占15%的逊尼派执掌政权，对人口占61%的什叶派的宗教学校、出版物严加控制，并对什叶派人士进行打压，但那时的伊拉克毕竟是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其全体民众是在伊拉克共和国名义下的国民。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的整个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什叶派在新的政府中占有明显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什叶派尤其是内部曾遭受直接迫害过的派系借此报复逊尼派，一些极端分子甚至直接把逊尼派的人作为仇杀对象。失势后的逊尼派在政坛上没有强有力的代言人，要在实际生活中处处防范，特别是那些与前政权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没有什么尊严感和安全感。尽管表面上大规模的武力战争很快停歇了，但是，隐蔽的、小规模的暴力冲突却没有停歇的迹象，更不用说在内心中达成“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民族和解。在这样的状况下，伊拉克民众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为了寻求安全感，教派认同成为其精神的庇护所；因此，伊拉克的国家认同本应承担的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被宗教的教派认同替代或架空。

此外，什叶派内部不同的派别与利益集团在对待逊尼派和美军占领的态度和政治主张也不相同。例如：伊拉克什叶派的精神领袖西斯塔尼较为低调，不提倡暴力，属温和派，在伊拉克政坛有着崇高威望和举足轻重的影响；长期流亡国外的伊拉克“海归派”，则主张以和平方式促美军撤出伊拉克，建立自己的联邦国家；萨德尔派却视美军为非法占领者，指挥其民兵组织“迈赫迪军”公开武装反美，属激进派，与前两派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在什叶派内部的教派中就出现了教派认同集团化的分化现象。加上在伊拉克内部还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库尔德民族问题，国家认同又面临族群认同的冲突：在伊东北部的库尔德人为争取其民族自治不断进行斗争，而且在海湾战争后实际上已经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和较强大的武装，这一地区又是伊拉克重要的石油产区，库尔德民族就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博弈的一个筹码。

综合起来看，正如一位研究者（余泳，2007）所说：“强烈的什叶派色彩令伊现政府不能兼顾各派的利益诉求，并引起中东逊尼派国家的忧虑，为国内各派利益纷争和邻国不同势力插手其中留下隐患；同时，该政府反映的美国战略意图使之遭到境内反美力量的强烈抵制，也诱使阿拉伯-伊斯兰激进势力入境作战。伊中央政府不具备凝聚国内各派的向心力，也难树引领民众重建国家的权威，加深了伊战后重建中的国家认同缺失。”

可见，在伊拉克当前的这种教派、族群分布的政治力量版图内，广大的伊拉克人民实际上特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带领伊拉克人民进行战后重建；但是，伊拉克现政府本质上却是一个屈从于超级大国军事占领并受到周边阿拉伯—伊斯兰激进势力渗透影响的弱势政府。这就决定了在伊拉克很难形成稳定的、能带来心理归属感的、有国家现实力量支撑的国家认同。

“解铃还需系铃人”，伊拉克国家认同危机的解决之道，关键还是取决于两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是美国需要彻底走出在伊拉克的政策误区，从伊拉克撤兵；二是伊拉克各种政治力量应当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弘扬共有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使之成为化解历史旧怨、促进情感沟通的黏合剂。前者事实上涉及美国国家战略调整的问题，不是在传播与国家认同范畴内所能解决的；后者则与传播密切相关。2007年3月，一位26岁伊拉克姑娘居然成为一个架起伊拉克不同教派形成国家认同的沟通桥梁，“从来没回过战乱祖国、感召力超过政界领袖”。

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莎达·哈苏恩参加的是黎巴嫩主办的“明星学院”电视选秀节目，随着她在一轮又一轮淘汰赛中击败对手，闯入总决赛，伊拉克人的狂热也达到了高潮。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姑娘竟使身处动乱中的伊拉克人形成了空前的团结。30日晚，当决赛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电视屏幕下方滚动的观众短信中出现了这样一行字：“莎达，逊尼派和什叶派将因你的胜利团结一致！从南到北、从底格里斯河到幼发拉底河，是你把伊拉克人重新团结在了一起！”今年62岁的巴格达人萨米尔说：“如果伊拉克人人安居乐业，恐怕没人会给莎达投票。可如今，我们内心深处特别担心有人正企图让我们丧失作为伊拉克人的身份。正因为这种忧虑，我们才迫不及待地紧紧抓住任何能让我们感受到民族身份和教派团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