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曲解与本意
在“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宣言之下，傅斯年的一些相关主张多少有些口号式的意味，有时甚至故作惊人语，因而不免引起误解，滋生流弊。批判较为深入者，可见钱穆的《新亚学报发刊辞》等论著。然而，全面理解傅斯年，不要以只言片语立论，傅斯年的许多主张，主要是为了标举史语所的学风，而不是针对一般史学的全体。除了发表《旨趣》，他还不断宣称：“研究所的宗旨，一、到处找新材料。二用新方法（科学付给之工具）整理材料。”“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拙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意，以求勿为正统汉学者误为同调。”尽管他同时认为如此才算得上是高深的研究，才能在世界学术之林争胜，但毕竟只是少数人“上达”而非“下学”的事业。他承认“近代史学，亦有其缺点，讨论史料则有余，编纂技术则不足。虽然不得谓文，但可谓之学，事实之记载则超前贤远矣。”而在历史教育的层面，傅斯年认为意义有三：一、把历史知识当作人学，了解人类及人性。二、国民训练，培养爱国心、民族性。三、认识文化演进之阶段和民族形态之述状，中国史更应注重政治、社会、文物三事之相互影响。如此，则“史学只是史料学”，虽然可以说是傅斯年史学的主导思想，却不能完整地表达其全部观念，至少有流弊匪浅的四点，未必缘于傅斯年的本意。
其一，扩张史料与新旧史料的关系。史学为综合，须先识大体，由博返约，在整体下研究局部。若由点及面，从局部看整体，甚至将局部放大为整体，则难免偏蔽，导致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突出强调扩张新材料和扩充新工具，扩大旧范围，陈寅恪等人也主张以新材料治新学问的预流，影响了整个学界的风气，不少后来者一味扩张人所不见的新材料而不读基本书，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贺昌群说：“大抵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风，一番新史料的发现，必有一番新学问的领域，能够站有新学问的领域中利用这番新材料，就是学术上的前驱者，陈寅恪先生称此为‘入流’，反乎此而不闻不问，自以为坐井可以观天者，谓之‘未入流’。但我想入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在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的问题。”高明者应延续前贤未竟之业，若一味看前人未见史料，究前人未知问题，不仅细碎，所谓找罅缝，寻破绽，觅间隙，更可悲的是所得或许不过前人唾余。
其实，无论傅斯年还是陈寅恪，都并非主张一味扩张新材料，其着重强调扩张新材料的前提，是已经读过书并掌握了基本材料，而不是未入门径的初学者。《史学方法导论》明确指出：“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对此傅斯年很有心得。
1931年2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记到：“孟真来谈古史事，尔纲也参加。孟真原文说：‘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则登时变成活的。’此意最重要。尔纲此时尚不能承受此说。”陈寅恪教书也有类似主张。他说：“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史熟。”不同研究领域的新旧材料还有所分别，如金石学：“自昔长于金石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只抄旧材料或只用旧材料而予以牵强附会的新解释，均不可取，“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
识一字成活一片，至少也有两层，其一，生材料得以连缀，其二，旧材料得以重组。前者因其片断，无从联系解释，后者虽有解释，但加入主观，与本事不能贴切。前者可以发现，后者更能进而发明。
其二，整理材料与聪明考证的关系。既然史料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具有不完整性和片断性，即使晚近史料繁多，对于事实的记载也不可能全面，不可能完整保存，不可能看法一致。那么，没有疏通，则难以连缀成篇。实事往往无实证，而有实证者又多为罗生门式的各说各话，只能前后左右，虚实互证。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说：“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络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多多少少也是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以及《<；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所说该所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显然有所局限。陈寅恪也有类似表述，陈守实记：“师于史之见解，谓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那么，单纯整理材料，如何能够“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
或者误解，以为整理材料只是一般抄录拼凑，实则傅斯年对此批评甚严。他所强调的，是“‘做实在工夫，勿作无谓辨〔辩〕论’及‘虚心整理事实，勿复盛气驰骋己见’”，但反对笨伯的考证，而主张聪明的考证。他说：“天地间的史事，可以直接证明者较少，而史学家的好事无穷，于是求证不能直接证明的，于是有聪明的考证，笨伯的考证。聪明的考证不必是，而是的考证必不是笨伯的。”抗战期间傅斯年先后为中英庚款董事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审查历史类的科学补助金，对于候选人的评议很能体现其史学观念：如龙沅“虽送来三册著作，然除绪论二叶外，皆抄撮成书，并无考辨。转徙中能抄撮成篇，固为勤勉，然其著作之能力如何，无从悬揣。列为备取，置之最末，亦无不可。然此等情形，似永无补入之望，或亦徒然也。”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一书，于抄撮常见书外，亦无所表见也。”列为乙等的李俊，“著作只是抄集，李剑农先生介绍之词，似言过其实。惟如此一长题目（《中国宰相制度》），纵二千年，精练之史学家决不敢为之。作者虽不了解此问题中各时代之细点，但抄撮尚勤，亦颇扼要，在今日一般出版水准中，此书不算坏。以此书为例，则彼之计划作‘中国选士制度考’，其结果亦必是此类之书，此虽不足名为研究，却可作为一般人参考之资也。”可见傅斯年对于以抄撮代著述的做法极不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