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刑名与宗教
文景之治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黄老之术。然而，这个道家思想的一大流派却并非常人想象的那样单纯，黄老之术不仅仅有着宗教色彩，还与政治、现实紧密相连。其中，黄老之术与法家刑名学的联系尤为紧密。
人类社会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文化的问题，时代、国家的先进或落后从来都不取决于制度，而是取决于文化。文景时代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时期，是因为当时统治阶层所宣扬的文化，以发源于道家思想的黄老之学为主，而非后世所宣讲的儒学、法家之学。
黄老之术源远流长。道家思想诞生于中国的轴心时代，这派古老的思想学说在日后的演变中大体分化成了两派，一派是老庄之学，一派就是黄老之术。相较于老庄之学，黄老之术更早地被官方接受，战国时的田齐就十分推崇黄老之术，至于老庄之学被广泛认可则要到东汉以后。
黄老之学体系庞大，涉及政治、哲学、宗教等各个领域，作为道家思想的重要派别，黄老学派自然也有代表作，就是在1973年冬天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
当然，学界目前对此书仍存在争议。按照顾颉刚的说法，这些东西全是老子学派的人伪托黄帝的名义编的。然而笔者更认同王葆玹先生的说法，王先生在其《黄老与老庄》一书中谈到：“……它（《黄帝四经》）的成书应当是在田齐桓公午即位后的几年，它的作者应当是桓公午初设稷下学宫时的稷下先生。”也就是说，黄老之术是由齐桓公时的稷下学派弘扬起来的。
由于稷下学派包容了各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比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鲁仲连，法家的慎到，墨家的宋钘，名家的尹文子，等等。这就注定了黄老之学肯定要涉及各家思想，特别是在刑名之学上，黄老学派见解独到。
帛书《黄帝四经》中的《称》篇说道：“道无始而有应。其未来也，无之。其已来，如之。有物将来，其刑先之。”《经法》篇又说：“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
意思是说，天地万物之有名是从无名中来，自然之理使人类有刑有名，而自然之理的本身却是无刑无名的，“刑名”的产生源于“顺其自然”，将这种思想拓展到治国方面，就是无为而治，并顺应自命“名”、自定“刑”的“民之自然”。
所以正是由于黄老之术的自身原因，使得它能比老庄之学更早地服务于政治。黄老之学和主张刑名学的法家思想联系一直十分紧密。法家申不害、韩非等人的思想正是出自于黄老之术，黄老学派在刑名研究上的成就尽管为老庄学派所不齿，但它确确实实是一种被设计出来为政治实践服务的理论。它所主张的顺应“民之自然”的刑名学说更是在西汉初年得到了充分实践。
关于黄老之术在刑名学上和先秦法家的区别，也就是黄老学派刑名学的特点，王葆玹先生在《黄老与老庄》一书引论部分的第一节中总结了三点。
第一，黄老之术在法律的制定方面，讲求应该顺应老百姓的愿望而不是由独裁者自行设计法律；
第二，在黄老学派眼中，法律必须对人情和社会道德、民意有所照顾，而不是严峻无私、不讲情面；
第三，黄老学派评价人的时候，会将人的才能与道德品质放在同一高度来衡量，而非重才不重德或重德不重才。
另外，王葆玹先生还提出，在黄老之学的体系中，实质上还包括某种宗教学说。这一点满足了西汉初年统治者希望利用国家宗教来维护统治的要求。
仔细想来，这样的构设实质上是完全合理的，西汉初年政局动荡，各方势力在汉帝国这棵“大树”上盘根错节，统治者一方面需要宗教来安稳——甚至可以说是来控制民众的情绪；另一方面也要通过鬼神之说来寻找一种自我安慰，并维护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而黄老之术既具有政治思想又具有哲学思想，显然是统治者的不二选择，且黄老学派自身就有依附于政治的渴望，自然是两情相悦，黄老之学的宗教性质由此奠定。
黄老之术的宗教性质最为显著的特征莫过于祭祀五帝和太（泰）一。至于封禅一事，由于西汉时期只有汉武帝举行了封禅，因而反倒显得没有郊祭那般重要。
“太一”的含义近似于上帝，而“五帝”则是指赤、黄、青、白、黑五帝，秦朝和汉初时这五帝分别在雍郡的下畤、上畤、密畤、鄜畤、北畤接受供奉，他们即是黄老宗教中的神灵和象征。
公元前205年，刘邦东征项羽失败，五十六万汉军被项羽带着三万人马击败。刘邦的老脸实在没地方搁，心灰意冷的他只能寄心于鬼神。他向周围人问起过去秦朝都祭祀哪些神灵，有人告诉他，秦朝祭祀的是白帝、青帝、黄帝、赤帝四帝，刘邦就说：“我听说天上一共有五帝，为什么秦朝只祭祀四位啊？”
众人沉默许久，刘邦也想了半天，最后说道：“想来这是天意要让我凑满‘五帝’的数啊，哈哈。”此时的刘邦因为打了败仗，自尊心大受打击，所以找着机会就要夸一夸自己，他才不管别人会不会在背后嚼舌根说他很自恋。
刘邦兴冲冲地让人修建了黑帝祠，命名为北畤，自此“雍五畤”全部建成。同时刘邦还将过去在秦朝管祭祀的官员都召集到了一起，分配给他们新的祭祀任务，叮嘱他们按时祭祀。
刘邦此举奠定了汉朝与黄老宗教的紧密联系，日后汉朝的统治者不断加强对黄老之术的推崇，频繁祭祀黄老宗教中的各路神灵，黄老之术的威望日渐增高。
黄老宗教与汉初政治的结合使得它成为了一种国家宗教，政治性更为明显。同时，黄老宗教还与东汉的道教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黄老宗教在后来被儒家取代后，经自身改造衍生出了道教，与儒家相抗衡。黄老宗教的生命力很顽强，它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
铺垫了这么多，终于要引入正题，回到文帝朝的记述上来，让我们先来看一份文帝前元十三年的诏书：“现在主管祭祀的官员祭祀太一、五帝和其他鬼神的时候，总说是百姓造成了过错和灾难，我认为这完全是胡闹，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事了。”
诏书下达之后，之前被废的齐、淮南两国所祭祀的山川神灵也被刘恒“接”到了中央政府，来按时享受祭祀。
文帝十四年，刘恒在鬼神祭祀的要求和改善措施方面，又下达了一份更为详细的诏书，诏书中说道：“自打我继承祖宗家业，掌管祭祀天地与宗庙以来，到今天已经走过十四年了，岁月悠悠，我这么一个不聪明不智慧的人却掌管天下事这么久，实在是惭愧万分。我治理的国家社会安定，百姓幸福，这几年庄稼收成也很好。”
“我这个人没啥好的德行，凭什么享受这些呢？这都是神灵的恩赐啊。”
“所以现在我要增加敬献给神灵们的祭品数量。大臣们建议我应该给‘雍五畤’增加一辆帝王的乘车，并配上全套的车马用具；给西畤、畦畤各增加一辆木雕车、四匹木马和全套的车马用具；给黄河、湫渊、汉水的神灵各加两件玉璧。其他的祭祀场所也要扩大规模，增设祭祀用品。”
“过去的君主都是广布恩泽但不求报答，进行祭祀也是为了黎民苍生而非为了满足一己之私。他们对贤能之人的推崇超过对亲人的重视，总是先考虑天下苍生再考虑自己，简直英明无比。”
“但是我最近听说，官员们每次祭奠神灵总是在给我求福，而不是祈求神灵保佑黎民百姓。我何德何能啊，真是惭愧不已。像我这么一个差劲的人却在独自享受神灵的庇护，而不能和老百姓一同分享，这实在是罪过啊。我要求以后官员祭祀光向神灵表达敬意就可以了，不要再为我求什么福运。”
这两份诏书中的信息点有三。
首先，刘恒讲到了宗教问题，也就是祭祀。
刘恒的诏书明确表达了对祭祀一事的高度重视。实质上，不论是儒家还是黄老，都是十分看重祭祀的，所谓“儒道同源”，它们都来自于殷周宗教，因而十分注重祭祀，这是殷周宗教的特点。刘恒崇尚黄老，自然也看重祭祀。
其次，刘恒将神灵凌驾于苍生之上。
毫无疑问，这是为了营造一种宗教感，同时让老百姓树立起一种对于黄老宗教的绝对崇拜，而黄老宗教是把握在刘恒手中的。因为黄老宗教的本质是服务于政治，是为了迎合执政者。所以说，刘恒要借助宗教的名义来加强对百姓的控制。
第三，刘恒借机强调了神灵的庇护应当着重在民，一方面是将自己和苍生划清界限，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高贵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尊崇黄老所提倡的顺应民意，即顺应“民之自然”，将黄老宗教定位成为民造福的工具。这样一来，作为宗教实际主宰的刘恒，也就自然而然地树立起了为民造福的形象。
刘恒频繁地在祭祀问题上进行调整，这表现了他心中对黄老宗教非同一般的重视程度。然而，文帝时期的黄老宗教却在不知不觉间走上了一条邪路。这份诏书仅仅是一个引子，在它后面，各路牛鬼蛇神都纷至沓来。我们将会看到黄老刑名学是如何在文法吏身上得到成功的实践，也能发现宗教异象背后那些方士们的身影。
黄老之术定天下
西汉自曹参执政以来，就一直秉持黄老之术来治理国家。到了刘恒执政时期，伴随着黄老之术的繁荣，黄老刑名学也登上了汉初政治的舞台。在这个问题上，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以张释之为代表的、践行黄老刑名学的文法吏的发迹。
汉代政府自高祖时期以来，从上到下都是极其推崇黄老之术的。向我们透露这个信息的人就是汉朝的第二任丞相——曹参。
在萧何还没死、丞相的宝座还和曹参没什么关系的时候，曹参在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那里做相国。当时天下初定，刘肥也很年轻，曹参作为跟着刘肥他老子打天下的功臣元老自然想扶他一把，于是召集了齐国境内所有的顶级儒生，一起开会商讨如何把齐国治理好。可惜这些儒生全都是外强中干，说大道理一套一套，要论怎样管理老百姓却没人能说出个一二三四。此时曹参听说齐国的胶西郡有一位精通黄老之术的盖公，于是向他请教。
盖公就详细地把清静无为、使民自治的一套学说给曹参讲了一遍，曹参听后大为佩服。思想上脱胎换骨的曹参从此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包括后来接替萧何担任丞相之后，他依旧是终日饮酒作乐，清静无为，一切都按萧何原来的做法办。他还劝汉惠帝不要随意改变刘邦时期的政策，所谓“萧规曹随”即是如此。
到了刘恒执政的时候，历经了三朝执政者，黄老学派的治国之术已经在中央政府取得了绝对稳固的地位。而事实也证明，出身于齐国稷下学派的黄老之术在解决汉初民穷国贫、经济萧条的问题上也确实效果非凡。推行黄老学派提倡的休养生息政策乃是大势所趋，刘恒发扬黄老治国之术则是历史的必然。
很明显，刘恒也受到了黄老之术无为、寡欲的影响，刘恒在推行新政时极力强调顺应民意，以民为本，这就是顺应“民之自然”的表现。且生活中的刘恒吃住简朴，不穷奢，不讲求繁文缛节，不设立儒家的那套仪礼，这也是寡欲。
此外，刘恒的皇后窦猗房也是一个十分尊崇黄老之术的人。她让窦氏家族的人和太子刘启都要认真读《老子》，这当然会引起一些儒生的不满。比如齐国有一个研究《诗经》的博士辕固生就十分看不起黄老之术，说了几句抱怨皇后不尊儒而尊黄老的话，引得窦猗房大怒，下令让这个不长眼的辕固生去单枪匹马地打一头野猪回来，好在此人最终得到太子刘启的暗中相助。刘启虽然也学习黄老之术，但对黄老之术喜爱之情多少要淡薄一些，比不上他的父亲。刘启赠予了辕固生一把好刀，辕固生才得以顺利杀猪归来，窦猗房一看人家成功完成自己交代的任务了，也就无可奈何，放了他一马。
前文讲过，黄老之术与先秦法家思想一样，都与刑名学的理论有关，只不过各自的具体内容稍有不同罢了。文帝朝在这种黄老刑名学理论下诞生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文法吏，这其中的一位代表就是文帝时期的廷尉张释之。
张释之是南阳郡堵阳县人，字季，年轻的时候整天和哥哥张仲生活在一起，大约张释之家里还比较有钱，张释之就因此当上了骑郎官。
西汉时期郎官都是需要花巨额钱财才能买到的。按照《汉仪注》记载，要想做常侍郎至少要五百万钱，且无固定薪水，一切用具全部要求郎官自备。因而能当郎官的除了功臣后裔和皇族姻亲以外，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想来这也算是西汉政府独特的生财之道。
做了郎官之后，张释之就成天在刘恒身边侍奉着。可大约张释之不是个机灵人，郎官当了十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更没博得刘恒的青眼。看到张释之前途无望，哥哥张仲就觉得自己的投资很失败，于是打算撤资让弟弟回家，毕竟弟弟十年来一文没挣，月月开销倒是很大，这放谁家都受不了。
张释之的伯乐就是前面出场过好几次的中郎将袁盎。按理说俩人都归郎中令管，应该是同事，但袁盎的官阶是比两千石，人家是正经高干，张释之自然不可与之相提并论。
袁盎有一天突然跑去跟刘恒说，让刘恒多注意一下张释之，并夸奖张释之腹中有韬略，只是还没有获得良机罢了。同时他还建议刘恒让张释之补一个谒者的缺，也就是主管接引宾客的皇帝侍从，官阶六百石。
一天，张释之在早朝散了后磨叽着不肯走，不停地朝刘恒那里看，刘恒很精明，知道这小子想向自己表现表现，于是就让张释之发言，同时还特别要求张释之不要讲一大堆套话空话，要从实际出发来谈。
仔细分析刘恒所说的要求，这话刘邦跟叔孙通、陆贾这些儒生们说的很像，都很直接，不要花里胡哨之乎者也的那套没用的大道理，这也说明刘邦、刘恒父子俩都具有求实精神。当然，刘恒的态度还可以和他信奉黄老、杂用霸道的治国思想联系起来，他不喜欢听人讲三皇五帝尧舜禹那些久远、无用且虚假的事情。
总之，就是要让张释之就今天朝会上讨论的问题务实发言。张释之一看，十年啊，好不容易才换来一个发言的机会，于是搜肠刮肚，把能想到的主意都说了出来。他在刘恒面前滔滔不绝，从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讲起，深刻分析了文帝朝的时局，并大胆陈述了许多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的建议。
刘恒听后大喜，当即任命张释之做了谒者仆射，也就是谒者的头领，比原来袁盎建议的官职还大了许多，官阶比千石，每天在皇帝身边迎客送客，殷勤工作。
张释之的发迹告诉我们，不论是在官场还是职场，抓住机遇是第一位的，因为机遇并不是常常都有，张释之十年才等来一个……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耐心有准备的人。
